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心怀梦想，内心笃定，举手投足之间便有一种奇特的光芒，那是一种如水般坚韧的力量，能穿透所有的坚硬，抵达彼岸。

她的一生微澜起伏，又清丽明朗，如诗一般，既有慷慨缠绵的梦残歌罢，又有奔放轻盈的澎湃激昂，在诗意的世界，涓涓流淌。

于她而言，“建筑”是另外一个世界，凝固的诗。

1932—1935年，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一帮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进行野外勘察，以考察中国古建筑为主。当时，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私立机构，创始人朱启钤曾在北洋政府担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他下野后，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1931年，梁氏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校理。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从1932年夏天开始，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平郊的古建筑。1932 年6月11日，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一个年轻社员和一个随从前往这次野外考察的第二站——宝坻的广济寺。他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中记录了这次考察的收获：

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 《营造法式》里所称“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然而此时，林徽因并没有和丈夫共同体验这种幸福，因为她这时已怀有身孕，还有两个月，他们的儿子就将出生。

虽然不能跟随丈夫去实地考察，但林徽因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参与、支持梁思成的事业——撰写建筑论文或著作。夫妻俩于1932年共同撰写了《平郊建筑杂录》。林徽因在开篇写道：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

以优美的文笔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对枯燥的古建筑进行委婉的描述，把科学考察报告写得像散文一样具有可读性，这是林徽因对于丈夫最好的帮助，也是她作为一个建筑学者的独特贡献。

同年，林徽因又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因为后代的中国建筑，即便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一般人常误会中国建筑根本简陋无甚发展，较诸别系建筑低劣幼稚。这种错误观念最初自然是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外人论著关于中国建筑的，尚极少好的贡献，许多地方尚待我们建筑家今后急起直追，搜寻材料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林徽因的论述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和梁思成不利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工程、做设计，轻松快速地赚钱（当时北平只有两家中国人开办的建筑事务所，以梁林两人的留学背景，做这样的事情轻而易举），而是选择了冷门的中国古建筑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说，文学是林徽因的挚爱，那么，建筑亦是她毕生都无法割舍的事业。 1932年8月，梁家的第二个孩子梁从诫出生后不久，林徽因便迫不及待地加入营造学社的考察队伍。她和丈夫一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辗转于穷乡僻壤、荒郊野外，开始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详细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