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583.都铎王朝
对英国人民来说,都铎王朝(34)时期是一个令人激动而又充满变故的时代。它见证了雅典文明以来世界在艺术、科技、贸易和文学等领域的蓬勃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伟大事件是宗教改革运动。正是在都铎王朝的统治下,英格兰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统治,新教在英伦三岛上站稳了脚跟。本章主要讲述这些伟大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584.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先兆
与其他地方相比,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明显带有双重性。首先,英格兰从罗马教会帝国的统治下脱离出来,然而在教义、宗教仪式和信仰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实现。其次,英格兰教会摆脱了罗马天主教而取得了独立后,逐渐改变了其教义和仪式。这主要是在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下完成的。因此,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首先是一场反抗,然后才是一场改革。
585.牛津人文主义改革者
英格兰培育宗教改革种子的土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文主义者耕耘的(第528条)。其中,科利特、伊拉斯谟和莫尔作为新智识运动的推动者而拥有卓越的地位。
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6—1519)是这一人文主义小团体的领导者。他的**在意大利被点燃。科利特横穿阿尔卑斯山拜入希腊流亡学者的门下学习希腊语,成为了宗教改革运动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他回到英国时不仅带回了人们对古典学问不断增长的热爱,更让人们对宗教改革产生了狂热的**,这种宗教改革的**极有可能是由萨沃纳罗拉激动人心的口才所激发的。
荷兰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前往英国学习希腊语。在英格兰,伊拉斯谟与科利特和莫尔以及其他的古典文学爱好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宣称自己在塞西亚会无比快乐。伊拉斯谟是北方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而彼特拉克则是南方人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伊拉斯谟著名的讽刺作品《愚人颂》(Praise of Folly,1509),是对社会所有阶层愚昧者,尤其是对“占据圣职的邪恶之人”罪恶的鞭挞。不久之后(1516),伊拉斯谟发表了希腊文《圣经》的拉丁文译本。这些作品必定在人文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为北方诸民族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做好了准备。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被科利特称为所有英格兰人中唯一的天才。所有见过莫尔的人都会“为之倾倒”。作为《乌托邦》(Utopia)的作者,莫尔也许是伊拉斯谟之后北方人文主义者中最为著名的一位。莫尔被卷入政治——更多是被迫,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我们将在亨利八世(第599条)统治时期相关的部分加以介绍。
没有比早期的牛津运动更能说明北方的人文主义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了。这里,人文主义学者就是改革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牛津改革者并非新教改革者。他们仍然信奉教皇至上论。他们确实希望改革罗马天主教,但绝不是为了摧毁它。他们并不想看到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统一遭到破坏。他们对天主教教义并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伊拉斯谟谴责路德的信条,莫尔更是作为天主教的殉道者而死,而非为了反对教皇至上论而献身。
第二节 亨利七世的统治(1485—1509)
586.“仁爱”王税
都铎王朝的首位国君亨利七世(Henry VII)的主要罪恶是贪婪和专制。他从富裕的臣民手里聚敛钱财的手段之一就是冠以“仁爱”之名的王税(Benevolences)。《大宪章》(Magna Carta)禁止国王在没有获得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收税,但是亨利七世并不喜欢和议会商谈,他希望自己能够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君王一样自主决定如何管理国家。所以,“仁爱”王税就成为正税的替代品,而它们实际上不过是富贵阶层迫于道德压力馈赠给国王的礼金。亨利七世的大臣红衣主教莫顿(Cardinal Morton)在推动这一馈赠方面尤其成功。对那些生活富足的人,莫顿会说他们完全有能力向自己的君主慷慨解囊;对那些生活窘迫的臣民他又会说他们的节俭生活会让他们变得富有。这种颇具讽刺意义的自相矛盾在历史上得名“莫顿之叉”(Morton’s Fork)。
587.航海大发现
正是在亨利七世在位期间,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的疆域。在哥伦布向欧洲宣布西方还有大陆存在不久,亨利七世便委派在英格兰经商的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和他的儿子前往西部和北部海域进行航海探索。在向西航海的过程中,卡伯特沿美洲大陆到达纽芬兰并以英国的名义将其占据(1497)。在这些发现之后,卡伯特和他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宣布美洲海岸从拉布拉多到佛罗里达都归英国所有。这次宣称拥有的领地包括了北美洲的最好的地方,而这里也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第三个,也是最为广阔的家园。
第三节 亨利八世(1509—1547)切断英格兰与教皇的联系
588.红衣主教沃尔西
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王位传给了18岁的儿子亨利八世(Henry VIII)。亨利八世精力充沛又倔强固执。在年轻的亨利八世统治(35)的开始,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下他最伟大的大臣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 ,1475?—1530)。沃尔西是这个时代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如此形容沃尔西,“口才出众,充满智慧;但是又野心勃勃”。亨利八世委任他为约克郡的大主教,后来又任命他为王国大法官;而罗马教皇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并作为教皇在英格兰的使节。沃尔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掌管政府和宗教事务的双重首脑。
589.“护教者”亨利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第8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和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一样,英格兰也受到了影响。不久之后,当路德直接向教皇权力发起攻击之时,亨利八世写了一篇拉丁文论文来反驳路德的论点。教皇利奥十世(Leo X)为了表彰亨利对天主教的支持而授予他“护教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的头衔(1521)。这一头衔在亨利带领英格兰国教脱离教皇统治之后仍然保有,并一直被他的后继者保留下来。然而,亨利八世所维护的信仰和他刚开始获得这个头衔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590.亨利寻求与凯瑟琳离婚
我们现在需要讲述一下,一些情况的出现很快将亨利从一个狂热的教皇支持者变成教皇的敌人。之前,亨利娶了自己的寡嫂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他已去世的哥哥亚瑟的妻子,但是这桩婚姻只是政治联姻而不是出于爱情。亨利和凯瑟琳一共生了5个孩子,除了体弱多病的女儿玛丽存活下来,其他几个都不幸夭折。没有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亨利好像看到这是上天对他娶了自己嫂子的不满的信号。
而亨利爱上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女王身边的一个美丽活泼的侍女。这份新的感情快速升温,亨利确信自己应该结束与凯瑟琳的婚姻了。因此,亨利请求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允许他离婚。克莱门特没有立即作出决定,拖了两年之后,克莱门特下令亨利和凯瑟琳到罗马来见他。
591.沃尔西失宠;他的去世(1530)
亨利的耐心几近耗尽。有人告诉他,沃尔西在帮助他离婚这件事上并没有尽力,亨利于是将沃尔西从大法官的位子上赶了下来。沃尔西树敌过多,博林和其他人对他的憎恨造成了他的下台。最终他因莫须有的叛国罪而遭到逮捕。在前往伦敦的路上,沃尔西的情绪和健康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并染上了致命的高烧。临终之际,沃尔西躺在莱斯特修道院的修士怀里进行了自我反省,他说:“如果我能够像忠于我的国王那样向上帝尽责,上帝绝不会令我如此狼狈。”
沃尔西在宗教事务上确实不像他作为一个政治家那样尽职尽责,作为政治家,他对国王的要求和命令完全服从,甚至有时候都甘于抛弃自己的良知。
592.托马斯·克伦威尔
沃尔西下台之后,他亲自提拔起来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迅速上位。在接下来10年的时间里,强势而又不择手段的克伦威尔重新塑造了亨利政府的政策。他掌权的这段时期被称作“英国的恐怖统治”时期。对那些反对他或让他和国王不开心的人,他都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亨利对克伦威尔的大胆建议言听计从。克伦威尔建议他立即同教皇谈判,立即宣布脱离罗马教皇的管辖,宣称自己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并通过自己的法庭获得了批准离婚的判决。
593.与罗马决裂的首批法案(1533—1534)
克伦威尔的建议立即得到执行,英格兰很快就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统治。亨利首先不顾教皇不得擅自行动的威胁,秘密和博林结婚,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亨利任命自己的朋友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阻止法庭对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进行审判,并随后宣布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接下来的一年(1534),亨利利用议会通过了重要的《教职收入法案》(Act of Annates),该法案禁止大主教和主教职位的圣职首年捐交给罗马教皇,并下令所有这些收入都应该上交英国国王。
594.《至尊法案》(1534)
亨利和他的议会法案在罗马被认为是对教皇的不敬。教皇事先并没有和亨利有任何沟通,迅速颁布诏令:宣布其基督教臣民无需向亨利效忠。
亨利采取了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他从议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1534)。这项法案使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唯一至高的首领”,对教会职务和事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并且将之前流入罗马教皇财库的收入转到了自己手中。而法案还规定任何拒绝国王授予的头衔的行为都属于叛国。
这一与过去决裂的行为自然招致了很多不满,很多人因此而被处死。这场暴行中最著名的牺牲者就是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和曾经多年作为亨利主要执政顾问之一的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两个人都被送上断头台(1535),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亨利和凯瑟琳离婚的有效性和国王在宗教事务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托马斯·摩尔被处死尤其招致了广泛的谴责和恐慌。
595.镇压修道院(1536—1539)
对修道院的镇压是亨利作为英格兰国教最高领袖发动的初步行动之一。他决心拆毁这些宗教建筑物,首先因为他觊觎他们的财富,当时修道院拥有的财产很可能占据英国国土的1/5。另外,修道院公开或秘密反对亨利在宗教事务方面的至尊地位,这自然引起亨利对他们的嫉恨和不满。
为了让自己的行动有个合理的借口,亨利计划给这些修道院的行为定性为不道德。因此,他委任了一些专员来检查修道院并向他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报告中指出一些小的修道院行为不端,而大的修道院则没有什么过失。很多大修道院都是作为学校和旅馆向求上门来的穷人发放赈济。
但是,这些大修道院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毁掉的命运。在1537年到1539年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拆毁,它们的主人一般都自愿把财产交到国王手中以免发生比损失房屋和财产更糟糕的事情。共有645座修道院被拆毁。这些修道院被拆得七零八落,每一条铁块或铅块都被抽出,没有保护的院墙最终沦为爬满常青藤的废墟。
被没收的修道院的巨额财产进入亨利手中后,一部分用于修建学校和安置新的教会人员,还有一部分作为其他公用事务的资金;但是最大的一部分土地财产则被贱卖或直接赏赐给国王的亲信。今天很多英国大家族的财富就是来自这时罚没修道院的财产。因此,新的贵族阶层出现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反对重返罗马天主教会;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财产很可能重新被修道院收回。
596.镇压修道院对议会的影响
解散修道院对议会上院的影响是,它对英国宪法自由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议会上院在此之前一直是对王权的制衡,对议会修道院一系的重创使得已经衰退的在上院保有席位的世俗贵族的力量因为解除大小修道院院长的职务进一步被削弱。(36)与此同时,保留下来的神职人员,两名大主教和主教完全变成了国王的附庸,《至尊法案》使得国王成为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宗教首领。
上院几乎终止了其作为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主体机构。由于下院里都是对国王言听计从的议员,英国政府现在已经变成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后来经过漫长的斗争,就像我们看到的,英国人民才从国王手里夺回了部分权力——当初通过脱离罗马天主教的进程而获得,重新恢复了政府初期的特征。
597.信仰统一法案(1539)
议会将修道院财产和权力移交国王手中的同一年,又根据国王的意见通过了一项所谓的“在基督教某些教义方面取消差异观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旧教会的圣餐礼布道、牧师的禁欲、私人弥撒、向牧师忏悔,还有其他信条都被认为符合上帝的法理,任何人对这些教条提出、传播或实施反对意见都是犯罪。否认圣餐礼变体论(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甚至在其他方面对法案涉及的内容有间接的冒犯,都会受到烧死的惩罚。
很难说亨利统治下的英国教会应该叫什么,它既不是新教,也远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它的惩罚方式特征决定了它非此亦非彼。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受到迫害,甚至被处死。某次,3名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合法领袖,另有3名新教教徒质疑圣餐礼,都被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