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财政如何重建，而其根源正是老龄少子化问题，这既是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主因，也是今后发展的最大风险。2015年日本主权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已高达231%，位列发达国家之首，其净债务GDP比也达126%。[1]为了克服严峻的财政困境，2012年日本政界曾打破朝野局限，达成消费增税的共识。但事实表明，消费增税严重打击了消费，致使2014年的经济增长转为负值。而且，日趋严重的老龄少子化趋势，对以消费增税实现财政重建的计划形成严峻考验：因为即便今后日本经济每年名义增长3%、消费税10%，税收也赶不上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二者缺口仍在10万亿日元。因此，必须在社会保障领域实施彻底改革，如调整养老金支付方式与额度等，若继续传统的寅吃卯粮方式，日本政府的财政重建梦终将破碎。

其次，结构失衡问题也是威胁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以通货再胀为理论基础的“安倍经济学”的改革药方，显然与长期通缩的日本经济是“对症”的。但，本应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改革框架，却表现出了“央行独舞”的显著特征。三年多来，“安倍经济学”改革成果主要依靠日本银行的QQE，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带来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涨。但这种“金融独行”势必将遭遇政策效果的天花板，今年1月，黑田被迫亮出“负利率”政策措施就是明证。安倍一直高调宣称“经济增长是本届内的阁核心任务”，但事实上，经济增长更是其维持内阁支持率的有效工具。他并未践行“要做强大钻头，冲破既得利益的坚硬磐石”的诺言，在医疗、农业以及社保改革等规制较多的领域，仍未见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不仅如此，有限的政府预算甚至被用于政治拉票，如2015年补充预算案中特别设定3300亿日元低收入老人补助金，这显然是针对2016年夏季选举的“选票预算”。如今，日本版QQE的负面作用开始发酵，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债等金融产品的功能正在丧失，二是“双宽松”面临“出口”难题，三是财政危机风险不断加大。

再次，改革后续政策如何“落地”也是问题。仅就安倍内阁新近推出的“新三支箭”而言，这种剑指育儿与护理，显然在大方向仍是正确的，因为少子老龄化正是日本经济的“病灶”所在。但是，靓丽的目标却面对着极其严峻的现实。以“2020年实现名义GDP达到600万亿日元”为例，这需要今后年均超过3%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却是过去20年一直没有实现的目标。在如“综合出生率要达到1.8”的目标，事实上到2014年为止的40年中，日本新生儿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而且，当前1.4的出生率已经维持了20年之久。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这将是“安倍经济学”后续政策的严峻考验。

再次，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是“安倍经济学”必须克服的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才解决了三大过剩现象——债务过剩、设备过剩和雇佣过剩。但同一时期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与IT革命，却令日本企业逐步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加之日本企业一度执迷于自我技术优势，步入了“孤岛化”误区，其产品与技术一度出现严重与国际标准脱钩的现象，导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TFP）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国。另外，老龄少子化问题日趋凸显，代表经济实力的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逐步降到0%的水平。今后，日本必须实施规制缓和、税制改革等结构改革，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这是日本摆脱通缩的最佳途径。另外，还需要大幅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推动严重滞后的对内直接投资，促使日本企业扩大国内设备投资，避免产业空洞化。

最后，外部风险也是日本经济必须面对的。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摆脱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本更是如此。表面上看，日本的出口占GDP比重在G7中倒数第二，似乎并不十分依赖海外。但从外需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来看，日本则位居第一，高达26%，甚至远远领先于第二位德国的19%（1995—2009年数据）。[2]究其原因：其一，日本资源短缺，几乎所有生产资料都依赖进口，尽管其金额不高；其二，日本是对外投资大国，2015年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特别是以制造业投资为特征，日企普遍采取的“地产地销”与“全球布局”战略也把日本经济与世界紧紧绑在一起，如2014年日本企业的海外盈利高达6.5万亿日元。[3]另外，海外投资者动向也成为影响日本经济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12—2015年，海外投资者净买入了18.5万亿日元的股票，这相当于东京股票交易的70%[4]，如全球最大政府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2015年底所持有的日本股票已达5.95万亿日元。[5]

油价波动、经济危机甚至是一场政治波动，全球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恐怕都会影响到日本经济。以石油价格为例，本来原油下跌对于能源全部进口的日本而言是个利好消息，但当原油跌破30美元之后，竟然拖累了日本股市，只是日本股价下降，其原因是沙特、科威特等产油国的政府基金持有大量的日企股票，而本国财政恶化正在迫使其“出货”。同样，最近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也威胁着日本经济，所以，以邻为壑的措施是日本经济政策的大忌。

（本章内容刊载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注释

[1]財務省.『日本の財政関係資料』2016年2月，p8.

[2]星岳雄.『何が日本の経済成長を止めたのか?』，総合研究所（NIRA）2011年1月，p9.

[3]日经中文网《日本海外子公司2014年盈利6.5万亿日元》，2015年5月6日 :http://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14246-20150506.html。

[4]华尔街见闻《逃离日本！460亿美元资金大撤退》2016年4月11日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34709。

[5]日本経済新聞.『ノルウェー政府系ファンド日本株保有6兆円に迫る』2016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