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显现了家族国家观的巨大威力。进入昭和时代，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为了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实现长期以来对外扩张的梦想，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同时，也将日本国民拖上战车。在战争体制下，国家要求国民彻底抛弃个人的自由，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制统治。为了使这种体制正当化，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对家族国家观的宣传和鼓吹愈演愈烈。

1937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文部省思想局为强化国民思想统制，进行战争动员，发布了《国体之本义》；1941年，文部省教育局广泛发行了堪称《国体之本义》之姊妹篇的小册子《臣民之道》；1942年，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又发表了《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在这些出版物当中，极力鼓吹家族国家是国体的精华，“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永远进行统治，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以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挥克忠克孝之美德，是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是我国永远不变之大本”[4]；宣扬“所谓日本是家族国家，并非把家集中起来形成国家，而是国就是家，各个家族作为国之本而存在”[5]；强调天皇与国民是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和家族父子关系，“我国是奉皇室为宗家，古往今来以天皇为中心的君臣一体的大家族国家”，“皇室是臣民的宗家，是国民生活的中心。臣民以对祖先之敬慕之情崇奉祖先之皇室”，“义为君臣，情为父子”。[6]法西斯军国主义者进行这些宣传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国民恪守“臣民之道”，就是要忠君爱国，舍我去私。这样，国民生活皆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服务于战争。《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被作为家族国家观的经典。如果说在此之前家族国家观是由官僚、学者积极提倡，并适应了天皇制统治，从而成为国民道德教育基本理念的话，那么，这三种出版物所反映出的家庭国家观则完全是国家战时国民动员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战时国民思想统治的工具。经过国家舆论的广泛宣传，比过去井上哲次郎、穗积八束等人的鼓吹更直接、更露骨，影响也更广。这些出版物的发行表明，家族国家观已经从意识形态领域教化国民的需要发展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并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中枢的位置。

自此以后，为了控制国民和进行战争动员，军国主义政权又接二连三地发布“家庭战阵训”“母亲战阵训”等各种训令，令国民反复诵读，严格遵守，使全社会都弥漫着家族国家的气氛，家族国家观被发展到极致。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人们将天皇奉为神和父亲，只要是天皇的诏敕和来自军国主义政权的声音，人们都毫无疑问的支持与盲从。当无数青年男子怀着忠君爱国的狂热在战场上虐杀、残害他国人民的时候，法西斯妇女团体“大日本妇人会”动员了全国2000万妇女及其家庭参加“大政翼赞”运动，支援战争，承担后方生产的重担，连结婚、生育都被赋予“报国”的使命。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在战败前提出“一亿总动员”“一亿总玉碎”口号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家族国家观把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功能运用于国家政治，将家族道德作为促进国民认同国家权力的媒介和手段，使家族不仅仅作为血缘的关系而存在，还作为具有国家的政治关系、国家的伦理道德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法律关系而存在，位于这种种关系之顶端的就是集父权、君权、神权于一身的天皇。虽然家族国家观的论点未明文写进近代法律条文之中，但却以伦理道德的体系确立了天皇的权威，使法律成为道德的一部分。家族国家观不过是天皇万世一系之国体观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大杂烩，其核心是忠君爱国，其实质是为维护天皇制统治和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舆论工具。本来，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传统家族的本来面貌在迅速消失，在这种形势下，家族国家观反而甚嚣尘上，极大地毒害了日本人的思想，造成几代日本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