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日本研究院自成立时起，就有一个学术方面的不成文的“尊老设想”，即帮助每位老先生出一本文集。对于在教研园地劳作一生的教师来说，这益于他们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更好地总结与回味其中的甘苦得失，应是一个不错的精神慰藉。同时，对繁荣本院的学术也不无裨益。我在日研院成立之前已经退休，早已荣升为“老先生”。至今退休更历21年，日研院也四易领导，但每任院长都一如既往地鼓励和关心我出文集事，而我却一直惭愧地未予响应。主要原因是，我对自己已发表和出版的东西不满意者居多，觉得还是“无为而治”较好：其有价值者自有读者问津赐阅；其无价值者任其湮灭又何足惜。此观点或近偏颇，却是我的真实想法。

不过，对于《严修东游日记点注》我却情有独钟，一直希望在我尚能饭亦能思时，尽早地出一个增订版。原因如下：一，该书出版后援引者较多，有同行甚至以其为主要素材撰成博士或硕士论文，说明其史料价值不菲。二，该书涉及人物较多，但由于初版时资料条件所限，有不少重要人物未能注出。对这笔欠账，注者耿然于心，垂老难忘。三，该书个别文句的标点和个别人物的注释有误，亟须改正。四，更重要的是，南开大学2019年将迎来百年校庆，再版“校父”重要著作，体会他当年追求与推动教育近代化的苦心和努力，应具重要意义。

我最近读到一则史料，说是1930年3月14日，即严修逝世的一周年之日，日本教育界的一批精英人士在东京为他举行了追思会（追思兼及1927年逝世的前教育总长范源濂和1918年逝世的前驻日使馆官员、严修长子严智崇），当时的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也与会致悼。说明他改进与发展中国教育的苦心孤诣和不懈努力，不仅为国人所感慨，也赢得了日本人士的赞许和敬重。作为后来者，我们应珍视他的这份精神遗产并予以发扬光大。

历经长年的搜求积累，《严修东游日记点注》此次增订，除得以改正不妥与错误之处外，新增了人物注释128条。加上初版注释的223条，共有人物注释351条。这样，注释的人物占人名索引中所列500人的七成。大凡重要的人物，尽管详略不一，大体都作了注释。我想，这不仅为阅读本书的读者带来便利，也或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严修及其社会关系、近代教育、留日学生等多种课题，提供一种可资参考的资料。当然，仍会有不妥、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读者方家有以教之。

我今行年八十有一，回顾所学，了无所成。却也像大学问家一样，患上不治的眼疾，几乎瞎眼，且有随时瞎眼的可能。——如是我闻。此情此景之下，出版此书殊非易事。

本书的出版有如所述，赖有日本研究院历任院长杨栋梁教授、李卓教授、宋志勇教授、刘岳兵教授的关心和鞭策。本书虽为“自选集”，但我力有不逮，实赖赵德宇教授一一过目选拣，编辑成书，其耗时费力，可以想见。郑昭辉副研究馆员将数十万字的文稿录入，校阅，往复传送者数次，其不惮繁难如此！我和玉敏对电脑功能所知百无一二，书稿图文中窘于表现的各种难题全靠小郑老师一力解决。天津社科院万鲁健校友，曾帮助查对书中的一个重要人名，并帮助搜集一天津人物的相关资料。最后，本书文字大多曾经发表，“昨日黄花”能以新姿再开，更仰赖于江苏人民出版社及本书责任编辑史雪莲女士的扶植和点化之功。在此书付梓之际，谨向以上各位同仁敬致谢忱！

女儿武焰在我罹患严重的眼疾之后，不辞烦劳，长期而频繁地带我求医诊治。今天我还能以病眼余光一瞥自己的书稿，是和她的悉心照料分不开的。借此机会也对她聊表谢意。

武安隆 2018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