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初,几个基督教小国在被收复或一直被控制的地区建立起来,其中应特别注意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因其在后来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卡斯蒂利亚(Castile)起初只是用来防御摩尔人的“一串城堡”(a line of castles),这也是其名字的由来。
(一)共主联盟时期1
349.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盟(1479)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小国的君主不断与穆斯林邻邦作战;但是,由于各自之间的纠纷,他们无法完全联合起来收复失地。但1469年,阿拉贡君主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女君主伊莎贝拉的联姻为1479年两国实现真正联盟铺平了道路,自11世纪以来两国都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版图且合并为一个王国。通过这一幸福的联盟结束了两个敌对公国之间的争端,此时他们可以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实现基督教君主无论如何争斗也从未放弃的主张——把摩尔人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
1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注350.征服格拉纳达(1492)
当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盟奠定了西班牙君主政体的基础时,通过自8世纪起基督教首领的不断推进,伊斯兰的领地已经逐渐缩减至西班牙南部一个很小的区域。此处,摩尔人建立起了一个强大而巩固的国家,称为格拉纳达王国(Kingdom of Granada)。
格拉纳达地区土地肥沃,通过摩尔人的工艺与技术,这里已经成为西班牙最文明、最富裕的地区了。在其国土内,除拥有近25万人口强大富有的都城格拉纳达外,还有70座高墙防卫的市镇。所有这些城市,尤其是首都,都被以精湛的摩尔建筑典范掩映得华丽多姿,许多富人的宅邸都装饰得富丽堂皇。
当费迪南和伊莎贝拉解决了他们本国的事务,便开始着手征服格拉纳达,并渴望通过消减摩尔人在半岛上最后的势力范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摩尔人奋不顾身地保卫自己的小国家。斗争持续了10年,一座一座的城池落入基督教骑士之手。最后,格拉纳达面对7万大军,只能缴械投降。1492年,十字架取代了格拉纳达城墙与塔楼之上的新月。摩尔人,或西班牙所称的摩里斯科人(Moriscos),在烦琐的限制下被允许留在国内,而所谓的“驱逐事件”则是发生在此后。
格拉纳达被征服,在15世纪后半期的标志性事件中有着重要地位。陷落标志着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半岛将近800年统治的结束,因而削弱了东欧的穆斯林势力,并抵制了其在夺取基督教世界的君士坦丁堡之后的西进。征服格拉纳达使得西班牙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并赋予了其军队守卫其地位、影响及尊严的良好声望,即便在其走向衰落之后仍是如此。
351.摩尔人的统治与摩尔战争对西班牙人性格的影响西班牙基督徒对阿拉伯摩尔人发动的长期战争给国民的性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首先,战争为骑士奉献与传奇冒险提供了机会,提振了骑士精神,这在近代西班牙人的情感和举止中依然显而易见。其次,战争使宗教成为一种爱国情怀,从而激起了宗教狂热,助长了狭隘思想。
但促进狂热宗教精神发展的并不单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长期进行的战争,还有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里顽固的埃米尔和哈里发对基督教徒的迫害。
用历史学家马丁·休谟(Martin Hume)的话说:“基督教徒……以偏执还偏执;这两个群体之间起初拥有着情感共鸣,后来却逐渐发展成了强烈的互恶,并将一直存续到统治终结。”因此,西班牙人被赋予了令人遗憾的偏执与易怒的民族性格,使其与其他西欧国家分离开来,并为其后来在欧洲及新大陆的历史提供了解释。
举例来说,西班牙人民的这种毫不妥协的宗教狂热,毫无疑问帮助西班牙奠定了建立宗教裁判所这一残酷法庭的基础。
352.君权的加强
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时期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剥夺了贵族的特权而加强了君权。欧洲各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拥有如此强大的封建势力,也没有任何国家遭受了其贪婪好斗性格的折磨。
为了免受贵族的控制,同时对抗封建制度拙劣的司法管辖所致混乱而滋生的强盗,城镇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神圣兄弟会(Holy Brotherhood)的联盟,与德意志的汉萨同盟有几分相似。
费迪南通过联合这些城镇对抗贵族,迫使他们放弃了某些不公正的特权,从而大大削弱了贵族势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喜好,费迪南软弱的祖先将土地任意授予宠信,并为传统贵族等级之外的人加官晋爵,斐迪南通过设立宫廷法令,剥夺了那些土地和职位,进一步削弱几个大封建家族的势力。
通过这些举措和其他方法,费迪南大大地加强了君权,提升了公众对君王之位的尊重。
353.宗教裁判所
以发现与惩治异端为目的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或宗教法庭(Holy Office)的建立,成为费迪南和伊莎贝拉辉煌统治投下的另一个阴影。
政府出于政治和宗教目的,而将宗教裁判所变成了最惊人的暴政工具。它早期的主要受害者是犹太人。伴随着宗教法庭的庄严宣判产生了被称为会审判决仪式(Auto-da-fé)或信仰判决(Act of Faith)的公开仪式。仪式在某个教堂或广场举行,那些判处死刑的人将于次日在城墙之外被处以火刑,尤其是因为这一最终处决,“会审判决仪式”一词才开始被广泛应用。
宗教裁判所确保了西班牙宗教信仰的统一,但只通过压制思想自由的方式,便削弱了西班牙人民的力量与活力。任何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事物都难逃枯萎与凋零或被逐的命运。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出境,据估计有二三十万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
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为提高国民生活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其令人遗憾的宗教热情却正种下箭毒木1 ,这注定令新生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蒙上阴影和遭受毒害。然而,伊莎贝拉女王坚信自己是上帝忠诚的奴仆,说:“出于对圣子与圣母之爱,我才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我减削了城镇与地区、行省与王国的人口。”
354.委任哥伦布(1492)
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期间,对西班牙乃至人类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另一个事件,就是发现美洲大陆。正是格拉纳达陷落的那一年,哥伦布开始了首次远洋探险。
伊莎贝拉精力充沛,亲临战场,积极参与指挥作战,正是率军驻扎在格拉纳达城外时,与哥伦布一起策划了远洋大计。格拉纳达陷落数天后,她委以哥伦布此任,幸而为西班牙的王冠之上增添了新大陆这颗明珠2 。
355.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离世
伊莎贝拉女王于1504年去世,费迪南于1516年随她而去,此后西班牙的王位传给了他们的孙子查理,称为查理五世皇帝,进而开启了西班牙的近代史。31 箭毒木(upas tree)即为见血封喉(Antiaris toxicaria),是一种剧毒植物,其乳白色的汁液含有剧毒,人畜伤口一旦接触,即刻导致心脏停搏,血管封闭,血液凝固,从而窒息死亡。对此,西双版纳民间有“七上八下九倒地”的说法,也就是说,中毒后如遇上坡走七步、下坡则八步、平地则九步后,即倒地死亡。此处比喻种下恶果。——译者注2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约1451—1506)所发现的新大陆(New World)即为美洲,但哥伦布至死都以为自己到达了东方的印度。后经探险家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1454—1512)考察确定并非亚洲东端,后马丁·瓦尔德塞弥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约1470—1520)在出版的地图中首次将此地以阿美利哥之名命名为阿美利加洲(America)。因哥伦布的探险为西班牙资助,所以从北美到加勒比再到南美,起初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译者注3 葡萄牙在十字军时期已经初见端倪(详见第215条),未能成为半岛君主制度的一部分,但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公国。12世纪升格为王国。其历史的主要事件是葡萄牙航海者在15世纪发现了非洲西海岸。这一切的精神支持都来源于著名的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这些远洋探险将会在下一本书《近代史》的开篇中讲述。
(二)西班牙语言及文学的开端
356.语言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盟之后,前者的语言成为西班牙的官方语言。在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期间,该语言逐渐取代国内的众多方言,最后成为国家语言,就如在法兰西奥依语脱颖而出成为标准法语一样。通过16世纪的征服与殖民,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1 成为了仅次于英语的世界语言。
357.《熙德之歌》
卡斯蒂利亚语或西班牙语文学始于12世纪的《熙德之歌》(Cid )2 ,这是中古时期最为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这一伟大国民诗歌的灵感来自西班牙的基督教徒同伊斯兰教摩尔人之间的长期斗争。史诗的主人公是鲁伊·迪亚兹(Ruy Diaz),人称“熙德”,是11世纪后期基督教与卡斯蒂利亚王室抗击萨拉森人的斗士。小说家将慷慨、爱国、勇敢、诚实、荣誉和忠诚等各个骑士品格集于其一身,通过漫长的过程理想化而来,而真正的熙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3 。
《熙德之歌》激发了西班牙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精神,被比作《荷马史诗》对古希腊城邦之间建立兄弟情谊的影响,但事实上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西班牙情怀创造了理想,然后将之塑造成了典范。
1 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castellano)通常作为西班牙语的统称。有时也指中世纪时期使用的古西班牙语,即为近代西班牙语的前身。——译者注2 意思可能是“大人”(lord)。
3 主人公熙德的原型为卡斯蒂利亚贵族、瓦伦西亚(Valencia)的征服者、西班牙民族英雄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1043–1099)。——译者注第四节 德意志
358.德意志王国的开端
德意志作为独立王国起源于约9世纪中叶查理大帝帝国的分裂(详见第102条)。此处关注的莱茵河以东被称为东法兰克王国,与莱茵河以西被称为西法兰克王国的地区相区别。
东法兰克王国由几个部落组成:萨克森人、士瓦本人(Suabians)、图林根人(Thuringians)、巴伐利亚人,以及东法兰克人,后者是当时的主要人口,因而整个王国以此得名。所有这些民族在种族、语言、习俗和社交活动方面都联系紧密,似乎随时准备融为一个团结而坚定的民族国家;但不幸的是,将这些部落或群体分割开来的因素比将之团结起来的因素更为强大,因此在查理大帝之后的1000多年里,它们只能以极为松散的联盟形式存在,各个成员不断寻求霸权或同邻邦陷入私战。
(一)宗教改革前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1359.匈牙利王国的建立
查理大帝的后人一直统治东法兰克王国到公元911年。这一时期,德意志正苦恼于北方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扰,忧心于东部跟阿提拉的匈奴人同族的凶猛图兰人——马扎尔人(Magyars),或匈牙利人(Hungarians)。这一非雅利安种族(Non-Aryan People)在此阶段成功地占据了他们称之为匈牙利(Hungary)的地区,并为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国奠定了基础,最终成为近代奥匈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360.奥托大帝复兴帝国(962);复兴对德意志的影响德意志的奥托一世(936—973)效仿查理大帝意图复兴帝国(详见第104条)。
1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注奥托意欲建立的世界帝国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但查理大帝当初尝试的失败证明这一理想完全不切实际。然而,德意志国王对这一幻想的追求却导致了最可悲的后果。德意志的统治者追求太多,结果却落得两手空空;想要成为大帝国的皇帝,却未能护住德意志的王冠。当他们忙于外部事务的时候,国内的事务却被忽视,德意志的封建王公们乘机增强势力,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
因此,当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国王逐渐巩固政权,并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之上打造中央集权的强大君主制度时,德意志的原有君主们却允许王国分裂成无数个半独立的小国,而各个统治者却因野心与妒忌将德意志的统一往后推迟了好几百年。
如果只是皇帝因其对国力的错误导向而造成德意志的损失与灾难,情况也不会达到如此可悲的程度;但意大利的美丽田野千百年来都是帝国军队的驻扎地,使得整个亚平宁半岛都卷入了归尔甫派(Guelphs)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s)的争端,导致意大利的民族化进程也被推迟了好几百年。
德意志因其国王的野心所致的所有损失中只有一个积极的补偿,就是意大利文明的天赋通过皇帝与半岛之间的联系传入了德意志。
361.德意志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
此处再述一下德意志王国(German kingdom)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会更为妥当。“帝国”在1032年勃艮第加入之后,包括三个王国:德意志王国、意大利王国和勃艮第王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退出了,随后勃艮第也退出了,因此,帝国除了德意志之外别无他国。这样一来,德意志王国和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拥有了地理位置上完全一致的疆域。因此,忘掉二者的区别以及名字的混用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德意志王国应该被称为德意志帝国。“正是德意志联邦(German Confederation)继承了帝国的版图与称号。”
362.霍亨斯陶芬诸皇帝统治下的德意志(1138—1254)霍亨斯陶芬家族或士瓦本家族统治时期,经历了皇帝与教皇之间漫长而激烈的对抗。
最著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腓特烈·巴巴罗萨。腓特烈赋予了德意志一个有效而强大的政府,并且在德意志人民的感情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因此被视为德意志民族情感的代表。其他的皇帝与教皇论争时,总有很多的德意志子民加入罗马教廷对抗自己的最高统治者;但德意志的所有阶层都团结在敬爱的腓特烈周围。当其死讯从东部传来,国民都拒绝相信他们的“骑士皇帝”已经死去。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传说流传开来:在某座山顶有座他的城堡,他便睡在城堡下的洞穴中,当乌鸦停止在山上盘旋时,他便会现身,使德意志成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民族国家。
腓特烈·巴巴罗萨之后,其子亨利六世(1190—1197)继位,并通过联姻获得了西西里王国1 的声索主权。他的时间和资源几乎都花在让这个遥远的小国臣服于他的领导上了。通过引领皇帝忽视德意志本国子民及权益,南方王国证明了自己是士瓦本家族的致命嫁妆。
在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统治结束时,德意志分裂成了200到300个实际上独立的小国,它们的君主或城镇利用皇帝长期外出征战,或处理与教皇和意大利城镇之间的难题时,将自己发展得几乎完全独立于国王的统治。其实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德意志王国或神圣罗马帝国了,皇室头衔和皇帝称谓都成了虚名。
这是骄傲的霍亨斯陶芬家族令人遗憾的野心与错误政策的可悲后果。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君主都是能力超群的统治者,其中的一些非常强大且胸襟开阔,如果能够致力于处理德意志事务,而不被帝国的幻觉迷惑,定会使自己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毫无疑问,他们本来可以实现不那么辉煌但却脚踏实地的雄心,使德意志的王位在家族内部传承,而获得超越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psburg)的权势与荣耀。
1 诺曼冒险家在11世纪后半叶奠定了西西里王国的基础(详见第162条),因为它包含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因此它有时被称为那不勒斯王国,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Naples and Sicily),或者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诺曼国王世系结束于1189年。霍亨斯陶芬家族执掌王国至1265年,当其最后一位不幸的合法继任者康拉丁(Conradin)被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安茹的查理一世斩首之后,教皇将该地赐予了后者(1268)。查理的暴虐统治激起了岛上居民的反抗,导致了1282年被称为“西西里晚祷”(Sicilian Vespers)的大屠杀。所有遭人憎恨的法兰西人要么被杀死,要么被驱逐出岛。安茹家族保有那不勒斯,但西西里岛在这个时候划归阿拉贡国王统治(1283)。这些革命将包括西班牙、法兰西和德意志在内的国家拖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与战乱的泥潭。
363.大教堂的建设
霍亨斯陶芬的时代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也就是宗教信仰的时代。除了圣战以外,时代精神最显著的表现便蕴含在当时的神圣建筑之中。对教堂建设的热情,尽管在12和13世纪最为真诚与强烈,但早在11世纪就已经初现端倪。一位修道士编年史家在11世纪初写道:“似乎人间起身抛掉旧长袍,换上了教堂白色的衣装。”
最先采用的是以圆拱和穹顶为特征的罗马式建筑风格;但在12世纪即将结束时,此风格被以尖角的门拱、细长的尖顶和丰富的装饰为特征的哥特式建筑所取代。
中世纪的教堂像十字军东征一样,是信心和热情的产物,让所有阶层焕发生机。许多建筑是一代又一代人同心协力、辛苦劳作的结果。建设费用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富有修道院的慷慨捐赠;市议会投票支持的固定拨款;国王给予的专项拨款,或免除建造教堂的城镇和省份的税收;而垂死之人的遗赠,人们以劳役或物品形式的自由赠予,如涓涓细流注入捐赠之中。
没有任何比中世纪哥特大教堂更为昂贵的宗教精神追求了。建筑的一砖一瓦都融入了建筑师的信念与希望。这是一个祈祷,用砖石构建的神圣愿望。
这种热情普遍存在,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德意志更为高贵与持久的表达。德意志大教堂中最著名的要数始建于11世纪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Strasburg)和始建于1248年的科隆大教堂(Cologne),但后者直到1880年才完工,为世界上最宏伟的哥特式建筑之一。
364.七大选帝侯;大空位时代(1254—1273)为了更好地理解德意志历史上大空位时代(Interregnum)的事务,此处需要简单讲述一下选帝侯(Electors)。
10世纪初,德意志加洛林的王朝世系终结,贵族们获得了选定继任者的权力,因此,德意志成为了选举封建君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位主要的贵族篡夺了选择国王的权力,成了选帝侯。在霍亨斯陶芬时代结束时,共有七位获得这一特权,其中四位来自世俗,三位来自教会。这个选举团体真正掌控着德意志的命运。1
此时有必要了解德意志最为羞
耻的王位买卖事件:选帝侯像古罗马的禁卫军一样把王位拿来出售。有两个出价方,而且都是外国人,一位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兄弟康沃尔的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另一位是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
(Alphonso)。两位候选人都用大笔金钱贿赂选帝侯,因此,在一位选帝侯为二人各投一票的情况下,两人双双当选。虽然阿方索急于得到这一头衔,但他从始至终都未踏足德意志半步,而理查也只是满足于偶尔到访。
当然,名义上的国王或当选皇帝,在德意志或帝国的附属国都没有任何实权。
该时期在德意志历史上被称为大空位时代。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王公变成了自己国家里的专制君主,而小贵族则变成了掠夺商旅的强盗。
365.城镇与帝国自由城市
君权衰落到了令人嗤之以鼻的地步,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都处于停滞状态。城镇通过贸易扩张,在人口、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重要性方面得以大大提升,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王公贵族的暴力与压迫,有必要组成联盟并将防卫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是这一混乱时期,前述的汉萨同盟在实力和影响力上迅速增长。大约与此同时,最终拥有70多个成员城镇的莱茵同盟(Rhenish League)也得以建立。
这些城镇被分为两类,分别为“从属”(mediate)和“直属”(immediate)。
前者依附于某个君主或领主,而君主或领主反过来又依附于皇帝;后者是皇帝的直系封臣,所以单纯依附于皇帝。在直属城镇,皇帝会派出特派员作为代表,但在13世纪,许多直属城镇获得皇帝的支持免派特派员,从而成为了所谓的帝国自由城市。他们当然依然承认皇帝的宗主权,但被允许因地制宜地管理自身事务,从而实际上成了自治政体,有点像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
1 选帝侯的主张自然而然引起其他德意志机构成员的争议。为了一劳永逸,卢森堡皇帝查理四世(1347—1378),首先实行定期会议制度,以其金玺发布诏书称为“金玺诏书”(Golden Bull),确定七位选帝侯,其中三位来自教会,四位来自世俗,并开始实施,还明确界定了选举团的地位和特权。该诏书作为德意志宪法的基本法条一直持续到1806年帝国瓦解。它大大提高了七大选帝侯的地位和权力,同时相应地削弱了君权。
这些城镇摆脱帝国监管一两个世纪后,获得了定期会议即国家立法机关的代表权。这是它们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就像13世纪英格兰城镇影响力的提升使得其代表进入议会一样。这些帝国自由城市的代表组成了国民议会所谓的“第三议团”
(Third College)1 。
366.瑞士共和国的崛起
14、15世纪期间,德意志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瑞士与哈布斯堡家族或奥地利家族(Austrian family)君主之间的斗争;胡斯(Hussites)宗教运动;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逐渐增强。
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境内有一个国家,现在被称为瑞士。热爱自由的人们同帝国自由城市一样,名义上服从于皇帝,但无法忍受各个封建领主宣称对其拥有主权。
宣称或实际拥有不同行政区主权的是哈布斯堡的伯爵们2 。他们想将这些山地人完全掌控在其直接的领导之下,导致乌里(Uri)、施维茨(Schwyz)和下瓦尔登(Unterwalden)三个所谓的森林州(Forest Cantons)于1291年组成了一个防御同盟,被称为“永久同盟”(Everlasting Compact)。这个同盟奠定了现在最典型、最令人瞩目的联邦国家之一瑞士联邦(Swiss Confederation)的基础。
勇敢的山地人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斗争持久而难忘。这场斗争的历史为英雄的勇敢与献身精神所渲染,成为振奋人心的瑞士爱国主义故事,读起来就像《伊利亚特》一样。但是,近代历史评论将故事的大部分浓缩成了散文。因此,英雄爱国者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反抗专制统治者格斯勒(Gessler)的故事已成传说,但其事实的核心就是反抗。
1 第三议团(Third College)即由帝国城市代表组成的帝国议会政团,另外两个分别是由选帝侯组成的选帝侯议团(Electoral College)和由神职人员及贵族组成的贵族议团(Princes' College)。——译者注2 瑞士的哈布斯堡城堡是其家族所谓的摇篮。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伯爵(Count Rudolph)被选为皇帝。不久之后,他将奥地利作为自己家族的封地收归国有,因此,家族获得了奥地利家族这一新头衔。
在14世纪早期,奥地利家族的利奥波德(Leopold)进犯各州,但在著名的莫尔加滕战役(Morgarten,1315)中被勇敢的瑞士人击败。此后不久,便又有5个州加入联盟,其中包括卢塞恩(Lucerne)、苏黎世(Zurich)和伯尔尼(Berne)。
70年后的1386年,利奥波德的后人率军攻打山地,但在森帕赫战役(Sempach)中遭到惨败。在此役中,出现了另一位爱国主义的传奇人物温克里德的阿诺德(Arnold of Winkelried),他将奥地利军队的长矛尽可能多地揽入怀中,直至刺入胸膛,并将这些长矛拖倒在地,以此打破了长矛阵的阵型,嘴里呼喊道:“同伴们,我来为你们开路。”1
当中世纪结束之时的1499年,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在与联盟的战斗中失利,双方签订条约结束战争时,实际上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瑞士联邦,并确立了它在欧洲国家中的地位。但直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瑞士才正式脱离帝国。
1 森帕赫战役不久后的1388年,此时被称为联邦(Eidgenossen/Confederates)的瑞士在奈福尔斯(N?fels)赢得了对奥地利家族的另一场胜利,为联盟日益提升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瑞士人长期为自由而战的一个影响是培养了对军旅生活的热爱,后来因国内缺少战争的相关职业,瑞士战士便受雇于不同的欧洲君主;因此,虽然他们受训于自由的学校,但这些强健的山地人却成为最著名的雇佣军,转而支持专制主义。
367.胡斯派
约15世纪初,通过英格兰和德意志大学之间的交流,英格兰改革家威克里夫的学说开始在波希米亚(Bohemia)传播。这个新教派的领袖是布拉格大学教授约翰·胡斯(John Huss)。他的教义遭到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谴责,而胡斯本人则交由世俗政权处罚,于1415年被判处火刑1 。次年,另一位改革家布拉格的哲罗姆(Jerome)也同样被烧死。
胡斯被烧死之后,剿灭其追随者的圣战马上开始。随之而来的便是15年残酷而悲凉的战争,并以胡斯派中激进分子的全部覆灭而告终,而其中温和的改革者则签订了条约保证其信仰自由。
368.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被奥地利家族世袭(1438)1438年,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Albert/Albrecht)被选帝侯们推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标志着德意志历史的新纪元。此后直到1806年拿破仑解散帝国,皇帝位几乎都是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虽然都经过正式的选举程序,但所选之人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2
369.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统治
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他执政期间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为宪政改革所做的努力,这些改革使得德意志获得了内部和平,并同法兰西、英格兰及西班牙一样达到了相当程度上的国家统一。
1 最令人发指的就是胡斯在定罪之前对他的监禁和严刑逼供;因为这完全违反了皇帝西吉斯孟(Sigismund)授予他的安全证,而他正是依此证来参加宗教会议的。
2 只有一个例外:洛林家族弗朗茨一世(Francis I of Lorraine,1747—1765),作为哈布斯堡女王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a)的丈夫被选为皇帝。
当时德意志的情况同美国建立初期《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约束下建立的同盟极为相似:没有有效的中央行政机关,没有帝国赋税体系,也没有帝国军队。如果没有这些,皇帝的权力当然只能是名义上的。税收由议会投票决定,但税收并不交给他们。建立军队也要议会批准,但各邦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
人们认识到加强统一的必要性,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就是赋予皇帝更大的权力。但选帝侯与王公们完全贪图狭隘的自我利益,不会放弃任何特权与地位。皇帝的一位朋友绝望地说:“期待王公们的帮助,无异于在荆棘丛中找葡萄。”
在1495年召开的沃尔姆斯会议上,确实发布了永久和平宣言,严禁任何王公和城镇发动私战。国家之间的任何争端都应提交帝国法院(Imperial Chamber),其裁决由帝国全力支持。该法庭令人想到联邦政府制度中的最高法院。但这次改革运动无果而终。地方利益集团太过强大,真正的民族感情太过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