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埃蒙·休斯，罗茜只认得另外两个她妈妈的医学院同学兼“家庭朋友”。竟然还有人在和她妈妈进行了非法**之后，还能和她们保持联系，真是不可思议，菲尔可还在呢。但进化论中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即男性要确保自己的基因携带者受到了万全的保护。基本上罗茜也持同样的看法。

一位候选人是彼得·恩蒂科特博士，就住在本地。另外一位艾伦·麦克菲，则已因罹患前列腺癌去世。这对罗茜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她没有前列腺，也就不会遗传这一恶疾了。艾伦生前是一名肿瘤学家，但到底也没能检测出自己身上的癌症，这倒是挺常见的。人们就是这样，离自己越近的越看不清，看别人反倒看得真切。

幸好他还有个女儿，叫纳塔利娅，早几年还跟罗茜有联系。罗茜约了纳塔利娅三天后见面，借口来看她刚出生的小宝宝。

我调整回正常的日程，但寻父计划总会跳出来扰乱我的思绪。这次将由我来收集DNA样本——我可不想重演打破杯子的惨剧。同时，由于比目鱼事件，我再次与院长起了争执。

我的一项工作内容是为医学院的学生教授遗传学。上个学期的第一堂课上，有一个学生，他没有告诉我名字，在我放映了第一张幻灯片后就举起了手。在这张幻灯片上，我用了一张精彩绝伦、设计美观的图表总结了我们是如何从单细胞有机体进化到今天这个充满生物多样性的世界的。可能只有物理学系的同事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愿意花更多精力去关注足球比赛的结果或是某位女明星的体重。

而这位学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蒂尔曼教授，您刚才用到了‘进化’这个词。”

“没错。”

“我认为您应该说明进化只是一种理论。”

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或是说这种宣言。经验告诉我，我无须去动摇学生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无疑是根植于宗教信条。我只需要确保在座的其他实习医生不会对这种学生过分认真即可。

“是的，”我回应道，“但你用的‘只是’这个词是含有误导意味的。进化是一种有大量证据支持的理论，就好像细菌致病理论一样。作为医生，人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仰仗科学。除非你想成为信仰疗法治疗师，那样的话，你就选错课了。”

我听见了一些笑声。信仰疗法治疗师否认了我的说法。

“我并不是在说信仰，我说的是创世科学。”

教室里只剩下一些抱怨声了。无疑，许多学生的文化背景让他们对宗教批评抱持较低的容忍度。我们的文化就是如此。我曾因为某次事件而被禁止对宗教做出评论。但我们正在讨论科学。我完全可以将这一争论继续下去，但我知道最好不要纠缠于此，因为我的课程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刚好能填满50分钟。

“进化是一种理论，”我说，“有关生命起源的问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如进化理论一般为科学家们所广泛接受，对于医药研究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在我的课堂上，就采用这一理论。”我认为我很好地控制了局面，但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跟所谓创世伪科学的信徒就这个命题好好辩上一辩。

几周后，我在学生俱乐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办法。我走向酒吧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吃比目鱼，鱼头还留在盘子里。经过一番略显尴尬的交流之后，我取走了鱼头和鱼骨，包好，装进背包里。

四天后，我来上课。我锁定信仰疗法治疗师，问了他一个初级问题：“你认为鱼是被某种智能设计师直接打造成现在这副样子的吗？”

听到这个问题，他显得有点惊讶，或许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讨论已经暂停了七周。但他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打开鱼骨包裹，一股恶臭袭来，但作为医学生，他们应该做好准备，忍受学习过程中任何有机体可能散发出的不良气味。我指指鱼头：“看那眼睛，是不对称的。”实际上，鱼眼已经腐烂了，但眼眶的位置仍然清晰可见。“这是因为比目鱼是从普通的鱼进化而来，眼睛也曾长在头部两侧。一只眼睛逐渐位移，直至不影响使用功能的位置为止。进化可顾不上美观，但我敢肯定，任何智能设计师都不会打造出有着如此缺陷的鱼种。”我把鱼骨递给信仰疗法治疗师，让他好好观察，我则继续上课。

他直到新学年伊始才提出投诉。

在我与院长面谈的过程中，她暗指我试图羞辱信仰疗法治疗师，而我的真正意图不过是要继续我们的论证。因为他使用了“创世科学”一词，并没有提及任何宗教，所以我完全没有贬低宗教之嫌。我仅仅是在对比两种理论，我也欢迎他在课堂上举出反例。

“唐，”她说，“一如往常，严格来说你的确没有违反任何条款。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位讲师把一条死鱼带到课堂上，丢给坚持某种宗教信仰论调的学生，我猜那人一定会是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是说我是教员里最可能剑走偏锋的人，而你想让我老实一点。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应该是个不合理的要求。”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惹别人心烦。”

“他心烦和抱怨，完全是因为他的理论被证明是有违科学的。”

争论结束了，再一次，院长对我很不满，尽管我并没有破坏任何规矩。我再一次被提醒要多做点努力，“融入进来”。我刚要离开院长办公室，她的私人助理雷吉娜拦住了我。

“我应该还没有收到您参加教员舞会的信息，蒂尔曼教授。您应该是唯一没有买票的教授了。”

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胸口一阵发紧，这一定是我的身体对院长的建议做出的自然反应。我知道，如果我不能“融入”一所大学的理学院，那么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可能融进去。

纳塔利娅·麦克菲，已故的艾伦·麦克菲博士的女儿，或者说罗茜潜在生父的女儿，住在距城区18公里的地方，属于可骑行范围，但罗茜还是决定开车过去。我有点惊异于她的车——一辆红色的保时捷敞篷车。

“这是菲尔的车。”

“你‘父亲’的？”我在半空中画了个引号。

“没错，他现在人在泰国。”

“我以为他不喜欢你。但他肯把车借给你？”

“这就是他的典型做派。不是因为爱，纯粹的物质交换。”

保时捷可真是借给你讨厌的人的最佳品牌。这车有17年了（所以它的排气系统十分落后），耗油量大得惊人，空间狭小，风噪声极大，空调系统也失灵了。罗茜同意我的推论，这车靠不住，保养起来又很贵。

直到我们到了纳塔利娅家，我才意识到自己一路上都在总结这辆车的毛病。我成功避免了寒暄，但也没有告诉罗茜收集DNA样本的方法。

“你的任务就是在我去收集DNA样本的时候拖住她，跟她说话。”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各自的才能。

可不一会儿我就发现，做好后备计划绝对是有必要的。纳塔利娅不想喝东西：她正在戒酒，因为她要给孩子喂奶，而且天色已晚，喝咖啡也不太合适。这都是负责任的做法，但我们也因此失去了擦拭杯子的机会。

我开始部署B计划。

“我能看看小宝宝吗？”

“他睡着了，”纳塔利娅说，“所以你动作要轻点。”

我站了起来，她也站了起来。

“告诉我怎么过去就行了。”我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越坚持要单独去看孩子，她越是反对。我们来到婴儿的房间，如她所言，小家伙正在睡觉。这可难办了，因为我已反复计划了如何完全无创地从婴儿身上提取DNA样本，他也跟艾伦·麦克菲有着血缘上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忽略了母亲的保护本能。每一次我找借口离开屋子，纳塔利娅都会跟过来。这可真是尴尬。

最终，罗茜借口要用洗手间，得以脱身。但即便她知道要做什么，她也接触不到婴儿，因为纳塔利娅坐的位置刚好可以看到卧室门，而且她常常会看上几眼。

“你听说过基因地理工程吗？”我问道。

她没听说过，也完全不感兴趣。她换了个话题。

“你看起来对婴儿很感兴趣。”

我绝对有机会就这个话题深挖下去：“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没有受到家长腐蚀的行为。”

她神情奇怪地看着我：“你参加过任何与孩子有关的活动吗？像是童子军、教会团体……”

“没有，”我说，“我觉得我不适合。”

罗茜回来了，孩子开始大哭。

“该喂奶了。”纳塔利娅说。

“那我们就先走了。”罗茜和她道别。

大失败！社交技巧出现了问题。如果有好的社交技巧，我一定已经接触到孩子了。

“对不起。”我向她道歉，和她一起走向菲尔那辆可笑的敞篷车。

“别。”罗茜从手包里掏出了一大团头发，“我帮她清理了一下发梳。”

“我们得用发根。”我说。从那么大一团头发中，很可能会找出一两根连着发根的。

她又在包里掏了掏，抽出了一把牙刷。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你偷了她的牙刷！”

“橱子里还有备用的，而且她也该换把新的了。”

我震惊于这种偷窃行

为，但我们也几乎肯定拿到可用的DNA样本了。罗茜的足智多谋的确让人印象深刻。如果纳塔利娅没有定期更换牙刷的习惯，罗茜也算是给她帮了忙。

罗茜并不急于立刻分析这些头发或这把牙刷，她想在收集到最后一位候选人的DNA样本之后一起检测。这太不合逻辑了。如果纳塔利娅的样本配型成功，那我们根本不需要再去收集DNA样本了。罗茜看来并不理解如何正确排列任务顺序，把花销和风险降到最低。

经历过无法接近孩子的困境后，我们决定用最恰当的方法接近彼得·恩蒂科特博士。

“我会告诉他我正在考虑学医。”她说。恩蒂科特博士目前就职于迪肯大学医学院。

她把见面地点约在了咖啡馆，这样就有机会使用咖啡杯擦拭法收集样本了，尽管这一方法目前的失败率为100%。我想，无论如何一个吧女都无法说服一个教授，让他相信自己要学医的鬼话。罗茜似乎受到了侮辱，辩解说这不重要，只要让他跟我们喝上一杯就行了。

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我眼前，罗茜认为她无法独自完成这个任务。“你是我的男朋友，”她说，“你会资助我完成学业，所以你也是个利益攸关方。”她死死地盯着我：“你可别演过了头。”

在某个周三的下午，我让吉恩替我上了堂课，当是阿斯伯格综合征之夜的补偿。我们开着菲尔的玩具车去了迪肯大学。我曾经去过那儿很多次，举办讲座或是参与合作研究。我甚至还认得几个医学院的研究员，当然彼得·恩蒂科特并不在内。

我们在一家室外咖啡馆见了面，里面挤满了提前结束暑假的医学生。罗茜真是太棒了！她谈论着医学，妙语连珠，甚至还谈到了精神病学，想要以此为专业。她声称拥有行为学的荣誉学士学位，也有研究生院学习的经历。

彼得似乎被罗茜迷住了，她和她的母亲多么相像啊，但这跟我们的目的毫无关系。有三次他打断了罗茜，告诉她她和她母亲长得很像。我怀疑这是否可能意味着他与罗茜的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也因此可以看作他与罗茜有血缘关系的征兆。就像在埃蒙·休斯家的客厅一样，我仔细观察着罗茜与她潜在的生父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外貌上的相像，但我没看到任何明显的相似之处。

“你的情况听起来很不错，罗茜，”彼得说，“但我并不会参与学生遴选的任何流程——至少官方上是这样。”他的话似乎在暗示着可能存在某种非官方的提供帮助的途径，这可不太道德。这是否是亲缘关系使然？所以，这是否能证明他就是罗茜的父亲？

“你的学术背景很不错，但你也得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彼得转向我，“所有申请医学博士的人都必须参加这个统一测试。”

“我去年考过了，”罗茜说，“我得了74分。”

这分数看来给彼得留下了分外深刻的印象。“有这么好的分数，你都可以去哈佛了。但我们也得考虑其他因素。如果你决定申请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我希望他一辈子都不会到昆斯伯里侯爵酒吧喝一杯。

一位侍者拿来了账单，走上前去收走彼得的杯子，我下意识地伸手挡住了他。侍者一脸不快地看着我，把杯子抢走了。我眼看着他把杯子放进了推车，混到了其他餐具里。

彼得看了看手机。“我得走了。”他说，“你现在已经有了我的电话号码，以后保持联系。”

彼得离开后，我看到那侍者一直盯着推车看。

“你得去引开他。”我说。

“拿到杯子就行。”罗茜告诉我。

我走向推车。那侍者紧盯着我，就在我伸手去拿杯子时，他转头看向了罗茜，开始快步向她走去。我一把抓住了那杯子。

我们在停车的地方见面，离咖啡馆有一段距离。这段路上，我开始回想我的所作所为，达成目标的压力让我犯下了盗窃的罪行。我是否应该给咖啡馆寄张支票？一个杯子大概值多少钱？杯子总会有破损，但那都是随机事件。若是每个人都去偷拿杯子，咖啡馆大概会撑不下去吧。

“拿到杯子了吗？”

我把它举了起来。

“是这个没错吧？”她问道。

虽然我不擅长非语言类的沟通，但我相信我已经正确传达了一个事实：即便我可能只是个蟊贼，但观察力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付过账了？”我问。

“我就是这么引开他的。”

“用付账的办法？”

“不，是你去收银台付账，我只是佯装要走。”

“咱们得回去。”

“去他的吧！”罗茜骂道。我们钻进保时捷，一路狂奔而去。

我到底是怎么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