系《小弁》于《雅》，而不与《扬之水》同列于《国风》，旌孝子之志也。东周无传《书》，而录《文侯之命》继《毕》《冏》，存周道之遗也。以平王犹有君人之道焉，故《春秋》不始平王而始于桓王。

周之下夷于列国而不可复兴，自桓王始。宗周之亡，则亡于幽王矣，平王其何咎焉？入《春秋》之三年，《经》书“天王崩”，君子之所悼也。桓王忘亲黩货，失信无刑，而周始降于列国。《春秋》书“武氏子求赙”，丧未逾年，亲遣童稚求乞诸侯，黩货辱亲，无人子之心也。《春秋》书“从王伐郑”，背先王之信，忘其有功于社稷，夺其政而又加之兵，师败身伤，为天下戮，无君人之道也。故周之降于列国，桓王为之也。于是夫子悯天下之无王，而《春秋》作。使桓王能继平王之志而成其事，《春秋》何为而作哉！

谓申侯以太子之故，与犬戎攻杀幽王者，司马迁之妄也。《诗序》称西戎、东夷交侵中国，用兵不息而抵于亡，则亡西周者戎也，申侯其何与焉？推投兔道殣之悲，原属毛离里之爱，藉令舅氏缘我以为兵端，君父由我而发大难，其不致死于申以谢先王者，无几也。“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哀哉之子！忍听母家之弑父而报以屯戍之德哉？故孟子曰：“亲亲仁也。”申生不忍明见谤之由而死于骊姬，君子曰“此其所以为恭世子”，谓其不足于孝也。故死之非难，而生之不易。幽废之余，永怀不替，逝梁发笱，遗爱弗忘，坏木无枝，且惟恐以无后为不孝之尤，平王之志苦矣。安于放以缓君父之怒，全其身以继宗佑之守，仁人之道也，故曰仁也。圣人宅心忠恕，而审用权衡，故于《小弁》存孝子之志，而于《文侯之命》幸周道之犹存也。非后世一切之论，信史氏之诬，以吹毛罗织者之得与也。

乃擿平王者又曰：弃文、武之故都于不守，东迁而王迹以息。呜呼！欲责人也必为之谋，为之谋者必其可行也，可行而不行，然后责之也未晚。今且筑九成之坛，设九摈，三揖再拜，晋彼论者而为平王谋，又将如之何邪？其致死犬戎，争一旦之命，如蔡世子有之国灭身死而不恤乎？抑将守茂草之周京，困敝而亡，如晋怀、愍之坐空城以待缚乎？李纲侥幸于孤注，而徽、钦为虏，犹自鸣为忠直。又其甚者，则如光时亨之误国陷君，而身则降贼以偷生耳。则责平王以轻弃故都者，其大概可知矣。

然则平王固与唐肃、宋高等，遂可许以仁孝而足君天下乎？夫平王之视二主，固有辨矣。其遇乱而居于外者，均也。乃于《小弁》见平王之志，则非锢父南官之心矣。于《文侯之命》而见平王之所以为东周者，固非宋高偷安江左之谋也。

功之未就者，天也。志之自立者，人也。圣人恕人于功，而原人以志。故存《小弁》于《雅》，以著西周之亡，上有失道之父，而平王惟顺之于天；录《文侯之命》于《书》以见东周之不王，下有不肖之子，而平王已尽乎人。摧于父而志不得伸，犹可以泣告于鬼神而自喻；坏于子而功不得就，乃令千秋以下，举颠越废弛之咎，归过于贻谋之不臧，君子所深悯也。记天王崩于《春秋》之始，以继《尚书》而作，圣人之情见矣。

乃周不亡于犬戎之祸，犹为弁冕本源以施于赧王也，又岂非平王不可泯之功？而晋、郑之君，赞东迁之计，“谋之其臧”，亦不可诬矣。史氏猎传闻之猥说以诬古人，世儒求备于人而乐称人之恶。折中于《诗》《书》，以求圣人之褒贬，斯以俟之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