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造成日本制造业丑闻不断发生还有共性和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过去曾支撑日本制造业不断改善、走向强盛的产业和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其一，泡沫经济崩溃之后，20世纪60、70年代曾在日本蓬勃兴起的企业家精神也跟着走向衰退，如今，像松下幸之助、丰田喜一郎、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等领军创业人物，可以说已经非常鲜见。而日本制造业自泡沫崩溃开始，也在整体趋势上从过去那种进攻型转向防守型态势，这正如日本家电行业一度出现集体性败退的景象。

其二，传统生产方式也在向新生产方式转型。曾领先世界的日本生产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也走向衰落——曾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归纳为日本制造模式竞争力源泉的“精益生产方式”（TPS），遭遇到全球模块化浪潮的猛烈冲击。德国大众推出了平台化新战略、美国苹果公司建构起全球产业链，这些新商业模式均对日本制造形成重压，曾号称拥有“磨合型”优势的日本制造业，一度陷入了模式发展困境。如手机行业出现所谓“孤岛化”趋势，很快就几乎全军覆没；曾占全球半壁江山的半导体产业，也出现竞争力大幅衰退的趋势；即便是最后一块“高地”的汽车产业，丰田、日产、本田等巨头也纷纷被迫实施战略转型，它们逐步放弃了过去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体制，开始走向平台化战略。正如丰田汽车新近才推出的TNGA平台，其模块化转型比大众汽车整整迟到了20年。

其三，近年来日本基础研究水平也出现下滑趋势，理工科学生也呈现减少之势，各种专业人才开始转向短缺。而且，大学和企业也似乎不再热衷于基础科学，而是更看重短期效果，甚至也出现了“小保方”造假事件，于是，基础科学研究呈现了整体滑坡的趋势。日本诺贝尔获得者大隅良典发出了如此担心，今后“日本人可能不会再得诺贝尔奖”。这是日本科学基础研究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

最后，日本制造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转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近年来日本企业也更加强调股东利益，越加类似于欧美企业模式。过去，企业经营层更重视长期经营，为此会不断强调质量管理。但如今，过去那种非常普及的、一点一滴式的质量改善活动（QC）已经难觅其踪。企业高管更加关注各种财务报表，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上升。这正如小松公司原会长坂根正弘所指出的，“质量问题已很难再提交董事会层面讨论”，而是更多的“放权给基层处理”。

其次，企业用工体制发生巨变，从根本上瓦解了质量改善的基础动力。1995年，日本大企业联合会经团联提出了“新日本式经营”。这之后，曾被OECD盛赞的“日本三大经营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已经黯淡无光。非正式员工的队伍日渐庞大，如今已逼近全部就业人口的40%左右。作为派遣员工，他们很难再对企业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对企业技术进步、产品质量等已经毫无兴趣可言。即便是那些正式员工，也因企业经营业绩下滑或经营模式转型而面临更大的被解雇风险，其参与企业质量管理活动的热情大为减退。此外，被称作“团块”一代的原有熟练技术人员也已大量退休。因此，从“人的因素”来看，日本企业质量水平滑坡也是必然的。

再次，全球化经营的深化也带来了日本管理者走向趋同世界的特征，而且，部分超大企业还形成了经营者傲慢态度。以神户制钢所为例，早在1999年该公司就曝出向特殊股东输送利益的丑闻，2003年又被曝工厂排放污染问题、2006年工厂排水土壤污染问题等，但该公司历任高层并没有引以为戒，强化企业风险危机管理，而是不断采取隐瞒掩盖手段，没有把社会责任和监督置于应有高度。无独有偶，几乎与神钢同时曝光车检丑闻的日产汽车，最初记者会上西川广人社长甚至没有表现出“谢罪”态度。《日本经济新闻》甚至还披露出，“日产遭曝光后仍由无资格人员进行车检”。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革命的新时代，一场更深刻的生产方式革命以及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呼之欲出，继续躺在过去的光环之下显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召唤。

（本章内容刊载在《现代日本经济》2018年第4期《日本制造业新特征及其转型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