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町人阶层愈不甘心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元禄前后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四民平等的主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商人在社会上作用的肯定。如出身长崎通事（译员）的学者西川如见（1648—1724）在《町人囊》说，商人虽位于四民之末，但它能滋润天下万物，[175]对于天子、诸侯等都是有用的。这种思想不仅商人出身的作家中有，而且在儒者中也有。如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说，百工乃天下之要，认为商业活动是社会所必需的。荻生徂徕说：“农者耕田，养育世人；工者作器，供给世人；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缺一则国土不存矣。”[176]这些显然是对商人社会作用的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政治要求。

町人思想成长的第二种表现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例如近松门左卫门说：“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177]西川如见说：“人类毕竟无尊卑之理，微贱者虽身居陋屋，心却在万人之上。”[178]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1685—1744）更明确地站在商人立场，认为商人行业不应鄙视，它不为私利私欲，而有公益性质。经商有助于天下，商人的利益不可耻。[179]他说：“《大学》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岂有士农工商之别？”[180]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1608—1648）也认为，人“虽有五等之位，尊卑大小之别，但其身却毫无差别”[181]。因此，“万民皆是天地之子，人人皆为兄弟”[182]。他的门人熊泽藩山（1615—1691）发展了他的思想，说：“人，皆为天地之子孙，岂有卑贱者？”[183]这些阳明学派对封建等级的否定，比之完全站在商人立场上的石田梅岩，尽管在思想上还有差距，但在反映商人要求的愿望方面，却有着一致性。这说明商人在经济领域内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町人思想成长的第三种表现是，要求与武士阶级平等观念的产生。在石田梅岩看来，“营利，乃商人之道”。“如果说营利为‘欲’而不是‘道’，那么孔子又是如何使子贡为其弟子的呢？子贡以孔子之道用于买卖，他不营利岂能致富？商人的营利与士之食禄相同，不营利，有如士之无禄。”[184]这就把商人的营利行为与武士的受禄等同起来了。因而他主张：“士农工商有助天下之治，无四民则无助。治四民为君职，助君为四民之职。士为有位之臣，农为草莽之臣，商工为市井之臣。”[185]这种思想是对封建“四民”等级的否定。此外，井原西鹤著《世间胸算用》（《世上如意算盘》）中，还提出了“在任何一国，没有金钱，便谈不到自由”的思想。[186]近松在其戏曲作品中，通过登场人物，轻蔑地讥讽了统治阶级。如《情死天网岛》的剧中人就宣称：“这里的商人虽说不带刀，但这里大批的新银光泽，也足够把刀刃扭弯。”《夕雾阿波鸣门》中的人物更说出：“即使不指名大小，也要使那些大官和少爷们不敢吭气。这些人比起京都、大阪商人的谁家也不如，即使是武士，也别想我输给他。”[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