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已经持续了将近六个星期，苏丹变得不耐烦了。他的大炮已经毁坏了城墙上的很多地方，但是，他所指挥的一切攻击，到目前为止都被顽强地击退了。对一个统帅来说，现在只剩下两种可能：不是放弃包围，就是在经过无数次小规模袭击之后，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总攻。穆罕默德把他手下的帕夏们召集起来举行作战会议，然后他用热切的意志战胜了一切顾虑。这次决定性的大总攻被定在了5月29日，苏丹以他一贯的果断作风进行着战前的准备工作。他下令举行一次节日庆典，十五万人的部队，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全都必须完成伊斯兰教规定的一切节庆礼仪——七种洗身[54]、白天举行三次隆重的大规模礼拜[55]。所有现存的火药和石弹都已运来用于炮火强攻，以便为攻城铺平道路。各个部队都被分配了攻击任务。穆罕默德从清晨忙到深夜，片刻不歇。他骑着马，沿着从黄金角到马尔马拉海的广大阵地，从一个营帐走到另一个营帐，到处亲自给指挥员鼓气和激励士兵。不过，作为一个通晓别人心理的人，他知道怎样才能最有效地煽动起十五万人的高昂斗志。他许下了一项可怕的诺言，后来他也完全履行了这项诺言，这既给他带来了荣誉，也给他带来了耻辱。他的传令官敲着鼓、吹着号，四处去宣读这一诺言：“穆罕默德以真主的名义，以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的名义和四千名先知[56]的名义发誓，他还用他的父亲穆拉德苏丹的灵魂，用他自己孩子的头颅和他的弯刀保证，在攻陷拜占庭以后，他允许他的部队尽情劫掠三天，不受任何限制。城墙之内的所有一切：家什器具和财物，饰物和珠宝，钱币和金银，男人、女人、孩子都属于取胜的士兵们，而他本人则放弃所有这些东西，他只求得到征服东罗马帝国这座最后堡垒的荣誉。”

士兵们用疯狂的欢呼声接受了这样一个狂暴任性的谕令。那雷鸣般的欢呼声，还有数千人高呼“Allah-il-Allah”[57]的祈祷声，就如同一阵风暴向惊恐不安的城市卷去。“Jagma，Jagma”[58]，这个词已经成了战场上的口号，它随着战鼓回**，随着铜钹和军号齐鸣。到了夜里，军营里一片节日的灯海。被困者胆战心惊地从自己的城墙上看着平原和山丘上点燃起无数的灯光和火把，敌人吹着笛子，敲着战鼓和手鼓，在取得胜利以前就大肆庆祝胜利；那场面恰似异教徒祭司在献上牺牲之前举行的那种极其嘈杂的仪式。但是到了午夜时分，所有的灯火又都按照穆罕默德的命令突然一下子全部熄灭，几千人的热烈声响戛然而止。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与令人不安的黑暗，带着决然的威胁，对于那些心神不定、侧耳谛听的人来说，要远比那喧嚣灯火中的疯狂欢呼来得更为可怖。

圣索非亚教堂里的最后一次弥撒

无需探子和倒戈投诚者，被困在城里的人们就很清楚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知道，穆罕默德已经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那种肩负巨大义务并且面临巨大危险的不祥预感，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压在整座城市的上空。这些平时四分五裂、陷于宗教纷争的居民，在这最后几个小时里聚在了一起——总是等到大难临头之际，世间才会出现空前的团结场面。东罗马的巴塞勒斯[59]也下令举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仪式，为的是让每个人都清楚地记住他们要去奋力捍卫的东西：基督的信仰、伟大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根据他的命令，全城的人——无论东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无论是僧侣，还是普通教徒；无论是垂髫孩童，还是白发老者，他们全都集合在一起，举行一次空前绝后的宗教大游行。谁也不许待在家里，当然，谁也不愿留在家里，从豪奢的富翁到赤贫的穷人，都虔诚地排着队，唱着“Kyrie Eleison”[60]的祈祷歌，进入庄严的行列之中；队伍先穿过内城，然后经过外面的城墙。从教堂里取出来的圣像和圣人的遗物被举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凡是遇到城墙有缺口的地方，就贴上一张圣像，人们相信它比世间的所有武器都更能抵抗异教徒的攻击。与此同时，君士坦丁皇帝把元老院、贵族以及指挥官们召集到自己身边，向他们做了最后一次讲话，以激励他们的士气。虽然他不能像穆罕默德那样向他们许诺无数的战利品，但他却向他们描述了，如果他们击退了这最后一次决定性的进攻的话，他们将为全体基督徒和整个西方世界赢得何等的荣耀；而如果他们屈从于那些杀人放火的强盗，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危险。穆罕默德和君士坦丁，两个人都知道：这一天将决定今后几百年的历史。

接着，最后一幕开始了，那是欧洲历史上最感人的场景之一，那是灭亡之前必然出现的令人难忘的迷狂。濒临死亡的人们都聚集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富丽堂皇的总教堂——圣索非亚教堂里，自从基督教东西两个教派重修旧好以来，两个教派的信徒其实都很少来到这里。全体宫廷臣僚、贵族、希腊以及罗马教会的教士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士兵与水手，所有人都一律顶盔披甲、佩带武器，齐集在皇帝的四周：跪在他们身后的是成千上万个毕恭毕敬的黑影——那是饱受恐惧和忧虑煎熬的老百姓，他们低着头，口中念念有词。蜡烛艰难地与那低垂的拱顶所形成的黑暗抗争着，照着这群齐跪在地上祷告的人，几千人犹如一体。那是拜占庭的灵魂在这里向上帝祈祷。这时，牧首庄严地提高了自己的嗓音，呼唤着上帝，唱诗班则同他唱和。西方世界里神圣且永恒的声音——音乐，在大厅里再次响起。接着，人们以皇帝为首，鱼贯走到祭台前，去领受信仰带来的安慰，持续不断的祈祷声犹如澎湃的波涛在巨大的厅堂里回**，在高高的穹顶上盘旋。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弥撒，它的安魂弥撒开始了。因为在查士丁尼大帝建造的这座总教堂里，这是最后一次有基督信仰的存在了。

在这样激动人心的仪式之后，皇帝再一次匆匆地返回皇宫，请自己的所有臣仆原谅他以往对待他们的不周之处。然后他跃身上马，正如他那位伟大的对手——穆罕默德此时正在做的那样，沿着城墙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去激励士兵。已经是深夜了，没有人说话，也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但是围墙之内的几千人心情激**，他们正在等待着白昼，等待着死亡。

被遗忘的边门——凯尔卡门

凌晨一点，苏丹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巨大的帅旗迎风一展，十几万人齐声高喊“安拉，安拉是真主”，他们拿着武器、云梯、绳索、挠钩向城墙冲去，战鼓阵阵，军号劲吹，大鼓、铜钹、笛子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杀声震耳，炮声如雷，汇成一场绝无仅有的大风暴。那些未经训练的巴什波祖克[61]率先被无情地送到城墙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半裸的躯体，在苏丹的进攻计划中只是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目的是要在主力部队发起决定性的冲锋以前削弱敌人，使其疲惫不堪。这些被驱赶的替死鬼带着数百架云梯在黑暗中向前奔跑，向城垛和雉堞上攀登，被击落，然后再冲上去，又被打退，接二连三，周而复始，因为他们没有退路：他们不过是些毫无价值的人形炮灰，精锐的主力部队就站在他们的背后，不断地把这些替死鬼驱向几乎是必死的境地。守军暂时还占据优势，即便矢箭和石块如雨点般落下，也根本无法给身披锁子甲的他们造成伤害。但他们面临的真正危险其实是疲劳——而穆罕默德也正确地估算到了这一点。城墙上的守军全身穿着沉重的甲胄，不停地迎战一批又一批势如潮涌的轻装部队，他们一会儿在这里战斗，一会儿又不得不跳到另一处去战斗，就在这种被动的防御中，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被消耗殆尽了。而现在，双方激战了两个小时之后，天色开始破晓，由安纳托利亚人[62]组成的第二梯队发起了攻击，战斗也愈加危险。因为这些安纳托利亚人都是纪律严明的战士，他们训练有素，并且同样穿着锁子甲。此外，他们在人数上占着绝对优势，事先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相比之下，守城的军队却不得不在多个地点之间来回抵御敌人的进攻。不过，进攻者所到之处还是不断地被击退下来。于是苏丹不得不动用自己最后的储备——耶尼切里军团[63]，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主力部队和精英近卫军。他亲自率领这一万两千名精选的年轻士兵，他们是当时欧洲公认的最优秀的战士，齐声呐喊向着精疲力竭的敌人冲去。现在真正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城里所有的钟都已敲响，号召最后那些尚能一战的人都到城墙上来，水手们也被从船上召集而来，因为真正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开始。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出现了，东罗马军中英勇的热那亚人领袖孔多蒂热·朱斯蒂尼亚尼(Condottiere Giustiniani)被流石击中而身负重伤，被抬到船上去了，他的倒下，使守卫者的力量一时发生了动摇。但是，皇帝已亲自赶来阻挡这十分危险的突破，并且再次成功地把敌人的云梯推了下去：狭路相逢，果敢的对决，有那么一瞬间，拜占庭似乎得救了。最危急的苦难战胜了最野蛮的进攻。但是，就在此时，一次悲剧性的意外事故发生了，那是时间长河中神秘莫测的一秒钟，它偶尔会让历史做出令人难解的裁决，正是这个事件一下子决定了拜占庭的命运。

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距离真正进攻的地点不远，有几个土耳其人通过外层城墙中的某个缺口冲了进来。他们不敢直接向内墙冲锋。但当他们十分好奇而且漫无目的地在第一道与第二道城墙之间四处乱闯时，他们发现，内城墙的边门里面有一座被称作“凯尔卡门”的城门，由于某种无法理解的疏忽，竟然敞开着。就其自身而言，这仅仅只是一扇小门而已，在和平时期，当大城门关闭的时候，行人就由此出入。正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所以在最后一夜的普遍激动中，人们显然忘记了它的存在。这些耶尼切里军团的士兵惊奇地发现，在如此坚固的堡垒中间，竟然有这样一扇门正向他们敞开着，可以从容地进入。起初，他们以为这是军事上的一种诡计，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荒唐的事情太过不可思议：通常，堡垒前的每一个缺口、每一扇小窗、每一座大门前，都是尸体堆积如山，燃烧的油和投枪会呼啸着飞下城墙，而这里的凯尔卡小门，却像星期天似的一片和平景象，大方地敞开着，直通城中心。他们立刻设法叫来了增援部队，于是，整整一小队人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冲进了内城。那些守卫在外层城墙上的人丝毫没有察觉，根本没有料想到背部会受到袭击。几个士兵突然发现在自己的防线后面竟然有土耳其人，于是战场上就响起了那不幸的喊叫。在任何战斗中，这种喊叫比所有的大炮加起来都更为致命，那就是谣言的呼喊：“城破了!”然后，土耳其人也跟在后面大声欢呼：“城破了!”喊声越来越大，它瓦解了一切抵抗。东罗马的雇佣兵们以为自己被出卖了，纷纷离开自己的阵地，以便及时逃回港口，逃到自己的船上去。君士坦丁带着几名亲随冲向入侵的敌军，但已无济于事，他阵亡了，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人认出他来。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乱尸堆中从一双饰有金鹰的紫色靴子上确认，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已经战死沙场，以罗马人的观念来看，这是光荣的死法，而他的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不过烟尘大小的一次意外，凯尔卡门，一扇被人遗忘的边门，就这样决定了世界的历史。

跌落尘埃的十字架

有时候，历史很喜欢数字游戏。因为就在罗马的汪达尔之劫[64]被历史铭记之后过了整整一千年[65]，一场抢掠拜占庭的浩劫开始了。一贯信守誓言的胜利者穆罕默德，履行了自己可怕的诺言。在第一次屠杀之后，他听任麾下的将士肆意掳掠房屋和宫殿，教堂和修道院，男人、妇女和孩子。成千上万的人如同地狱里的魔鬼在街头巷尾争先恐后地狂奔。首先遭到冲击的是教堂，金制的器皿在那里发亮，珠宝在那里闪耀；而当他们闯入一处住房之后，就会立刻把自己的旗帜挂在屋前，为的是让随后来到的人知道，这里的战利品已全部有主了。所谓战利品，不仅仅是宝石、衣料、金银、浮财，还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女人是卖给王侯后宫的商品，男人和孩童则被卖给奴隶贩子。那些躲在教堂里的苦命人，被成群结队地用皮鞭赶了出来。老人被视为浪费粮食的废物和卖不出去的累赘，因此直接把他们杀掉了事。那些年轻人像牲口一样被捆绑起来拖走。劫掠的同时，还有毫无意义地肆意破坏。之前十字军在进行差不多同样可怕的洗劫[66]之后，所残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的圣人遗物和艺术品，被这一群疯狂的胜利者又砸、又撕、又捣。那些珍贵的绘画被毁掉了，最出色的雕塑被敲碎了，而书籍——那些凝聚着人类近千年智慧的书籍，那些本应将古希腊人思想和创作上的不朽财富永久保留的书籍，统统被焚毁或是被漫不经心地扔掉了。人类将永远无法完全确知，在那命运攸关的时刻，那扇敞开的凯尔卡门带来了怎样的灾难；而在罗马城、亚历山大城[67]和拜占庭被洗劫一空之后，人类的精神世界又遭受了多少损失。

直到取得这一伟大胜利的那天下午，当大屠杀已经结束之时，穆罕默德才进入这座被征服的城市。他骑在自己那匹金辔雕鞍的骏马上，神色骄矜而又严肃，沿途那些抢劫掳掠的野蛮场面他视若无睹，他始终信守自己的诺言，这些士兵既然已为他赢得了胜利，那么他也就不会去干预他们那些令人发指的勾当。不过，对他来说，首要的不是去查看战利品，因为他已经赢得了一切，他傲然策马径直前往金碧辉煌的圣索非亚大教堂，那里乃是整个拜占庭的冠冕。五十多天以来，他一直怀着渴慕的心情从自己的帐篷里翘首仰望大教堂那光满四射却又无法企及的钟形圆顶；而现在，他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跨过教堂的青铜大门了。不过，穆罕默德再次克制住自己的焦躁心情：他要首先感谢安拉，然后他将会把这座教堂永远地献给真主。这位苏丹谦卑地从马背上下来，伏地叩首，向真主祈祷礼拜。然后他拿起一撮泥土撒在自己的头上，为的是让自己记住，他本人不过是个不能永生的凡人，切不可妄自炫耀自己的胜利。在向安拉表达了敬畏之后，苏丹这才站起身来，作为安拉的首席仆人昂首阔步走进查士丁尼大帝建造的大教堂——“神圣智慧”的教堂，圣索非亚大教堂。

苏丹怀着好奇且激动的心情细细察看着这座华美的建筑，高高的穹顶在大理石和马赛克图案的映衬下微光闪烁，精致的弧形门拱，由幽暗处向着光亮中次第延伸。他深深地感到，这座用来祈祷的崇高殿宇不属于他，而是应该属于他的真主。于是他立刻吩咐人叫来一位伊玛目[68]，让他登上布道坛，从那里宣讲先知穆罕默德的信条。而此时，土耳其的帕迪沙阿[69]则面向麦加，在这基督教的教堂里向着所有世界的主宰者——真主做了第一次祷告。第二天，工匠们就得到了任务，要把所有过去基督教的标志统统去除。基督教的圣坛被拆除了，无辜的马赛克被刷上了石灰，而高高矗立在圣索非亚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千年以来一直伸展着它的双臂，环抱着尘世的一切苦难，现在却跌落尘埃，发出轰然巨响。

石头坠落的巨大声音在教堂里回响，同时传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整个西方世界都在为它的倒坍而震颤。噩耗在罗马、在热那亚、在威尼斯回响，犹如预警的巨雷传向法国和德国。欧洲万分恐惧地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麻木不仁，一股天谴般的破坏力量竟从那座被遗忘的小门——不祥的凯尔卡门闯了进来，这股暴力将要遏制和束缚欧洲达数百年之久。然而历史犹如人生，业已失去的瞬间不会因为抱憾的心情而重返，仅仅一个小时所贻误的东西，用千年的时光也难以赎回。

[1]　小亚细亚半岛，又名安纳托利亚半岛，黑海与东地中海之间的半岛，在土耳其境内。

[2]　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04—1451)，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六代苏丹，1421—1451年在位，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扩大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3]　穆罕默德二世(德语Mohammed II. Fatih，土耳其语Mehmed II.，1432—1481)，绰号“征服者”，奥斯曼帝国第7代苏丹，1451—1481年在位，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拜占庭帝国的千年统治，其后又陆续攻占了欧洲很多地区，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很有建树，被认为是土耳其帝国的真正缔造者。主张宗教宽容，与意大利很多港口都保持贸易联系。他之前曾有两个兄长，但都不幸早亡，特别是1443年第二位兄长的死亡让其父穆拉德二世悲恸不已，于1444年宣布退隐，传位给穆罕默德，后于1446年由于军队叛乱而重掌大权直到逝世。所以1451年事实上是穆罕默德二世第二次登基。(顺便提一下，在文中使用的德语名称是Mahomet，而德文中也经常会使用Mohammed和Muhammad，这些其实都是德语中用来翻译穆罕默德的译名，这就同中文中也经常出现外国人名有多种译名一样。而土耳其语中则也写作Mehmet或者Muhammet)

[4]　里(Meile)，欧洲历史上使用的长度单位，具体长度不等，最早在古罗马时期指2000步长，即1479米，至今还在英国得到使用(1英里=1609米)，而德国里又名地理里，指的是1个赤道度(约111千米)的十五分之一，约7420米。考虑到年代因素，这里指的应该还是古罗马的里。

[5]　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海峡，联结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约30公里长，最宽处近3公里。

[6]　加利波利半岛(Gallipoli)，又称盖利博卢半岛(Gelibolu)，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与萨罗斯湾(Saros)之间，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成为希腊人的殖民地，后于公元前133年落入罗马人之手，而1354年，奥斯曼帝国占领此处，并将此作为进攻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茨威格此处似乎有误，该半岛的对面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是达达尼尔海峡。)

[7]　亚得里亚堡(Adrianopel)，即今天土耳其埃迪尔内省首府埃迪尔内市，位于欧洲一侧，原是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城市，后于1361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1365—1453年乃是奥斯曼苏丹的驻跸之地。

[8]　帕迪沙阿(Padischah)，原是波斯古代君王的头衔，后主要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君主，意思大约相当于皇帝。

[9]　巴耶济德一世(Bajazet I，也写作Bayezid I，1360—1403)，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四任苏丹，1389—1402年在位，曾围攻君士坦丁堡，后被蒙古帖木儿俘虏，几个月后去世，因此造成了奥斯曼帝国长达十年的混乱局面。此处茨威格的记述有误，巴耶济德乃是穆罕默德二世的曾祖父，其祖父应当是穆罕默德一世(Mohammed I，1389—1421)，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五任苏丹，1413—1421年在位，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战局面。

[10]　君士坦丁大帝(Konstantin I，272/273—337)，公元306—公元337年在位，是第一位尊崇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元330年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至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11]　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I，482—565)，拜占庭帝国皇帝，公元527—公元565年在位，确立了拜占庭帝国内部的政治宗教体系，重建了圣索非亚大教堂，并且颁布了《查士丁尼法典》，对后世律法影响很大。

[12]　巴塞勒斯(Basileus)，古希腊语中“君主”之意，公元7世纪之后成为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官方尊号，皇帝没有采用原先罗马的“奥古斯都”尊号，这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希腊化的标志之一。

[13]　斯坦布尔城区(Stambul)，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旧城区。

[14]　加拉塔(Galata)，伊斯坦布尔的城区，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由热那亚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城郊建立的据点。

[15]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原本是要攻占被穆斯林控制的埃及，但却因缺乏资金而在威尼斯贵族的怂恿下攻占了君士坦丁堡(1204年4月13日)并大肆劫掠。后来还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拉丁帝国，而拜占庭帝国的力量却被彻底削弱了。

[16]　主要指1346/1347—1352年爆发的大瘟疫，即席卷欧洲的所谓的“黑死病”，曾造成了2500万人死亡。

[17]　主要指拜占庭帝国笃信的希腊正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纷争。

[18]　君士坦丁十一世(Konstantin XI.，1404—1453)，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1449—1453年在位，其结局后文将详述。

[19]　圣索非亚大教堂(Hagia Sophia，来源于希腊语，“神圣智慧”之意)，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教堂，拜占庭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公元532—公元537年由查士丁尼大帝在原先两座被毁教堂的原址上建造而成。1453年后被改为伊斯兰教清真寺，1934年后成为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

[20]　桨帆战船(Galeere)，欧洲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使用的人力推动的战船，能荷载200~500人，主要依靠奴隶和战俘划桨推动。

[21]　费拉拉(Ferrara)，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历史上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城市之一。

[22]　佛罗伦萨(Florenz)，意大利中部城市。应希腊方面的请求，当时的教皇尤金四世(Eugenius IV.，1431—1447年在位)于1438年在意大利费拉拉主持召开天主教教会普世公会议，讨论罗马教会与希腊教会合一问题，有七百多名希腊教会代表参加，一年后会议移至佛罗伦萨举行，1439年7月6日通过两教会统一的决议，希腊东正教会确认罗马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首席地位。

[23]　普世公会议(Konzil，东正教方面叫Synode)，是传统基督教中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负责审议或表决重要教务和教理争端。

[24]　此处茨威格的记述似乎有误，当时的牧首应当是阿塔纳修斯二世(Athanasios II，1450—1453年在位)，而格列高利三世(Gregorius III.，1443—1450年在位)乃是其前任，但由于其与罗马教廷合并的主张遭到了极大的反对而不得不于1450年放弃牧首一职，然后逃到了罗马，并于1459年死于该处。

[25]　指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Nik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被视为第一位文艺复兴的教皇。

[26]　圣斯皮里宗(Spyridon，也可以写作Spiridon，而茨威格文本中误写作Spiridion)，公元270—公元348年，虽然隶属东部教派，却是同时受到东西两大教派承认的宗教圣徒，其遗体原本安葬于塞浦路斯，后在拜占庭与阿拉伯帝国战争期间被转移至君士坦丁堡，据传说在挖掘时发现其遗体不腐，并且散发出罗勒草的香气。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后，其遗体被转移至希腊克基拉岛(Korfu)，因此被认为是该岛的守护神。其纪念日是12月12日。

[27]　即后来土耳其治下的第一任君士坦丁堡牧首金纳迪乌斯二世·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 II. Scholarios，1405—1473)，系当时反对派的主要领袖，后由于其反罗马教会的立场而被穆罕默德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1453—1456年在位，后于1458年、1462—1463年、1464年三次短暂出任牧首一职。

[28]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此之前，正是希腊方面挽救了教皇的权威。1431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十七届天主教教会普世公会议，会议讨论了限制教皇权力的问题，普世公会议主义者们要求赋予普世公会议最高的权力，当时的尤金四世教皇面临很大的困境。而恰好这时，希腊方面派来使节，希望与拉丁教会沟通，结束长达几百年的大分裂状态。这使得教皇得以重振声望。于是就有了接下来在费拉拉与佛罗伦萨继续举行的普世公会议。而部分顽固的普世公会议主义者则继续在巴塞尔开会，直到1449年才向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表示屈服。不过，后来的尼古拉五世手中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只能求助于在拜占庭当地有着很多利益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是这两座城市也都表现得相当犹豫，动作迟缓。

[29]　鲁米利·希萨尔(Rumili Hissar，也写作Rumeli Hisari)，此处茨威格的理解有误，鲁米利·希萨尔其实就是鲁米利堡垒之意，也就是穆罕默德所修建的这座堡垒的名字，位于今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萨勒耶尔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而对面亚洲一侧则是巴耶济德一世修建的安纳托利堡垒(Anadolu Hisari)，两者扼住了海峡的咽喉。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鲁米利亚”与“安纳托利亚”乃是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使用的地理词汇，其中后者可能源自土耳其语，意思为“故土”，也可能源自希腊语，即“东方之国”，主要是指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部分；而前者则指该帝国后来所占领的欧洲部分，即巴尔干半岛地区，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色雷斯地区大致相当，其本义是指“罗马人的土地”。所以前面所提到的两座堡垒也经常被称为“欧洲堡垒”与“亚洲堡垒”。

[30]　薛西斯(Xerxes，前519—前465)，古波斯国王，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公元前480年进攻希腊，在萨拉米海战中遭遇惨败。后死于宫廷政变。

[31]　圣米迦勒教堂(Sankt-Michaelis-Kirche)，位于君士坦丁堡北面的索斯瑟尼昂村(Sosthenion，在今天伊斯坦布尔的伊斯蒂涅区[Istinye])，由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4世纪下令修建，曾在公元9世纪被毁，后得到重建。据传说，圣米迦勒天使曾在君士坦丁堡多次显圣，帮助人们抵御入侵者。该教堂建筑风格富丽堂皇，是后来很多东正教教堂效仿的典范。

[32]　阿迦(Aga)，土耳其语“主人、兄长”之意，是对奥斯曼帝国中下层文武长官的敬称。

[33]　帕夏(Pascha)，土耳其语“首长、领袖”之意，是对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敬称。

[34]　土耳其语，本义是“吼叫”。

[35]　马尔马拉海(Marmarameer)，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内海，长约200公里，最宽处近80公里。

[36]　金角湾(das Goldene Horn)，乃是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的海湾，约6公里长，历史上曾是伊斯坦布尔港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拜占庭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与海洋运输均集中于此。

[37]　即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1—450)，东罗马帝国皇帝，公元408—450年在位，曾将帝国法律汇编成《狄奥多西法典》。

[38]　攻城槌，在西文中，该词与公山羊一直是同一个词，因为西方传统攻城槌的前端都会安装有一个(通常为铁质)公羊头，用作攻城的槌头，其起源当是模仿山羊用角撞击的动作。

[39]　加农炮(Kanone)，起源于14世纪，加农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anna，即“管子”之意，主要指炮管较长、弹道地平的火炮。最初使用石头炮弹，后采用铁弹。

[40]　乌尔巴斯(Urbas)，或奥尔巴斯(Orbas)这两个译名并不常见，国内通常的译名是乌尔班(Urban)，此人国籍也一直有疑问，有匈牙利、德国、丹麦、塞尔维亚、波希米亚等多种说法，而其职业也有铸炮手、铁匠和技师等不同说法。他共为苏丹浇铸了69尊大炮，其中5尊巨炮(又称“乌尔班巨炮”)，最大的一尊被称为“君士坦丁堡大炮”，炮管长超过8米，直径约75厘米，装填的石弹重约600公斤。

[41]　色雷斯(Thrakien)，古地名，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包括今天保加利亚的东南部以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也就是当时君士坦丁堡的背后腹地。也就是说，大炮从亚得里亚堡运到君士坦丁堡，需要跨越整个色雷斯腹地。

[42]　方尖碑(Obelisk)，原是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的纪念碑，通常由整块花岗岩制成，外形呈尖顶方柱状，由下而上逐渐缩小，顶端形似金字塔尖，经常成对地矗立在神庙或金字塔前。作为战利品，古罗马皇帝曾下令从埃及运送了13座方尖碑到罗马。

[43]　西班牙大帆船(Galeone)，16到18世纪欧洲经常使用的商船与战舰类型，其特点是高耸的船首与船尾甲板，有三桅或四桅，装备有多种火炮。

[44]　即著名的金角湾铁链，它是君士坦丁堡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是拜占庭方面为了防止土耳其舰队驶进金角湾并对拜占庭城形成两面夹击态势而建立的拦海铁链。

[45]　希腊火(Griechisches Feuer)，是拜占庭帝国所发明的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为早期热兵器，主要应用于海战，曾为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其配方因帝国的湮灭而失传，传说是以石油为原料。具体形象可以参考美剧《冰与火之歌》。

[46]　君士坦丁堡竞技场(Hippodrom)，原文为希腊文，即“赛马场”之意，赛马与战车竞赛乃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很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所以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东罗马帝国的很多城市中都建有相关的赛马、赛车竞技场。其中，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最为知名，乃是整个帝国的运动与社交中心。帝国灭亡后被废弃，目前只有少量建筑遗留，在其原址兴建起来的则是后来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

[47]　在古罗马，人们以紫色为尊贵。

[48]　汉尼拔(Hannibal，前247或246—前183)，古迦太基名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前218—前201)，采取了一系列勇敢的军事计划，其中包括在公元前218年翻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意大利本土，彻底扰乱了罗马人的作战计划。

[49]　拿破仑(Napoleon，1769—1821)，法兰西皇帝，著名军事统帅，与汉尼拔一样，1800年，拿破仑也率领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并随后取得了马伦哥战役的关键性胜利。

[50]　干船坞，将水抽干，使船只在这里进行检查和修理的船池。

[51]　佩拉地区(Pera)，位于金角湾北面，位于今天伊斯坦布尔的贝伊奥卢城区(Beyo?lu)。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即“对面”之意，意指金角湾的另一侧。

[52]　执政团(Signoria)，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外交、行政和立法等，此处指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公元8世纪到1797年)的大议会的主席团，该共和国曾在东地中海地区取得了主导地位，后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逐渐衰落。

[53]　指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些著名英雄，他们在伊阿宋的带领下乘坐“阿耳戈号”，经历了很多冒险，最终前往科尔基斯(格鲁吉亚境内)将金羊毛取回了希腊。

[54]　似乎是指伊斯兰教的“大净”，穆斯林在节庆之前必须大净，主要分七个步骤：举意、洗全身、漱口、净鼻、(除口鼻外)其他身体窍眼的清洗、洗身时摩擦皮肤及毛发、不间断地依次进行上述动作。根据法学主张的不同，上述七步有主命和圣行的不同区分。但在战争期间是否有洗大净的可能，仍然存疑，所以也有译者认为是“小净”。

[55]　穆斯林每日五次礼拜，按照时辰的不同分别是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穆罕默德的部队可能由于战争的缘故只进行前三项礼拜。

[56]　此处茨威格的说法似乎有误，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来看，安拉派遣给人类的使者应该有十二万四千多人。

[57]　应当是指穆斯林必须诵读的清真言，即“La ilaha illa Alla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之意。

[58]　土耳其语“ya?ma”的德语化写法，“抢光”之意。

[59]　参见前文相关脚注。

[60]　即基督教的垂怜经，即“求主怜悯或宽恕”之意，是基督教礼拜仪式上经常吟唱的连祷文。

[61]　巴什波祖克(德语Baschibozug，土耳其语Ba??bozuk)，本意是“无首领的”或“不规则的”，乃是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使用的雇佣军或非正规部队，因其残忍的掠夺行为、缺乏组织纪律和野蛮的杀戮而闻名。

[62]　安纳托利亚地区，即小亚细亚地区的人种成分比较复杂，是印欧人种与闪含人种不断交锋融合的结果。这里指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服役的当地部落。

[63]　耶尼切里军团(德语Janitscharen，土耳其语Yeni?eri)，本义是“新军队”，乃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部队，又称“土耳其近卫军”或“苏丹亲兵”等，始建于14世纪，1826年被解散。

[64]　指公元455年，日耳曼人的一支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大肆劫掠与破坏的事情。西方很多语言因此都有一个专门形容对文化与艺术进行极度摧残与**的词，那就是“汪达尔主义”(Vandalism)。

[65]　茨威格的计算有误，汪达尔人攻陷罗马是在公元455年，而拜占庭被攻占是在1453年，其实只有998年。

[66]　参见前文脚注，即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67]　亚历山大城由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兴建，后成为埃及王国的首都。城内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举世闻名，后传说它毁于两次战火，一是恺撒攻打埃及时放火焚烧港口，火势蔓延至图书馆，导致图书馆半数图书被毁；二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埃及，有人询问欧麦尔哈里发如何处置这些书籍，他回答说：“如果书的内容与《古兰经》一致，那么我们只需要看《古兰经》就可以了，没必要保留；如果内容和《古兰经》不一致，那就是异端，更不可能保留。”于是被全部焚毁。(但学界对于此事颇有争论，认为此事并不一定真实，图书馆很有可能毁于公元4世纪基督教倡导的清除异教的运动。)

[68]　伊玛目，即清真寺里的领拜人，后引申为学者或宗教领袖。

[69]　参见前文相关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