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虽然，抑问筮以何为，而所筮者何人何事邪？至哉张子之言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然非张子之创说也。《礼》：筮人之问筮者曰，义与？志与？义则筮，志则否。文王、周公之彝训，垂于筮氏之官守且然，而况君子之有为有行，而就天化以尽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吉凶难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难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吉凶，两端而已。吉则顺受，凶无可违焉，乐天知命而不忧。前知之而可不忧，即不前知之，而固无所容其忧。凶之大者极于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恶用知其早暮哉！惟夫得失者，统此一仁义为立人之道，而差之毫厘者谬以千里，虽圣人且有疑焉。一介之从违，生天下之险阻，其初几也隐，其后应也不测，诚之必几，神之不可度也。故曰：“明于忧患与故。”又曰：“忧悔吝者存乎介。”一刚一柔，一进一退，一屈一伸，阴阳之动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造化之权衡；操之于微芒，而吉凶分涂之后，人尚莫测其所自致。故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内以知惧，此则筮者筮吉凶于得失之几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盗贼可就以问利害。而世所传邵子牡丹之荣悴，瓷枕之全毁，亦何用知之以渎神化哉！是知占者即微言大义之所存，崇德广业之所慎，不可云徒以占吉凶，而非学者之先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