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变者，因《彖传》往来上下进行内外之旨，推而见其所自变也。夫子作《彖传》于卦画已定、卦象已备、卦德已见于《彖辞》之后，而得其理焉，明此卦之所以异于彼卦者，以其爻与位之有变易也。盖自天化而言之，则万象不同之形体，大化不齐之气应，各自为道，而非繇此而变彼；而以人事之同异得失言之，则阴阳各自为类，而其相杂以互异者，惟繇情之动而往来进退于其间，数有参差，则性情功效之臧否应违以殊，非忽至无因，乃其推移之际，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也。《彖传》之以卦变言者十五：《随》曰“刚来而下柔”，《蛊》曰“刚上而柔下”，《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贲》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咸》曰“柔上而刚下”，《恒》曰“刚上而柔下”，《损》曰“其道上行”，《益》曰“自上下下”，《渐》曰“柔得位”，《涣》曰“刚来而不穷”，皆三阴三阳之卦，故古注以为自《否》《泰》而变。而先儒非之，谓《乾》《坤》合而为《否》《泰》，岂有《否》《泰》复为他卦之理！程子因谓皆自《乾》《坤》而变。然此二说相竞，以名之异，而非实之有异也。若泛言自乾坤而变，则六十二卦皆《乾》《坤》所摩**而成。若以《随》《蛊》之属刚柔之上下言之，则所谓自《乾》《坤》变者，亦下《乾》上《坤》、下《坤》上《乾》之谓。从三画而言则谓之《乾》《坤》，从六画而言则为《否》《泰》，其实一也。三画之《乾》《坤》，或成象于内，或成象于外，各从其类而不杂者，则为《否》《泰》，离其类而相离，则为《随》《蛊》。以下十八卦，纯者其常，杂者其变，故《否》《泰》非变，而余卦为变。故《彖传》之理，多以《否》之变为得，《泰》之变为失。玩《传》自见其义，不当疑《否》《泰》之不足于变也。变者，象变也。象不成乎《否》《泰》即其变，非谓既《否》既《泰》而又变为他也。以揲蓍求之，其理自见。乃若《无妄》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大畜》曰“刚上”，《晋》《睽》《鼎》皆曰“柔进而上行”，则又非《乾》《坤》也，非《否》《泰》也。《无妄》者，《遁》之刚自外来也。《大畜》者，《大壮》之刚上也。《晋》者，《观》之柔进五也。《睽》者，《大畜》之柔上进也。《鼎》者，《巽》之柔上行也。此又一义。为《遁》，为《大壮》，为《观》，则阴阳虽畸胜，而犹从其类，亦纯象也。为《无妄》，为《大畜》，为《晋》，则杂也。惟《睽》为《大畜》之变，其义稍远；而《鼎》《革》为《巽》《离》之变，又别为一义。要此诸卦，皆相杂而难乎取象。变易之极，非固然之体撰，则有彼卦稍有移易而又别为一道之理。从其变而观之，以审进退升降于几微，穷人情物理之致，《易》之所为屡迁而忧其介也。若上下秩然而成章，阴阳相比而定位，则道之常也，象之有定也，不复论其变矣。乃朱子谓一卦而六十三卦皆可变，其说本自焦赣。赣之为术，博衍蓍策，九、六变动而为四千九十六之占辞，繁冗重复，而究不足以尽天道人事无穷之理数，以为忧悔吝而补过之明鉴，姑不具论；即其所云变者，以筮法动爻言之，非谓卦之固有此也。且如《贲》之《彖》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言《贲》也，非言《泰》也。《周易启蒙》谓六爻不变则占本卦《彖》辞，是《贲》之《彖》非以占《泰》二、上两爻之变也明甚，恶得谓一卦之变六十四卦乎？此焦氏之说与《启蒙》固相矛盾，奈之何曲徇而两存之也？一卦而六十三变，《春秋传》有其文。盖夏、商之季，《易》道衰，而筮氏以其小智，为游移不定之占，以求亿中。文王演《周易》，尽废日者之术，归之易简。孔子所传者，文王之《易》，焦赣所演者，夏、商日者之《易》也。论文、周、孔子之《易》，而以日者之术乱之，奚可哉！篇中于《随》《蛊》卦言《泰》《否》之变，《无妄》《大畜》《晋》《睽》《鼎》《革》各殊其说，玩爻象而宗二圣之指，不知其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