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前,曾经就日苏领土问题提出具体的方案。1990年1月16日,叶利钦访日时发表讲话,“如果像一部分人所提出那样,把四岛让渡给日本,我国人民肯定会把这样的领导人赶下台。日本国民要抱有这种信赖与确信,就是这个问题在解决,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停滞。另一方面对于我国人民来说,这方面的社会舆论在逐渐形成。”[30]他提出的分阶段解决方案为:第一阶段,苏方公开承认日苏间存在领土问题。第二阶段,宣布千岛群岛南部四岛为向日本开放的自由企业活动地区。第三阶段,岛上实行非军事化。第四阶段,苏联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第五阶段,经过15—20年时间实现上述四个阶段后,新一代政治家们,把各个岛屿设置在苏日的共同管理下,或发表具有自由地位的独立宣言,或把各岛让渡给日本,在三种方案中探索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法。[31]
新的俄罗斯领导人如同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样,并不否认双方存在领土纠纷问题,也同意双方根据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就该问题举行谈判,但是在谈判中也绝不让步。日方对于1956年《日苏联和宣言》有关领土条款内容存在不同解释,认为,“正常外交关系以后恢复缔结和约的谈判”,是指双方继续就返还国后岛、择捉岛问题进行谈判。而俄方对此完全否认,认为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不涉及国后岛、择捉岛问题。
1993年10月11—13日,叶利钦总统首次正式访日。双方最终发表《东京宣言》阐述为:“双方共同认为,在两国关系上必须克服过去困难遗产,就有关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择捉岛归属问题进行认真交涉。双方共同认为该问题站在历史的、法律的事实之上,两国间达成一致的各文件及法律与正义原则基础上解决,为尽快缔结和平条约继续交涉,进一步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32]关于叶利钦提出根据“法律和正义”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日方解释为,所谓法律是指归还齿舞、色丹,所谓正义是指归还国后、择捉。俄方则解释为,所谓以“法律和正义原则”解决,就是要经过双方谈判,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或者说要经过讨价还价来实现。叶利钦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日俄领土问题应该在“法律和正义原则”下解决,实质上是对日方提出立即返还“北方四岛”主张的反驳。1991年9月,叶利钦总统致函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就提出以“法律和正义原则”实行分阶段解决两国之间的有关领土问题争端。
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内阁上台以后,外务省官员围绕“北方领土”问题力图探索新的思路,1997年8月12日形成正式文件,题目为“领土问题解决今后政策选择路线”。该文件称:坚持返还四岛为最终目标方针,通过首脑会谈协商主权问题的同时,在四岛上采用“共同活动”试图扩大我方存在,比以前迈出更大步伐选择路线,给予如下准备。(促进北方四岛融入现在北海道经济圈,扩大我方存在,应认为是通向返还之路,为此“共同活动”是必要的,“陆上”与“海上”比较更加复杂,工作框架内交涉,那种“不接触”管辖权形式解决肯定是困难的。)[33]该文件设置如下三条选择路线。
第一草案 和平条约[34]
——四岛主权确认(潜在主权)
——X年俄罗斯的施政(齿舞、色丹不即时返还)
即俄罗斯承认日本对四岛拥有潜在主权时,缔结两国和平条约。另外,缔结和平条约后“X年”间,日方承认俄方在“北方四岛”施政属于合法的。该草案里写在括弧里的“齿舞、色丹不立即返还”部分。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里,明确记载缔结两国和平条约后,齿舞群岛、色丹岛返还日本。草案承认俄罗斯对“北方四岛”一定期间内施政权是合法,那么意味日方不得不放弃《日苏联合宣言》里“缔结和平条约后返还两岛”。
第二草案 第二共同宣言[35]
——返还齿舞、色丹
——将继续协商国后、择捉
——可能限制的方向性(例如,延续1855年条约处理)
——X年后解决
——俄罗斯施政
第一草案事实上放弃了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第二草案的思路则以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为线索打开突破口。草案为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第九条款规定,齿舞群岛、色丹岛在缔结和平条约后立即返还日本。国后岛、择捉岛的归属“继续协商”处理。这时候提出“沿用1855年条约处理”,即按照日本要求划定国境线,限定择捉岛与国后岛之间确定方向。
第三草案 共同声明[36]
——四岛继续协商
——某种方向性,比东京宣言更加前进(例如,明确1956年共同宣言的规定和早期解决国后岛、择捉岛。)
——X年后解决
——(共同施政)
“X年后”解决,确定期限是为了保证有关北方四岛继续协商,这样内容应包括在两国发表的共同声明里。在该草案的“注”记载:
要确定继续协商的“方向”,如不接受的话,不承认俄方的施政权,而是选择要求共同施政权。
日本外务省制定的这三份草案里,重要的共同点为,在北方四岛尚未返还日本阶段,考虑承认俄方的施政权行为合法化。这意味着日本对“北方领土”问题政策出现巨大转变。
1998年4月川奈举行的日俄首脑非正式会谈上,桥本龙太郎向叶利钦提出新建议,俄方表示回去研究后答复,关于桥本新提议内容仍然是迷,但是日本各大媒体报道称,新提议采用依据“划定国境线方式”解决两国之间“北方领土”问题,然后缔结两国和平条约。这就是说,采取了上述草案第二套路线。
1998年11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正式访俄时,叶利钦向小渊惠三递交了“对桥本首相提议的答复”。俄方指出:“川奈提议实际上意味着俄罗斯承认日本在千岛群岛南部的主权。这已被认为是日本政府采用极端方法解决问题的对策。该提议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遵守双方都能够接受‘不损害双方政治立场’的原则。对于这一提议,我方确实无论社会舆论还是议会都是不能接受的。”[37]俄方对桥本提议给予明确的拒绝。
2000年7月,日本外务省就“北方领土”问题交涉方针进行深入讨论后,确认以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为交涉出发点,后来被称为“两岛先行返还论”,但是这样主张又担心会引起误解为只返还两岛而结束交涉,所以称为“阶段性解决论”。
所谓“阶段性解决论”,是按照1997年8月外务省文件第二草案制定的。即(1)俄罗斯要承认齿舞群岛、色丹岛为日本领土。(2)根据情况,齿舞群岛、色丹岛在缔结两国和平条约前返还给日本,双方先缔结中间条约。(3)就有关国后岛、择捉岛归属问题进行交涉。(4)确认四岛归属日本时,双方缔结和平条约。
“阶段性解决论”反映出日本要突破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有关领土问题条款。主张缔结和平条约前,先将齿舞群岛、色丹岛返还日本,为此缔结所谓中间条约。主张返还国后岛、择捉岛后,才缔结两国和平条约,这样显然大大超出《日苏共同宣言》有关领土问题条款规定内容了。
2000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访日。普京在与森喜朗首相会谈上,主动提及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表示“我是站在确认宣言的立场。过去存在否认(宣言)事实,但是我不这样考虑。根据以往谈判成果为基础进行谈判,我们没有疑义的。”[38]普京的主动姿态,使日方兴奋并达到愿望。
2001年3月,森喜朗与普京在伊尔库茨克举行正式首脑会谈。森喜朗向普京递交新提议,并且解释说:“缔结和平条约同时返还(齿舞、色丹)两岛,就国后岛、择捉岛的归属问题对话,是一部车的两个轮子。返还四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将来都是日本人考虑的。”[39]普京立即指出:“在共同宣言里没有记载国后岛、择捉岛”,讨论有关国后岛、择捉岛的归属问题,这是直接践踏了共同宣言。[40]这表明日本上述策划,被普京拒绝了!
2001年10月,上海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期间,在小泉纯一郎与普京举行的首脑会谈上,小泉表示:“先前如不解决四岛归属问题就不能对话,这样就不能前进。相互立场对话不能前进。我的考虑为,是否可以将齿舞、色丹和国后、择捉并行讨论?”[41]对此普京表示:“在整体上理解首相的考虑,这样并行的对话也是可以的。”[42]普京接受“北方四岛”并行讨论的建议,使日方感到十分兴奋!但是,当人们关注小泉内阁推进双方关系发展时,2004年2月7日,日本所谓“北方领土日”,小泉却发表态度非常强硬的讲话:俄罗斯应当清楚,如不归还日本的“北方四岛”,那么双边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43]此言使两国先前各种努力,瞬间完全消失,两国关系又回到原点僵持局面。
2006年12月13日,日本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外相麻生太郎突然讲:“讨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岛屿,却没有把土地面积考虑在内,这是不能够接受的。”[44]麻生“面积平分”之说,或意味着日本对策转变。
综上所述,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有关领土条款存在不同解释余地,造成此后双方纠纷不断。俄方的意图为缔结和约后返还两岛,而日方从初期就不接受,提出所谓“继续谈判”,意图为返还四岛。随着此后国际环境变化,俄方提出返还两岛的新条件、领土问题解决完毕、领土条款已经过时等主张;而日方则坚持返还四岛不动摇,不断坚持与俄方沟通,甚至提出突破原框架的建议。
注释
[1]本节发表于《日本研究》2013年2期。
[2]松本俊一:《モスクワにかける虹——日ソ国交回復秘録》,東京,朝日新聞社,1966年,第42頁。
[3]松本俊一:《モスクワにかける虹——日ソ国交回復秘録》,東京,朝日新聞社,1966年,第43頁。
[4]松本俊一:《モスクワにかける虹——日ソ国交回復秘録》,東京,朝日新聞社,1966年,第50頁。
[5]鹿岛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781—782頁。
[6]田中孝彦著:《日ソ国交回復の史的研究——戦後日ソ関係の起点:1945—1956》,東京,有斐閣,1993年,第275頁。
[7]鹿岛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783頁。
[8]NHK日ソプロジエクト編:《こわがソ連の対日外交だ——秘録·北方領土交涉》,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1年,第155頁。
[9]NHK日ソプロジエクト編:《こわがソ連の対日外交だ——秘録·北方領土交涉》,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1年,第156頁。
[10]NHK日ソプロジエクト編:《こわがソ連の対日外交だ——秘録·北方領土交涉》,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1年,第156頁。
[11]田中孝彦:《日ソ国交回復の史的研究——戦後日ソ関係の起点:1945—1956》,東京,有斐閣,1993年,第289頁。
[12]田中孝彦:《日ソ国交回復の史的研究——戦後日ソ関係の起点:1945—1956》,東京,有斐閣,1993年,第291頁。
[13]鸠山一郎著、复旦大学历史系译:《鸠山一郎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1页。
[14]鸠山一郎著、复旦大学历史系译:《鸠山一郎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232页。
[15]田中孝彦:《日ソ国交回復の史的研究——戦後日ソ関係の起点:1945—1956》,東京,有斐閣,1993年,第300—301頁。
[16]鹿岛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784—786頁。
[17]末澤畅二、茂田宏、川端一郎編:《日露(ソ連)基本文書·資料集》(改訂版),東京,RPプリソティソゲ,2003年,第160頁。
[18]末澤畅二、茂田宏、川端一郎編:《日露(ソ連)基本文書·資料集》(改訂版),東京,RPプリソティソゲ,第163頁。
[19]末澤畅二、茂田宏、川端一郎編:《日露(ソ連)基本文書·資料集》(改訂版),東京,RPプリソティソゲ,第160頁。
[20]和田春樹:《北方領土問題——歷史と未来》,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年,第279頁。
[21]ボリス·スラビンスキー、营野敏子訳:《無知の代償——ソ連の対日政策》,東京,人間の科学社,1991年,第191頁。
[22]鹿岛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3)(1971—1980年),東京,原書房,1985年,第526頁。
[23]久保田正明:《クレムリンの使節——北方領土交涉1955—1983》,東京,文兿春秋,1983年,第234頁。
[24]久保田正明:《クレムリンの使節——北方領土交涉1955—1983》,東京,文兿春秋,1983年,第241頁。
[25]鹿岛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3)(1971—1980年),第660頁。
[26]末澤畅二、茂田宏、川端一郎編:《日露(ソ連)基本文書·資料集》(改訂版),東京,RPプリソティソゲ,第260~261頁。
[27]末澤畅二、茂田宏、川端一郎編:《日露(ソ連)基本文書·資料集》(改訂版),東京,RPプリソティソゲ,第261頁。
[28]末澤畅二、茂田宏、川端一郎編:《日露(ソ連)基本文書·資料集》(改訂版),東京,RPプリソティソゲ,第254頁。
[29]NHK日ソプロジエクト編:《こわがソ連の対日外交だ——秘録·北方領土交涉》,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1年,第242頁。
[30]国際シンポジゥム組織委員会編:《エリッィンの対日政策》,東京,人間の科学社,1992年,第306—307頁。
[31]末澤畅二、茂田宏、川端一郎編:《日露(ソ連)基本文書·資料集》(改訂版),2003年,東京,RPプリソティソゲ,第250頁。
[32]末澤畅二、茂田宏、川端一郎編:《日露(ソ連)基本文書·資料集》(改訂版),2003年,東京,RPプリソティソゲ,第287頁。
[33]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156頁。
[34]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156—158頁。
[35]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158—159頁。
[36]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160—161頁。
[37]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51頁。
[38]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99頁。
[39]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314頁。
[40]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315頁。
[41]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333頁。
[42]佐藤和雄、駶木明義:《検証日露首腦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333頁。
[43]央视国际2004年02月07日,赵玮宁:《小泉称决心与俄罗斯解决“北方四岛”问题 》。
[44]中国新闻网,2006年12月15日,张庆华:《日外相麻生太郎提议同俄罗斯平分北方四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