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李悝《法经》，实集其大成，商君以之相秦，汉初犹沿用之。其时情伪滋繁，而法文大少，苦其不周于用，递有增益，更加之以令及比，既病芜秽，又伤错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汉世论者，多以删定为亟，然其事迄未能成。至魏世，乃命陈群等为之，制新律十八篇，晋文帝秉政，又命贾充等改定，为二十篇，至武帝泰始四年班行之。其事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矣。
律既定，明法掾张裴《齐书》《隋志》皆作斐。为注表上之。其要，见于《晋书·刑法志》。其说绝精。后杜预又为注。泰始以来，斟酌参用。江左亦相承用之。齐武帝诏狱官详正旧注。永明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表奏之。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一百三条。于是公卿八坐，参议考正。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至九年，廷尉孔稚珪表上，请付外施行。《齐书·稚珪传》。东昏即位，又诏删省科律。《本纪》：永泰元年十月。
《隋书·刑法志》云：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刑政多辟。既即位，乃制权典，依周、汉旧事，有罪者赎。时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傅律学。云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事未施行，其文殆减，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事在天监元年八月，《梁书·本纪》云：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隋志》云：咸使百司议其可否。法度请：“皆咨列位，恐缓而无决。”于是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郎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大常丞许懋等参议断定，凡得九人。
二年，四月，法度表上新律。《梁纪》二十卷。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梁纪》作四十卷。帝以法度守廷尉卿，诏班新律于天下。又云：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疏阔。武帝即位，思革其弊。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陈书·本纪》：永定元年，十月，立删定郎，治定律令。又敕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参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通典》作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通考》作制律三十卷，科四十卷。
北方僭伪诸国，虽刑政无章，然以大体言之，亦当承用《晋律》。《晋书·石勒载记》：勒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可见时局稍定，即不能不率由旧章也。
《魏书·刑罚志》云：“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纪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穆帝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此皆率其部族之旧。
又云：“大祖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本纪》事在天兴元年。则始用中国之法矣。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纪》在四年十月。诏司徒崔浩定律令。真君六年春，《纪》在三月。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纪》云：以经义量决。《高允传》：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自狱付中书覆案后，颇上下法。延兴四年，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
正平元年，诏曰：“刑网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本纪》在六月。高宗又增律七十九章。以上亦据《刑罚志》。《高祖本纪》，大和元年，九月，诏群臣定律令于大华殿。《刑罚志》云：“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三百八十二章。”
然据《本纪》：则十五年，五月，议改律令。八月，又议律令事。十六年，四月，颁新律令。而五月，即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则修改律令之事，孝文世实未大成也。
《志》又云：“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纪》在十二月。诏曰：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是时与议者十余人，刘芳为之主，见《北史·袁翻》及《芳传》。孝昌以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侍中孙腾，请悉准律令，以明恒宪。诏从之。”
然据《本纪》：出帝大昌元年，诏曰：“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可令执事之官，四品已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冘滞。”则其时之律令，仍甚紊乱。
《孝静帝纪》：兴和三年，十月，癸卯，齐文襄王自晋阳来朝。先是，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甲寅，班于天下。《北史·封述传》：天平中，为三公郎中。时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李浑传》：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诏浑与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盖至此又一清定。
案前世虽有法律，遵守初不甚严。《晋书·刑法志》云：“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意。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其时裴頠、刘颂、熊远等皆以是为言，其论绝精。平世如此，无怪乱离时之竞兴新制，弁髦旧法矣。石勒之别造条制，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正不得訾为沐猴而冠也。
《隋书·刑法志》云：“文宣天保元年，令群臣刊定魏朝《麟趾格》。既而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于是始命群官，议造齐律。积年不成，武成即位，频加催督。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又上新令四十卷。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北齐书·本纪》：是年三月，以律令颁下大赦。《北史·封述传》：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齐律序》为陆俟玄孙仁崇之辞，见《北史·俟传》。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律无正条，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
《志》又云：“周文帝之有关中也，典章多缺。大统元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周书·本纪》在三月。云奏魏帝行之。七年，又下十二条制《纪》云十一月奏行。
十年，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班于天下。《纪》在七月。其后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拓跋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纪》作二月。庚子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武帝用法严正。齐平后，以旧俗未改，又为《刑书要制》以督之。《纪》在建德六年十一月。宣帝大象元年，以其用法深重，除之。后又广之，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纪》在大象元年八月，参看第十五章第一节。
晋、南北朝定律之事，大致如此。章大炎有《五朝法律索隐》篇，见《大炎文录》卷一。盛称魏、晋、宋、齐、梁律之美。谓汉法贼深，唐律承袭齐、隋，有所谓十恶者，《隋志》：齐律刊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皆刻深不可施行。惟此五朝之法，宽平无害。其说有偏激者，亦有卓然不同流俗者。
章氏美五朝法者：曰重生命：一父母杀子同凡论。二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杀人论。曰恤无告：诸子姓仇复者勿论。曰平吏民：一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二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曰抑富人：一商贾皆殊其服。二常人有罪不得赎。其说商贾皆殊其服曰：“《广韵》引《晋令》曰：侩卖者皆当著巾白帖额，言所侩卖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殊其章服，以为表旗，令并兼者不得出位而干政，在官者亦羞与商人伍，则今世行之便。或曰：其形谲怪，将为文明之辱。余以为求治者尚其实不尚其华，纵辱文明，则奸政、役贫之渐自此塞岂惮辱之？且商人工人，虑非有高下也。
今观日本。诸庸作者，织布为裋，大书题号其上，背负雕文，若神龟、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为谲怪者，顾独不可施诸商人邪？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满洲始稍稍崇商贾。非直因以为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王与官吏亦嗜利，商人犹不以无道取，帝王官吏乃悉以无道取，若则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既不若，又抑挫之，则不恕矣。其尊奖商人也则宜。易世而后，莫如行晋令便。”此说于社会、政治情势，几于茫无所知，而徒任情为说，所谓偏激不可行者也。其论走马城市曰：“张裴《晋律序》曰：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余寻李悝《法经》，本有《轻狡》之篇，秦、汉因之。盖上世少单骑，车行有节，野外之驰，曰不过五十里，国中不驰。六国以降，单骑郁兴，驰骤往来，易伤行者，由是有轻狡律，《晋律》：众中走马者二岁刑，见《御览》六百四十二。都会殷赈，行人股脚肩背相摩，走马者亦自知易伤人。然犹俜侠自喜，不少陵谨，此明当附贼杀之律，与过失戏杀殊矣。藉令车骑在中，人行左右，横度者犹时不绝。若无走马杀人之诛，则是以都市坑阱人也。
自电车之作，往来凡轶，速于飞矢。仓卒相逢，不及回顾，有受车轹之刑而已。观日本一岁死电车道上者几二三千人，将车者财罚金，不大诃谴。汉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罚金且不得。夫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豪毛。以为利贼杀人，视以轻狡贼杀人，其情罪当倍蓰。
如何长国家者，惟欲**富人，诡称公益，弛其刑诛？余以造用电车者，当比走马众中与二岁刑；因而杀人者，比走马众中杀人，商主及御夫皆殊死。秉《晋律》以全横目，汉土旧法，贤于拜金之国远矣。”论子姓仇复云：“治吏断狱，必依左证，左证不具，虽众口所欲杀不得施。如是，狡诈者愈以得志，而死者无可申之地。前代听子姓复仇者，审法今有过?跋，不足以尽得罪人，故任其自得捕戮；且不以国家之名分制一人也。”说虽亦有偏蔽，要自有其颠扑不破之理，非夫人之所能言、所敢言也。要之，当时南北法律之不同，自为法家一重公案也。
刑法：陈群等定魏律，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
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梁制，刑为十五等。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技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疋。
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疋。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疋。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疋。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疋。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疋，罚金八两者男子四疋，罚金四两者男子二疋。罚金二两者男子一疋。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
又制九等之差：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
天监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法官虞僧虬启称：景慈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除赎罪之科。十一年十月复开。
北齐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途，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为十五等。《通鉴》系陈文帝天嘉五年。《注》曰：“死四等，流一等，刑五等，鞭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曰凡十五等，《通鉴》依《五代志》大凡为十五等之文也。”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
死一百疋，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疋，至鞭百则绢十疋。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
周制：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
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罪金二斤。仲长统言肉刑之废，轻重无品，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晋世葛洪论此，意亦相同。见《抱朴子·周刑》篇。刑法之得衷，实由以徒流备五刑，其制大成于隋，启之实自南北朝之世也。
复肉刑之论，魏晋之世，尚多有之。《晋书·刑法志》言：晋初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及元帝时，卫展为廷尉，又上言之。诏内外通议。王导、贺循、纪瞻、庾亮、梅陶、张嶷等是之。周觊、桓彝等非之。帝欲从展所上。王敦以为习俗日久，必验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乃止。桓玄辅政，又欲复斩左右趾以轻死，命百官议之。孔琳之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之同，故遂不行。琳之之议，《晋志》不载，《宋书》本传载之，亦赞以斩右趾代死，非全不同也。
慕容超亦尝议复肉刑，以群下多不同而止。超所下书，言光寿、建兴中，二祖已议复之，未及而晏驾。光寿者，慕容俊年号，伪号烈祖。建兴者，慕容垂年号也。伪号世祖。可见欲复肉刑者之多。此实以髡钳不足惩奸，鞭笞大多致死之故。欲救此弊，自以王朗倍其居作之说为至当。
晋后议者，惟刘颂针对此说立论。其言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计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徒亡日属，贼盗日烦。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后从而赦之，此谓刑不制罪，法不胜奸。”其说诚当。
然此自用刑者之不详，非以徒刑代肉刑之咎也。余人之论，如谓肉刑乃去其为恶之具，或谓人见其痛，将畏而不犯，皆言之不能成理。乃如王导等之议，既欲复肉刑，又虑人习所见，或未能服，欲于行刑之时，明申法令，任乐刑者刑，甘死者杀，则更灭裂不可行矣。宜其卒不能复也。
然肉刑之名，虽未尝复，其实则未尝不偏复。《宋书·明帝纪》：泰始四年，九月，诏曰：“降辟差网，便暨钳挞，求之法科，差品滋远。自今凡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悉依旧制。斩刑。五人已下相逼夺者，可特赐黥、刖，投畀四远。仍用代杀，方古为优。”此即魏晋来之论议，欲以放流、鲸刖，补死刑髡笞之不足者也。
《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四年，正月，诏曰：“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途已雍，并可省除。”《隋书·刑法志》云：“梁律劫身皆斩，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详见下。天监十四年，除黵面之刑。”与《纪》所载当即一事，则梁亦以劓、墨代死刑也。宫刑亦间用之。《南史·杜崱传》：岳阳王詧诛诸杜，幼者下蚕室是也。北魏用之尤多，北齐亦然。
据《魏书·阉官传》所载，见阉者似以俘虏为多。段霸、赵黑、孙小，敌国之俘也。张宗之、抱嶷、平季、刘思逸，反者之俘也。杨范坐宗人劫贼。余皆但言因事。王温父冀为高邑令坐事被诛，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则虽官吏亦不得免矣。其见于《阉官传》之外者：宋隐叔父洽之子顺训，亦敌俘。封懿之孙磨奴，常珍奇小子沙磨，亦皆以谋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