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后，中苏关系明显得到加强，特别是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支援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在民族危急时刻走向全民族大联合，出现了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另外，由于日本没有按西方国家所希望那样，占领中国东北后继续北上进攻苏联，而是南下与它们争夺中国关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势力范围，使它们对日本侵华行径越来越表现出不满。面对这一形势，日本统治当局除了加强在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外，对苏联采取了更加强硬政策。日本这种强硬政策，一是要继续利用对苏强硬政策，迫使苏联方面再一次对日本侵华行径采取“不干涉”政策，即以攻为守的目的。二是要利用对苏强硬政策，制造更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烟幕，以转移西方国家的视线，进一步换取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行径推行绥靖主义政策。

日本对苏强硬政策主要表现为，在伪“满洲国”与苏联、外蒙古相接触地区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实际上，随着日本侵略势力扩展到上述地区后，双方的各种冲突就已经不断出现，但是规模都比较小。然而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后，一方面把大量军事力量投入中国关内战场，另一方面又在上述地区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这难道真如一些学者，特别是苏联学者所认为是，日本要“北进”进攻苏联吗？本书认为，这是日本对苏强硬政策的表现。这种大规模武装冲突最典型为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

日军挑起张鼓峰事件时，正是中日两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张鼓峰位于今天吉林省珲春市与俄罗斯相邻地区。1938年7月31日晚，日本以苏军入侵为由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并取得初期胜利。然而经过几天调兵遣将后，8月6日苏军以数倍兵力展开大反攻。8月10日在莫斯科，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被迫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正式签订停战协议，苏军又恢复原来控制局面。据日方资料统计，日军参战的第19师团各部队伤亡达1440人（其中死亡526人），在张鼓峰事件的最激烈战斗时，参战的步兵第75连队伤亡达708人（其中战死241人），即该连队官兵半数以上遭到伤亡。[20]

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张鼓峰事件是驻外军官独断开战问题。日本驻朝鲜第19师团在事件之前就已经制定：“如果苏方不按我方要求执行，我方断然以武力将苏军驱逐到边境线以外”的方针。[21]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独断决定开战，结果遭到惨败，本应该实行军法处理，但是事件过后他却正常调转了结此事。日军驻外军官独断决定开战，实质上并非真正的独断决定，而是得到军方上层人士的默许。例如，在张鼓峰事件爆发之前，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已经制定了以第19师团为主力的攻击苏军作战计划。日本统治集团上层人士所担心的是，下层军官不了解整个对外侵略计划，盲目扩大那些计划中规定不应该扩大的战火，使整个对外侵略计划受到影响。对苏军发动武装挑衅，是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计划中的一环，日本统治阶级集团上层并没有制止一系列的武装挑衅事件。另外，日本统治集团对于驻外军官独断决定开战事件，主要看其是否有扩大的必要，或者是否有扩大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有这种必要或条件就极力支持，例如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件、七七事件等。如果没有这种必要或条件，就极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例如日军发动的一系列对苏军的武装挑衅事件。所以不能完全孤立地看待日军驻外军官的独断决定开战问题。

张鼓峰事件惨败后，日本军方对此进行总结教训，认为选择挑起冲突的地点错误。因为苏联在靠近沿海地区的防御是坚固的，所以应该选择“敌人没有预想到进攻”的地区进行攻击。这样，日本方面选择的下一个目标为苏军防御比较弱的中蒙边境，即诺门坎地区。诺门坎地区是内蒙古海拉尔以南约200公里的地区。1939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向所属部队下令，各边防部队司令官有权自行确定“满”蒙的边界线。对于苏联及外蒙古军队敢于越过边界线的“不法行为”，各边防部队应该以“彻底惩罚”。如果在袭击并歼灭越境的苏军或外蒙古军时，可以“暂时进入联国境内”。[22]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下，1939年5月11日，日军在“满”蒙边界诺门坎地区，以外蒙古军入侵伪“满洲国”为由，对外蒙古军队发动进攻，很快苏军参加战斗。

5月13日，日军驻海拉尔第23师团调动军队扩大参战人员，日军很快攻入外蒙古地区并扩大占领区。为了打击日军侵略势力，苏联方面决定派遣朱可夫指挥战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兵遣将，充分准备后，从8月20日起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反攻。苏军投入诺门坎事件的兵力，是日军参战兵力的三倍。当时苏军能在远离铁路干线终点750公里的开阔地带完成大兵团作战的后勤补给工作，使日本陆军感到惊慌失措。结果日本军队再一次遭到更大惨败。8月31日，苏蒙军队追击到中蒙边境地区停止战斗，诺门坎武装冲突就此结束。关于诺门坎事件中日本方面参加作战的人数，在各国学者发表的著作中记载存在不同。如日本学者林三朗著《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中认为，在诺门坎事件中，日军参战人员为15975人，共战死4786人、伤5455人、失踪639人、患病1340人，损失率达80%。[23]俄罗斯学者鲍利斯·斯拉布斯基著《通向日苏战争之路》记载，按照日本方面正式发表，日军投入诺门坎战斗为76000人，其中战死、伤病达18000人；按照苏联方面资料统计，日军战死至少18300人、被俘虏为464人。[24]中国学者厉春鹏等五人著《诺门罕战争》记载，根据参战的日军第6军军医部编制的诺门坎事件日军伤亡调查表，日军死亡为7696人、负伤为8647人、失踪为1021人、共计为17364人。据1966年10月12日，日本靖国神社举行诺门坎事件战役慰灵祭的报道，阵亡日军为18000人。本书认为，诺门坎事件中日军各种伤亡人数应该超过4万。[25]可以看出，有关日军参加诺门坎事件的兵力及伤亡人数，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差距很大。当然日本学者要尽量把统计数字说小，而俄罗斯学者则尽量把统计数字说大，我们中国学者也只能根据日苏两国资料而估计。本书不想就此问题做出一个估计数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损失是惨重的。

在诺门坎事件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日苏双方都不希望把武装冲突扩大成为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如在诺门坎事件最为激烈时，日本东京方面也严格限制关东军不要使用飞机对外蒙古地区的苏联飞机场进行轰炸，担心因此引起日苏间全面战争。同样苏联在全面大反击时，没有按照常规乘胜追击，而是追击到中蒙边境线就立即停止，也担心会引起日苏间全面战争。所以本书认为，无论从日本侵华战争的全局看，还是从诺门坎事件本身看，仅能说诺门坎事件是日苏间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还不能说是一场真正意义的两国间战争。

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事先与法西斯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议》，然而就在8月23日，即诺门坎事件中苏军向日军发动大规模反攻的第三天，日本最可信赖的盟国，竟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妄图利用德国牵制苏联，减少苏联对自己压力，便于推行扩大侵华战争的阴谋破产。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惨败，不仅说明日本对苏武装挑衅政策的失败，而且也说明借对苏强硬政策来掩护其侵华行径已无法坚持下去了。以诺门坎事件停战为标志，日苏两国进入调整关系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30年代由于日本不断扩大在华侵略范围，使东北亚地区中、日、苏三国关系发生变化。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对苏联势力采取谨慎地排除政策，避免刺激引来苏联“干涉”，另一方面又打出反苏反共旗号，以换取西方国家对其行径的绥靖主义政策。苏联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方面对日本侵华行经采取“不干涉”政策，进而提出缔结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以避免日本北进侵略，另一方面主动改善与中国关系，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减少自己的压力，与此同时乘中国危难之际控制中国新疆、占领中国外蒙古，扩大自己防线，在自己远东领土加强军事力量。苏联所为使日本采取与德国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企图东西两侧牵制苏联力量便于各自扩大侵略，并终于发动了七七事变。为摆脱东西夹击趋势，苏联采取公开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力量。对此日本采取了对苏强硬政策。中国蒋介石政府本质上是反苏反共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其将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干涉”上，但是在这种希望破灭后，被迫与苏联缓和关系，希望借用苏联帮助坚持抗日战争。当然中国方面希望苏联能够提供更多帮助，而苏联仅提供援助却绝不直接参战。最终因日本对苏强硬政策的失败，日苏两国进入调整关系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更困难时期。在30年代的中、日、苏三国关系转化过程中，中国由于国际地位的限制，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注释

[1]本节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期。

[2]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5年，第126頁。

[3]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5年，第128頁。

[4]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编：《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国際政治31），有斐阁，1966年，第106頁。

[5]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编：《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国際政治31），有斐阁，1966年，第124頁。

[6]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编：《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国際政治31），有斐阁，1966年，第132頁。

[7]森岛守人著、联泰译：《阴谋暗杀军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8]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45頁。

[9]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第9卷——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3册》，1975年版，第215页。

[10]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65頁。

[11]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条約の研究》、南窓社会，1985年，第40頁。

[12]《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112页。

[13]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87頁。

[14]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5]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17頁。

[16]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17]平井友義：《三十年代ソビエト外交の研究》，有斐阁，平成五年，第114頁。

[18]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9]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20]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21]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编：《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国際政治31），有斐阁，1966年，第111頁。

[22]平井友義：《三十年代ソビエト外交の研究》，有斐阁，平成五年，第106頁。

[23]林三郎著、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24]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75頁。

[25]厉春鹏等著：《诺门罕战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