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有云：“动人以言，其感已浅。”然而有所感者，则以感人于俄顷之间者也。生而驱之死，逸而驱之劳，分义足以动之乎？畏死惮劳之情，猝然内发者，智不及度，勇不及持。自非英豪之慷慨捐生，与贤哲之从容赴义，则固倒行于穷途，而亲上死长之情，不知其何以忘矣。于是而敷心肾肺肠以为言，振**其俄顷之耳目，以生其勃发之智勇，言之所感虽浅，而固可有功。是故虞、夏以来，无居平之诰诫，而有临事之约誓焉。

古之帝王，诚知其感之也浅，用之也惟俄顷，故其为辞也，不过激其气以使之盈，不畸重其权以使之疑。其感之也若不足，而以感也已足矣。

不激而使之盈者何也？气盈而怒，怒盈于外者，必枵于中。尝观于斗者矣，诟谇胜而拳勇衰矣。

以今观于《甘誓》《胤征》之文，简而不盈，规其长久而不畸重乎己，斯之谓体要之辞。辞之善者，君子以之动天地，而况于人乎？

禹之明德，夏道之忠敬，天下将百世戴之。不再传而有扈犯顺以抗王师，不五世而义和叛官以党后羿，恶之不胜诛者也。然而后启、胤侯之执言也，则使罪浮于言，而不穷言以浮于罪。夫亦曰彼之滔天以贯盈者，夫人知之而不俟于言也。举其大端以正有事之名，舍其一切以畜人心之怒，则气不泄于言，而勇可给于气。整齐其行陈，要戒其**戮，矜持其有余，而急缮其不足，若此者，所谓不过激其气而使之盈也。

分义者，民之均重也。权藉者，己之畸重也。为臣而犯其君，为臣而背公死党以弱王室，分义之不赦者也。分义不赦，而何有于五行、三正之精微？分义不赦，而何有于沈酒昏迷之琐屑？乃分义均重，而民喻其不赦；权藉畸重，则民且疑君之死己以自安也。俄顷之际所喻者，不敌其喻死喻劳之心，则将曰，丧君有君，而丧身无身矣。

惟是三正五行、天戒臣宪者，王为民修之，侯为民守之，民用所前而民居之自协者也。今略畸重之权，并略其均重之义，而独重其权于民，民乃晓然于众愤之不容已，而牵率君相以届民之罚。于是而人之视公战犹其私斗，非使我以一旦之肝脑易天子玉食之灵长，而不惜致死以争捣奸宄之胸矣。此所谓不畸重其权以使之疑也。

是故臣干君，则略其无将之义，而执辞以民，以谓天为民而立君，不剿民以奠君也。《甘誓》《胤征》是已。君殃民，则略殄其师之虐，而声罪以天，以谓天笃后以匡民，不残君以逞民也。《汤誓》是已。

《汤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曰“予恤民毒，不忍不正”也；曰“率割夏邑，有众率怠”，不曰“率割下国，众致其怒”也。夫乃以坚长久之义，而其权不畸。畸重于上，民以为厉己；畸重于下，民以为饵己。民犹岩也，众疑之府也，君子盖慎之已。

故于殷、周之际，而知道之降也。武王之誓，言之畸也，列纣之罪，擢发以数，而气亦竭矣。“宁执非敌”，惴惴以恐，于是而几殆矣。列纣之罪，擢发以数，斫胫剖心之无遗也。

八百济师，血流漂橹，能保匹夫匹妇之无横死于会朝，而可反唇相诘者乎？义士所以有“易暴”之歌，商洛之顽民亦且生“简迪”之怨。千里之应，捷于桴鼓，君子之言以动天地，而可不慎乎？周之誓不及殷之诰；春秋之词命不及丰、洛之誓命。盈虚生乎志气，轻重定乎权衡，义于此精，道于此立，不可诬也。

战国说士之辞，悖道而相摇以势，此意斩矣。又降而为陈琳、阮瑀之流，如健讼之魁、怒邻之妇，勃气愤盈，莠言自口，尤君子之所羞称也。下此而齐、梁之季，驰檄相夸，取青妃白，竞巧于流血涂肝之地。苟有心者，能勿触目而酸心乎！

夫古之帝王以善其言者，岂于其言而善之与？忠厚宅心，则气不盈，而不忍尽物之短；正己无求，则权不畸，而不苟幸事之成。养天下之和平，存千秋之大义，立诚以修辞，辞皆诚也。则感之者虽在俄顷，固可以昭告万世而无惭矣。孔子曰“我于辞命则未能也”，言不于辞命而求善也。

《尚书引义》卷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