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米尔维安桥战役(312);“这是征服的标志”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后,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成为奥古斯都,然而他们的共治只维持了一年,君士坦提乌斯就死在了不列颠的约克(York)。他的士兵不顾戴克里先规定的继承顺序,拥立他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皇帝。在不同的地区有六个人争夺帝位,君士坦丁通过18年的征战才获得了最高的权力。
帝位争夺战中最著名的战役发生在离罗马2000米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君士坦丁击败了统治意大利和非洲的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在这一战中,君士坦丁的军旗是基督十字。有一次,他向太阳神祷告时,日落的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字,上写着“这是征服的标志”(32)。君士坦丁顺应天象,立即用十字做了他旗帜的标志(33),正是在这一旗帜下,他的士兵在米尔维安桥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不管君士坦丁用十字做军旗的背景和动机是什么,他的这一行为成为了基督教会史上的转折点。基督教刚出现时,是一个和平而善意的宗教。基督教导它的信徒要放下屠刀。两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信徒都遵从这一主张,贵格派(Quaker)的、去军事化的精神一直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一些基督教早期教父认为,军人这种职业是与基督生活不相容的。但是,米尔维安桥战役的胜利却给教会带来了改变。它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俗权力中去,变得好斗起来。那神奇的空中十字架的故事和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拥护所产生的最重要后果就是罗马军事精神融入了教会。
由罗马元老院所建,以纪念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胜利。
153.君士坦丁让基督教变成了国家的宗教
君士坦丁于公元313年,即米尔维安桥战役的第二年,在米兰颁布了一条命令,承认基督教与帝国的其他宗教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一著名的宗教宽容赦令,又被称为“教会大宪章”,它规定:“我们给予基督徒及其他人选择宗教的完全自由。”“历史上第一次,普遍的宗教宽容政策被正式确认。”(34)
然而,通过接下来的几个法令,君士坦丁让基督教成了事实上的国教,并给予它异教所没有的资助。到公元321年,他已经允许教会收受馈赠和遗产,他本人也不停地给教会捐献金钱和土地。从此,教会开始拥有大量财产,也拥有了随之而来的世俗精神。它原始的淳朴的精神开始衰败,早期高尚的道德标准开始沦丧。但丁用他的诗句来叹息帝国资助的可悲后果:
啊,慈母般的君士坦丁多么有害,
第一位富有的教父从你那带走的,
不是你的皈依,而是结婚的嫁妆!(35)
君士坦丁的另一个与新宗教有关的行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他承认基督教的礼拜日为休息日,那一天禁止一般性的工作,而且还命令基督徒士兵必须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承认基督教的安息日对奴隶来说意义重大。在印欧各族人民的历史上,奴隶第一次可以每周都休息一天。这是个好兆头,它预示着每一天都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154.尼亚西宗教会议(325)
为了解决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争议,特别是阿里乌斯派(Arians)和亚他那修派(Athanasians)(36)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议——前者不承认他与天父的平等地位——君士坦丁于公元325年在小亚细亚的城镇尼西亚(Nicaea)召开了基督教会的第一次大会。阿里乌斯派受到谴责,大会通过的尼西亚信经成为基督教的正统信条。
155.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了新罗马君士坦丁堡(330)
继承认基督教的地位之后,君士坦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选择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拜占庭(Byzantium)作为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选择在东方建立一个新首都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军事需求十分迫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多瑙河后面的野蛮人和刚刚复兴的波斯国王们。这种情况使得在东方建立一个新的和永久的军事基地变得十分必要。拜占庭以其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被指定为最佳的新首都,极其适合帝国的需要。
其次,迁都有着商业原因。随着罗马征服希腊和亚洲,帝国的人口、财富和商业中心都向东转移。现在,在东方所有的城市中,拜占庭的位置最为优越,是扩大了的帝国的商业都会。
不过,迁都东方的最重要原因还是政治因素。和戴克里先一样,君士坦丁希望建立一个像东方那样的君主专制政府。但是,当时西方人的传统、情感和性情使得建立这样的政府没有根基。君士坦丁很明智地寻求东方那些更顺从的民众,那些总是对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民众才是戴克里先所推崇的君主专制的坚实基础。
新都的地址确定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艺术和物质资源都被征用,在新址上建立一个注定与其命运相匹配的城市。帝国的邀请和宫廷的**让无数人趋之若鹜,涌进了这座新首都。几乎是在一夜之内,古老的拜占庭就成了新的大都市。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城市的名字改成了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的城市”。台伯河上的旧罗马城,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居民,很快便沦为次要的行省省会的位置了。(37)
156.“叛教者”尤利安统治下的异教复辟(361—363)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帝国陷入了近25年的混乱,然后帝国的权杖落到了被称为“叛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的手里,因为他抛弃了基督教并努力恢复异教崇拜。早年,尤利安曾接受过精心的基督教教义培养,但后来,在雅典及其他城市的学习使他受到了异教导师的影响,最终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开始对古希腊文化异常的仰慕。
尤利安并未采取传统的复辟手段——剑、火和狮子——因为就在他想消灭宗教的柔和的影响下,罗马已经变得充满温情和人性,尼禄和戴克里先式的迫害已经不可能了。尤利安的主要武器是笔,因为他是一个极有天赋的作家和讽刺家。
“叛教者”皇帝无法根除新的信仰,因为基督教教义的纯洁性、它的道德戒条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让它得以流传于世。试图恢复对古希腊-罗马诸神的崇拜也是不可能的,世界早已超越了多神教的时代:伟大的潘神(Pan)已经死了。尤利安给基督教带来的打击很快就为继任者约维安(Jovian)终止了(363—364)。军队中十字皇旗取代了异教军旗,基督教又是帝国的国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