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奇的洗衣机和挣钱的机器人

让我们揍我们的祖母吧

有一次我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课，谈到那些大的制药企业几乎不对贫困人群所专有的疾病做任何研究，包括疟疾、睡眠疾病等。

一位坐在前排的学生义愤填膺地喊道：“我们应该揍他们!”

“是吗？”我说，“我正要去诺华(诺华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士的大型制药企业)做一个演讲，如果你能告诉我，我究竟该揍谁以及打了他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回报的话，我倒愿意试一试。我究竟应该揍谁呢？是在那里工作的每一个人吗？”

“不不不，”他说，“只揍他们的老板。”

“哦，好啊，他们的老板是丹尼尔·瓦塞拉，我认识他。那么如果我遇到他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打他的脸？我打了他之后事情就会变好了吗？他就会变成一个好的老板，然后认识到他应该改变公司的研发方向吗？”

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回答道：“不，你应该揍他们的董事会成员。”

“是吗？这个建议倒是很有趣，我在下午会给他们的董事会做演讲，所以我应该在上午见到丹尼尔的时候保持冷静，而在下午的时候去揍他们的每一个董事会成员，对吗？我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揍到他们每一个人，现场也有保安，所以我能打到3到4个人。但是我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你认为这样就会使得董事会成员改变他们的研发方向吗？”

“不，”第三个同学发言了，“诺华是一家上市公司，并不是他们的老板或者董事会成员在决定研发方向，而是他们的股东。如果董事会改变了研发方向，他们的股东就会重新选出一个新的董事会。”

“非常正确，”我说，“是他们的股东希望这个公司把研发经费投入有钱人才有的疾病上。只有这样，他们的股票才能够获得好的回报。”

所以他们的员工、老板以及董事会都没有错。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看着学生们说，“谁是这些大型制药企业的股东呢？”

一个学生耸耸肩回答道：“是那些有钱人呗。”

“不对。这些大型制药企业的股票都是非常稳健的股票。当股票市场上下波动或者原油价格跌宕起伏的时候，制药企业的股票通常都会保持稳定。很多其他行业的公司会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涨跌。但是患者们永远需要得到治疗，所以制药公司的股票可以长期提供稳定的回报，那么到底谁是这些业绩稳定的公司的股东呢？”

这群年轻的学生看着我，脸上写满了困惑。

“是那些退休基金。”

学生们都沉默了。

“所以这次我去诺华制药厂的时候不需要揍任何人，因为我不会见到他们的股东，但是你们却会见到这家企业的股东。这个周末，等你们回家去看望你们的祖母的时候，你应该揍她才对。如果你非要找出罪魁祸首的话，那么就应当找那些老年人，因为是他们对稳定的股票的贪婪需求导致了这一切。

“你记得去年夏天当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的祖母给了你一些零花钱吗？那么你应该把这个零花钱还给她，她应该把这笔钱还给诺华，并且要求他们将钱投资到穷人疾病的研究中。也许你已经把这笔钱花掉了，那么你应该揍你自己才对。”

归咎他人的本能

当坏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试图找到一个清晰而简单的理由去责怪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咎于人的本能。有一次，当我在一个酒店洗澡的时候，我把热水开关的把手开到了最大的位置，但是水并没有变热。过了一会儿，滚烫的水涌出，我被烫了一下。在那一瞬间，我很愤怒，我觉得一定是水管工做了错误的工作，或者酒店的经理没有做好冷热水的管理，或者是因为隔壁的客人用了太多的冷水。这就是我归咎于人的本能。但是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没有人有意想给我造成伤害。除了我自己，也并没有别人的疏忽大意给我造成伤害。我本应该逐步地调大热水的开关，并且耐心地等待一下。

当有坏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很自然想到，一定是有其他人故意做坏事。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有人利用权力或者手段，才能够使得事情发生，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会让人感到不可预测、令人困惑和非常可怕。

归咎他人的本能使我们夸大了个人或某个团体的重要性。这种本能总是驱使我们去找到一个被责怪的对象，而使我们忽略了对这个世界的真相的理解。当我们过分执着于指责他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自己的重点，同时丧失了学习能力。像前面的例子，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究竟该揍谁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止思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这就大大地降低了我们真正解决问题或者预防问题的能力。

比如一起空难发生了，如果大家都忙于指责飞行员由于打瞌睡而造成了这起空难，就不会花费精力去研究造成这起空难的真正原因，也无法找到未来能够成功预防空难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止步于指责打瞌睡的飞行员，而不是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的话，我们就不会获得任何进步。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问题而言，我们不能停止于找到替罪羊，而应该观察理解产生问题的整个系统。

当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这种本能往往也会被激发出来。我们通常会认为是某个人、某个团体或某个简单的原因，造成了这一好的结果，而忽略了背后复杂的真相。

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你必须真正地理解这个世界，仅仅跟随你那归咎于人的本能是不能得到任何帮助的。

指责他人的游戏

对他人的指责往往能够揭示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当我们在寻找替罪羊的时候，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内心早已存在的思维模式。让我们看看我们经常习惯于责备的几个人群：无良的商人、说谎的记者以及外国人。

无良的商人

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客观地分析和思考问题，但是尽管如此，我也经常被自己的本能所淹没。可能是因为我看了太多动画片，受到了唐老鸭那富有又贪婪的舅舅的影响，使我倾向于认为商人总是贪婪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像我的那些学生一样，简单地把缺乏药品的问题归咎于大型制药厂的贪婪。很多年前，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我去对一起合同招标(安哥拉的疟疾疫苗项目)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本能地对投标的企业产生了怀疑。招标合同的数字很奇怪，这使我怀疑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肯定是投标的企业耍了花样，想来欺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是我一定会把它们揪出来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招标的方式进行医药采购。中标的大药厂可以获得十年的采购合同。由于采购期限长且采购规模大，这使得教科文组织的采购合同对很多大药厂都非常有吸引力，它们宁愿为此降低价格来获得这样长期的合同。然而在这个案例中，有一家很小的名叫利沃制药厂的家族企业，其总部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卢加诺地区，他们给出的报价非常低，甚至低于制造这种药物的原材料价格。

我的工作就是去具体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先飞到了瑞士的苏黎世，然后转搭一架小型飞机到达了卢加诺的小机场。我以为这家制药厂会派一辆很小的车来接我，没想到他们却派出了豪华轿车，并且把我安置在了当地一家超豪华的酒店。我被酒店的豪华程度震惊，以至于我在给太太阿格尼塔打电话的时候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对她说：“房间里的床单都是丝绸的!”

第二天早晨，我被带去参观工厂。我和工厂经理握手，然后就直奔主题。我问他：“你们是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采购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药片后包装到药瓶里面，接着把药瓶打包装到盒子里面，再把盒子整体装进集装箱，最后用集装箱运到热那亚。你们怎么能做到用比原材料成本还要低的价格完成这一切呢？难道你们从匈牙利采购的原材料价格比别人低吗？”

工厂经理告诉我：“我们的采购价格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我问他：“你们派了一辆豪华轿车来接我，那么你们怎么赚钱呢？”

他笑了，对我说：“我们是这样做的：几年前，我们就认为工业机器人将要彻底改变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经过自主研发，建立了自己的新型工厂，全部用机器人来进行药品的包装制造。同行业的那些大药厂，它们的自动化水平和我们相比而言，简直就像手工作坊一样。所以当我们下订单给布达佩斯采购原材料之后，星期一早上6点原材料就通过火车运到了我们这里的车站。到星期三下午，安哥拉整整一年所需要用的药品量已经被生产出来准备装船了。在星期四的早晨，它们就会抵达热那亚的港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采购专员将会检查这批药品的质量，然后签收，并且在当天付款到我们在瑞士苏黎世银行的账户。”

“但你们的销售价格可是低于原材料的成本啊!”我打断他说道。

“你说得对，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供应商给了我们30天的账期，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用了四天就向我们付款，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资金在途的这26天时间来赚取利息。”

原来如此，我无言以对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有这样一种做法。

当我很直接地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好人，而制药厂是坏人的时候，我的思维就停止在这一点，而不再去深究其他的可能性。我对中小型企业的创造能力一无所知。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好人，只是它们压低生产成本的能力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说谎的记者们

无论是对政治家还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指责记者们不说实话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前几章中，我似乎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与其简单地指责记者不说实话，我们还不如仔细地反思一下，为什么媒体一定要给我们反映一个扭曲的世界？是记者们刻意为之吗？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那些刻意制造假新闻的事件，因为那和我们想要说的主题无关，而且我也不认为是那些假新闻造成了我们扭曲的世界观，因为我们并不是刚刚开始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认识，而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2013年，我们在网上向全球公布各种测试题目的结果。那些结论很快就成为BBC和CNN的头条报道。这两家媒体频道把我们的测试题在它们的网站上向公众公布，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自己做测试，并且他们得到了数以千计的留言，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的测试结果如此差。

其中有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打赌媒体人一定通不过这项测试。

我们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然后决定来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调查公司告诉我们，要想对记者群体做这样专门的测试是不可能的，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媒体的老板愿意让他们接受这样的测试。当然，我非常理解这一点，没有人希望他们自己的权威被质疑，更何况如果测试的结果证实这些专家记者知道的并不比大猩猩更多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然而我的性格就是如此，人们越是告诉我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就越想去试一试。我的日程表中正好排进了两个媒体界的会议，所以我带着我们的投票设备去参加了会议。由于我的演讲时间只有20分钟，所以我不能问所有的问题，但是我选择了一些问题来问参会的记者们。下面就是测试的结果。我也对一个专门拍摄纪录片的制作人群体进行了测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共广播公司(PBS)、《国家地理》杂志和探索频道等知名的媒体。

看起来这些记者和电影制作人并不比一般的大众知道得多，而且他们的答案也并不比大猩猩更好。

如果这个测试结果反映了新闻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的普遍现象的话，我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记者中的其他群体会比接受过测试的群体水平更高，或者能够在测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说记者们是有意误导我们，或者对我们撒谎。当他们在悲伤的钢琴曲的背景音乐下，用严肃沉重的语气向我们介绍人口危机、自然灾害或者两极分化的世界的时候，他们自己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们本身并没有任何恶意，也没有想故意误导我们，所以责怪他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只不过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误解而已。

记者群体的测试结果是灾难性的，其糟糕程度就好像一场空难一样。但是简单地指责这些记者和在空难中简单地归咎于打瞌睡的飞行员是一样毫无意义的。相反地，我们应该去寻找答案，究竟为什么记者们会有这样一个扭曲的世界观？(答案是因为他们也是常人，他们也有着夸大事实的本能。)以及哪些系统性的因素会促使他们去推广这样扭曲的世界观和过分夸大的新闻？(至少一部分的答案是，他们必须和其他的媒体竞争读者的注意力。)

当我们彻底理解了这点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要想让媒体改变他们报道世界的方式从而向我们反映一个真实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你不可能在柏林随手拍几张快照就用它们来给你做导航系统，帮助你在整个城市漫游一样，你也不可能指望媒体来给你提供实事求是的世界观。

难民

2015年，有4000名难民在试图用橡皮艇偷渡到欧洲的过程中，在地中海溺水而亡。很多儿童的尸体照片被发布了出来，这激起了人们的恐惧和同情。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呀。当我们在享受着收入水平第四级的舒适生活的时候，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种事怎么能够发生呢？我们应该责怪谁呢？

我们很快找到了替罪羊，就是那些贪婪和残忍的偷渡贩子。他们骗了这些绝望的家庭，让他们用每人1000欧元的代价，买了船票，登上了致命的橡皮艇。当我们看到欧洲的救援艇从开放海域救出落水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停止了进一步的思考。

但是究竟为什么这些难民不能坐飞机去欧洲呢？他们为什么不能乘坐每天往返于利比亚和土耳其的渡轮来到欧洲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交给这些偷渡贩子并登上危险的橡皮艇呢？毕竟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从叙利亚这种战乱的国家逃来的难民是可以在欧洲享受庇护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询问了记者朋友们和其他相关人士。然而他们所有人给我的答案都很不靠谱。

也许他们买不起机票？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他们每人都花了1000欧元去登上橡皮艇。我上网查了一下，有大量的土耳其到瑞典或者利比亚到伦敦的机票，价格甚至低于50欧元。

也许他们无法到达机场？这也不是真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到达了土耳其或者黎巴嫩，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机场。事实是，他们买得起机票，他们的飞机也有很多座位，但是在登机的柜台，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阻止了他们，不允许他们上飞机。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议会从2001年起就决定打击非法移民。这项决议规定任何航空公司或者渡轮公司，如果他们送来了入境手续不全的非法移民的话，他们必须负担把这个人遣送回国的所有费用。当然这项决议也明确地表示并不适用于那些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逃到欧洲的难民，而仅仅适用于非法移民。然而这种规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航空公司的登机柜台，工作人员仅仅有45秒的时间来判断面前的人究竟是非法移民还是难民，这种事儿即使是大使馆也要花8个月才能做出判断。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对所有的航空公司和渡轮公司而言，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拒绝没有签证的人登机或登船。然而对于难民来说，要想获得一张去欧洲的签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土耳其和利比亚的欧洲大使馆，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这些签证申请。从叙利亚来的难民们，虽然理论上拥有到达欧洲并获得庇护的权利，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坐飞机或者渡轮到达欧洲，而偷渡则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那么他们为什么非要坐橡皮艇这么危险的交通工具呢？这也是由于欧盟的政策。因为欧盟的政策规定，所有偷渡来欧洲的船只一经发现将全部被没收。所以这些渡海的工具只能用一次。而偷渡贩子们不可能负担得起安全的船只。像1943年那样，从丹麦运送了7220名犹太难民到瑞典的捕鱼船，对于这些偷渡贩子来说是不可能负担得起的。

欧洲的政府签署了日内瓦公约，赋予了饱经战乱的国家的难民寻求庇护的权利，但是我们的移民政策却使得日内瓦公约的实现成了问题，这客观上造就了偷渡的市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人们如果不是因为思维受到了阻碍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一点。

我们总是有一种归咎他人的本能，却很少反省自身。我认为聪明善良的人通常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很难发现是我们自己的移民政策导致了这些难民的丧生。

外国人

你还记得在前面第五章我们提到的那位印度官员吗？他理直气壮地反驳了西方世界对印度和中国造成了气候变暖的指责。我用那个案例向大家说明了人均指标的重要性。但同时它也体现了当我们倾向于归咎他人的时候就会停止思考事情真正的原因，也不会对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全面分析。

在西方世界，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经济发展造成了气候改变，以及他们的人民应当降低生活水平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温哥华科技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全球趋势的演讲。当时一位女同学带着绝望的语气说：“他们不应当这样生活，我们不能允许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他们的大气排放将会杀死这颗星球。”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言论，就好像西方人手里拿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其他国家几十亿人的生命一样。我环顾四周，发现她周围的同学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们都对她的观点表示同意。

大气层中积累的二氧化碳气体都是在过去的50年间由那些收入水平进入第四级的国家排放的。加拿大的人均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仍然是中国的两倍、印度的八倍。事实上，你知道每年燃烧掉的化石燃料中有多少是由全球最富裕的10亿人燃烧的吗？超过一半。然后全球次一等富裕的10亿人，烧掉了剩余化石燃料的一半。以此类推，世界上最贫穷的10亿人用掉的化石燃料，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一。

地球上最贫穷的10亿人口，要奋斗20年的时间才能够从收入水平的第一级进入第二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将增加两个百分点。要想进步到收入水平第三级和第四级，他们需要再奋斗几十年。

看到这些真实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西方人是多么轻易地就会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别人。我们经常会说“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生活”，然而正确的说法则应该是“我们不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生活”。

外国的疾病

人体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肤。在现代的特效药被发明出来之前，最恐怖的一种皮肤病就是梅毒。一开始患者只是觉得皮肤很痒，然后这种皮肤病就会逐渐向内部侵蚀肌肉和骨骼，直到人体的骨架。这种可怕的疾病在不同的国家被称作不同的名字。在俄罗斯，它被称作波兰病；在波兰，它被称作德国病；在德国，它被称作法国病；在法国，它被称作意大利病；在意大利，他们称之为法国病。

寻找替罪羊似乎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天性，因此我们很难想象瑞典人会把这种病称作瑞典病，或者俄罗斯人把这种病称作俄罗斯病。我们永远都需要去责怪其他人。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外国人得了这种病，那么我们就会很愉快地责怪他们整个国家，并给这种病起一个外国名字。而我们做出这些指责，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证据。

指责和邀功

这种归咎他人的本能使得我们过分夸大了个人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政治领袖们和企业领导者们经常为自己邀功，吹嘘自己做出了多么多么大的贡献。

人们通常认为教皇对全世界10亿基督教徒起着巨大的影响，并且他对人们的**方式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事实却是，尽管连续几任的教皇都严厉谴责避孕措施的使用，而统计数据却表明，在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中有60%的人会采用避孕措施，而在其他国家中，58%的人会采用避孕措施，换句话讲，没有什么区别。教皇是这个世界上最突出的道德领袖。但是这些拥有强大政治权力和道德权威的领袖，似乎也无法影响到千家万户的卧室。

在琳达修女的门背面

在最贫穷的非洲农村地区，仍然是很多修女在做着日常的健康医疗工作。在非洲，我和这些聪明能干并且非常务实的妇女成了好朋友和工作伙伴。

琳达修女是我在坦桑尼亚工作时认识的，她非常敬业，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总是穿着一袭黑衣，每天都祈祷三次。她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只有当她给患者做健康咨询的时候，才会把门关上。在这扇门的外面，是一幅教皇的画像。有一天，我和她走进她的办公室，开始讨论一个敏感的话题。琳达修女站了起来，把门关上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办公室门的背面。门背后挂着数百个**的袋子。当琳达修女转过身看见我脸上惊讶的表情的时候，她笑了。她对我说：“这里的家庭需要这些**去防止艾滋病，也要防止怀孕。”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

关于堕胎的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直到今天，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妇女成为禁止堕胎政策的受害者。当堕胎被认定为非法的时候，它并不能阻止堕胎，而只是把人们驱赶向了更加危险的堕胎方式，并且增加了妇女的死亡率。

真正的英雄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说，我们不应当将坏的结果归咎于某一个人，而应该检查整个系统。我认为有两个系统是我们应该感谢的，它们是人类成功背后的无名英雄。比起那些风光无限的政治领袖，它们虽然默默无闻，却对人类进步起到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应当为它们游行庆祝，这两位无名英雄就是组织机构和科学技术。

组织机构

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极少数长期受战乱困扰的国家，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它们有英明的领袖还是平庸的领导，都毫无例外地取得了进步。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领导人的作用究竟有多么重要。答案恐怕是并不重要。是广大的人民建造了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进步。

有时当我在清晨打开水龙头，热水自动流出，这一切对我而言，就像魔法一样，我不得不默默地赞美那些制造了这个奇迹的工人：那些水管工。我总是随时随地充满了莫名的感激。我要感谢那些城市的环卫工人、护士、教师、律师、警察、消防队员、电气工程师、会计师和服务员，是他们构建了整个人类社会，是他们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机构。我们人类社会取得的进步都应当归功于这些无名英雄。

2014年，我去利比里亚帮助那里的人们对抗埃博拉病毒，那时我很害怕埃博拉病毒不能够及时得到控制，有可能会散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可能会造成10亿人以上的死亡，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造成最大伤害的一种传染病。然而我们最终战胜了埃博拉病毒。我们能够取胜，并不是因为有某一位领袖人物的英明领导，也不是因为某个组织(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孤军奋战，而是因为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当地健康工作者的勤奋工作。他们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社会活动，教育大家要改变土葬的习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垂危的病人，他们竭尽全力去找到并隔离那些曾经和埃博拉患者接触过的人。这是极其辛苦、危险，而且又细致的工作。这些充满了勇气和耐心的普通工作人员，创造了一个有效协作的人类社会，并成功地拯救了整个世界。

科学技术

工业革命拯救了数以十亿计的生命。这并非因为工业革命产生了很多伟大的领袖，而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像化学清洁剂之类能够在自动洗衣机中消毒的产品，从而大大地改进了人类生活的卫生条件。

我在四岁那年才第一次看见我的母亲开始使用洗衣机。那一天对我的母亲而言是一个伟大的节日，她和我的父亲努力攒了好几年的钱才能够买得起一台洗衣机。我的奶奶也被隆重地邀请去参观了新的洗衣机，她甚至比我的母亲更加激动。因为她一辈子都是在用木柴烧火，用手洗衣物。现在她只需要站在一边看着电力驱动着一切，完成所有的工作。她很兴奋地坐在一个椅子上，亲眼看着洗衣机完成了洗衣物的全部工作。对她而言，洗衣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对我的母亲和我也同样是个奇迹。洗衣机就像一个充满了魔法的机器。因为在那天，我的妈妈第一次对我说：“汉斯，我们已经把衣物装到了洗衣机里面，现在洗衣机会做所有的工作，我们可以去图书馆了。”这台拥有魔法似的洗衣机装进去的是衣物，而流出来的是我们可以去图书馆的自由时间。我要感谢工业化的进程，也要感谢钢铁厂，感谢发电站，感谢那些化学生产的工厂。是它们给了我们更多读书的时间。

在当今的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可以买得起洗衣机，从而给了这些家庭的母亲读书的时间。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家庭中，总是母亲们来做洗衣物的工作。

事实问题12：

全世界有多少人能够使用电？

□　A.20%

□　B.50%

□　C.80%

电力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需要，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类，包括收入水平在第二级、第三级和第四级的人，都已经能够使用电了。然而只有1/4的人答对了这个答案。就像其他很多问题一样，最乐观的答案就是最正确的答案。80%的人类已经可以使用电。对于有些人而言，电力可能是不稳定的，而且经常会停电，但是整个世界正在进步。家家户户都在享受着日新月异的进步。

所以我们应当正视现实，理解那50亿仍然用双手洗衣的人的真正需求。如果我们期望他们自愿地降低经济发展速度，那简直是彻底的胡思乱想。他们和你们一样，想要洗衣机、电灯、体面的下水系统、储存食物的冰箱，还有眼镜、胰岛素以及便利的交通工具。

除非你愿意放弃所有这些东西，重新开始用手洗你的牛仔裤和你的床单，否则你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别人去这样生活，难道不是吗？仅仅寄希望于找到替罪羊来责备，并且希望他们来为气候变暖承担责任是于事无补的，倒不如我们认真研究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必须集中精力研究新技术，使得地球上未来的110亿人都能够共同奋斗而进入收入水平的第四级。

我们应当责备谁呢

世界上的大药厂都缺乏针对穷人特有疾病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责备药厂的老板、董事长或者股东。即使我们谴责他们，也将于事无补。

同样地，我们也不应当责备媒体对我们撒谎(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故意撒谎)或者给我们一个扭曲的世界观(大多数情况下，事实如此，但他们并非有意为之)。我们也不应当指责专家们过度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领域而把事情搞砸了(这虽然有时会发生，但专家们的初衷一般都是好的)。事实上，我们不应当为任何事责怪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原因是当我们找到了替罪羊的时候，我们就停止思考了。而事实往往非常复杂，往往存在系统性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的话，你必须深刻地理解它的运行规律，而不是简单地考虑究竟该责怪谁。

实事求是的方法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是当人们开始找替罪羊的时候，你应该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并且能够记起，简单地归咎他人只会使你把握不住问题的真正要点，并且无法集中注意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要想控制归咎他人的本能，你应该停止寻找替罪羊。

·寻找原因，而不是寻找坏人。当坏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试图去责怪任何个人或群体。首先接受没有人刻意为之这个事实。然后努力去理解这一事情发生背后的系统性原因。

·寻找系统，而不是寻找英雄。当有人号称自己做了什么伟大的业绩的时候，问问自己，如果没有这个人，是否这件事情仍然可以发生？通常是整个系统的有效运行使得好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