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座叠翠交织的烟霞岭。登临远眺，钱塘江萦回若带，西子湖清莹如镜，杭州景物尽收眼底。烟霞岭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烟霞洞，顶弯有倒挂的石钟乳千姿百态，堪称天工之巧；洞壁有五代以来雕造的佛像和罗汉像；洞外有呼禽阁、舒啸亭等景观。如身临洞外，大有岩石斗秀，峭壁凌空之感，如登高舒啸，又有远引江涛，‘近俯诸山之胜。而播汉年和张冲为周恩来、蒋介石选择的会谈地点，就是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祠附近的那座院落中。

3月下旬的西子湖，早已是春乱人间的季节了。但烟霞洞附近的名胜似乎仍在沉睡之中，只有几只追逐的蝴蝶在顽皮的戏耍，给人一点生气。突然，静卧枝头的那只小鸟扑棱一下翅膀飞去了，这时才会发现：局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准时如约赶到了烟霞洞。

张冲是一位礼仪周全的官员，他早已静候在门前，他一见周恩来和潘汉年的身影，急忙迎过来，歉疚不己地说：

“周先生，潘先生，请二位进屋稍候，委员长一会儿就到。”

寸此，周恩来只是淡然一笑，因为他太了解这位委员长了，做任何事情，都要维护其天下独尊的领袖形象。至于所谓的礼仪―无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他都是不大在乎的。但是，周恩来的心中依然是不那么愉快，因为他毕竞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所以，他话中带刺地说：

“因为他是委员长嘛，所以我周恩来理应反客为主地欢迎他。”

张冲听后很不是个滋味，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时一下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难为情地一笑，遂又环顾左右而言他，和周恩来、潘汉年谈起烟霞洞的历史和景观来了。

有顷，蒋介石身着戎装，俨然像是一国最高统帅的样子款款走来，他望着已经迎候在此的周恩来，操着所谓不失领袖风度的口吻，近似表扬地说：

“我就知道，恩来还像当年在黄埔军校那样，是最有时间观念的好同志。”

周恩来听后感到是那样的不舒服，可他又不便破坏首次会谈前的友好气氛，他只好采取借题发挥的方式，向蒋介石表达自己的本意：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知道时间和军队的特殊关系。我想委员长在运筹举国上下一致抗口的大事方面，是更为清楚时间的重要性。”

“这……是的，是的……”蒋介石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嘴也显得笨拙起来。

张冲一看蒋介石和周恩来那不同的表情，暗自说道：“未曾进入正式会谈，周．恩来就先声夺人地赢了我们一分！”当聪明的张冲再一看这有点尴尬的场面，忙又打圆场地说道：

“今天委员长主动请周先生到此会谈，就足以证明委员长是在抓紧时间，积极筹划全民族抗日的大事。”

蒋介石一听这恭维的‘话语，就像是梗阻在喉的鱼刺突然化解的感觉一样，甭提有多么舒服了！ 自然，他打心里感激张冲这及时的解围。接着，他又以主人的身份伸出右手，故做潇洒地指着门口说：

“为了早日完成抗日的大业，请！”

杭州会谈就这样开始了。蒋介石和周恩来前后谈了数次，历时近一个星期，真可谓是唇枪舌箭、互不相让，谈判之艰难是可想而知了！对此，笔者只好收起手中的拙作，请读者去自由地想像吧！为惜墨存史，我．只把经史学家提炼的谈判内容，摘引如下：

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就向蒋介石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并声明六点：一、侠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至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四、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谈话的大意是：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刻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蒋介石“却归过于鲍罗廷”。三、要中共“与他合作……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四、要中共“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蒋介石还表示具体问题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可以在几个月后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边区可以保持整个的行政区，但正职行政长官须共方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以应付各方，其他干部都由共方派遣，工作由共方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也同意共方意见，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共方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根食接济也设法办到。蒋介石芒至说：即使没有商定永久合作的办法，他也决不再打红军。

蒋介石在谈到要同中国共产党商量一个永欠合作的办法时，周恩来回答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要周恩来赶快回延安，商量同他的关系及共同纲领问题。

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他一下就看透了蒋如此爽快的真实意图：“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但从整体看，杭州会谈是有成果的。潘汉年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通过这次会谈，张冲再一次认一识了周恩来和潘汉年的坦**人格，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共的谅解和友谊。周恩来自西安会谈始，对张冲的人品留有不错的印象；这次杭州会谈前夕，周恩来又从潘汉年处得知，张冲为这次会谈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次具体的谈判过程中―尤其是双方在争执不一F的时候，张冲又以他的聪明和机智，起到了恰如其分的缓和与调解作用。这又给周恩来和潘汉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周恩来是重情义的，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张冲的真诚谢意，主动地说道：

“汉年同志，为我和淮南先生合个影，留作纪念吧！”

历史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周恩来和张冲背剪着手，免冠、叉腿，并排驻步门前。周恩来表情凝重、深沉，似乎是在说：“杭州会谈的结果来之不易，这要感谢你张淮南先生。”张冲却是笑口常开，且又是笑得那样自然，是在对后人说：“我认识了周恩来这样一位好朋友！”当他收到这张相片，看到周恩来凝视前方的深沉表情，又啃叹不已地自语：

“周先生一定是在想，国共合作的路还要走多长？……”

人情是没有国界的，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在表达人情的方式上往往是相同的，或许是无独有偶吧，就在周恩来和张冲合影留念的那天，张冲慌忙通知潘汉年：

“蒋夫人马上就要来看你了！’’

在杭州会谈期间，宋美龄因陪伴腰伤未愈的蒋介石，她一直留居西子湖畔。据史记载，她没有参加这次杭州会谈。当她由蒋介石的口中获悉：杭州会谈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双方一致商定内战是可以停止了。她打心里是高兴的。另外，她知道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回国以后，一直为国共合作奔波和操劳。尤其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促成她兄妹赴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有着特殊的功劳的。而这次举行杭州会谈的前夕，又是这位潘汉年主动地把中共的条件交由她审阅一一虽说这其中包含着中共请她影响蒋介石的因素，但这也反映了她在中共要人心日中的地位，这对做梦都想当中国第一夫人的她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满足―而这种极大的精神满足又是潘汉年给子的。因此，她打内心里对这位门才、文才集于一身的潘汉年是有好感的。为此，在杭州会谈结束的前夕，她曾主动地到潘汉年的下榻处拜访。史家留！：‘了这样简单的记载：

她计清汉年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并恳切希望潘汉年以后能像对她二妞宋庆龄一样为她帮忙。

在杭州会谈期间，潘汉年作为周恩来的助手是寸步溯枷的。就其常理而一言，宋美龄亲自‘登门拜访潘汉年之前或之后，是一定会拜访由衷感佩的周恩来的。遗憾的是史家看重的是会谈的内容，而幕后的人情交往－一直接影响会谈进程的秘闻，竟然一笔未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杭州会谈结束了，周恩来在和蒋介石礼仪似地握手过后，又紧紧握住张冲的手，有意大声地说：

住南先生，我代表毛泽东主席，未德总司令，欢迎你去延安考察、访问，”

张冲是个极聪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这番话是说给蒋先生听的。他急忙侧着看看蒋介石那严肃的表情，也有意旁敲侧击地说：

“谢谢周先生的邀请，只要委员长一声令下，我即刻登程去延安访问。”

张冲把球踢给了蒋介石。在这种特定的氛围中，蒋介石是一定要表态的，否则，这台戏就唱不下去了。另外，蒋介石早就想派人－－一实际上已经派出不少特务打入陕北的红军驻地，希冀全面地了解红军的情况。所以，蒋介石便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说道：

“我同意淮南去延安，如果周先生同意，我准备派一个考察团去延安。”

“欢迎，欢迎……”周恩来最希望有更多的白区人民去延安，看看那里的红军和共产党人是如何生活的。因而他当即表态说，“汉年同志，你和淮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地把蒋先生派出的考察团的消息报告延安，我们做好欢迎的准备。”

“我看，就不要再经潘先生的手了。”蒋介石转身对张冲说道，“你尽快编好一套密码送给周先生，今后，南京和延安就直接联系吧！

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自杭州回到上海，又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会见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并同李一起去看望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还曾会见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干部。”对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回到延安不久，在潘汉年和张冲秘密联络下，终于促成了国民党当局派遣考察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张冲随考察团于5月29日到达延安。“30日参加延安各界民众纪念‘五排’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林彪、冯文彬、刘长胜等也代表各界讲话。考察团3工日到洛川、6月1日至云阳、6月4日到庆阳参观步兵学校及陕甘宁部队。考察团由叶剑英、陈赓陪同，童小鹏也随往，一路得到边区军民热烈欢迎。”而“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共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与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对此，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甲文中曾做了如下回顾与评价：

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辜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澄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侠，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卒，几朝夕往返，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柞无党见者，帷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信，亦以此互信。

在张冲访问陕甘宁苏区期间，根据蒋介石在杭州会谈的意见：“今后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方面洽商。关于红军的改编及其经费间题，将由宋子文负责与中共商谈。”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遂又和陈立夫、宋子文就上述具体间题进行多次谈判，并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第一次庐山谈判。但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谈判从杭州会谈的基调上大大地后退了一步，使得第一次庐山会谈没有取得结果。

潘汉年在这期间，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和国民党进行秘密会谈的使命，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协助下，又较成功地完成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务。例如：

“他和宋庆龄、沈钧儒等著名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他们不断传递着中共的信息，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各种支持；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他曾经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

“他在王稼祥、贺诚途经上海准备去苏联治病时，亲自安排周文和郑育之为他们做好掩护，负责安全工作，直到王、贺安全离开上海；

“他听说在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那里发现有方志敏烈士的诗稿和给中央的信件时，亲自带着照相机到那位同志处将诗稿和信件逐页拍摄下来，并将底片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使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得以流传至今；

“他关心并积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设在上海的办事处的工作，直接和办事处负声人董麟阁、李廷禄保持经常的联系，介绍他们和救国会的负责人接触，帮助他们做好社会宣传工作，以扩大东北抗联在上海的影响。”

正当国共两党为实现第二次合作受到梗阻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在北平挑起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旋即，又于8月13日大举入侵上海，一场大规模的全民族的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迫于举国上下一致抗战的压力，又历经与共产党人第二次庐山会谈、两次南京会谈，双方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表示国共双方“皆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国共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形成。

潘汉年自1936年1月在莫斯科受命和邓文仪接触始，到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止，前后为之奔波、奋斗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在此漫长而又艰难的谈判中，他终于感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

历史自有自己的运行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聪明的政治家，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步子，跟上时在变化的历史运行轨迹；而笨拙的政治家，总是被动地、不得已地去适应历史运行的轨迹。他―潘汉年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是属于前者；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则属于后者。至于像汪精卫之流，是一伙逆历史运行轨迹而动的顽固派，必然被送进历史垃圾堆里！

当笔者驻笔回首潘汉年所经历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崇敬感打心底油然生起。我在这种圣洁的崇敬感的支配下，又禁不住地想起了1963年．l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说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请问：根据是什么呢？我茫然没有答案……至到笔者再想起《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潘汉年“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根本不存在的时候，我这种圣洁的崇敬感越发地觉得圣洁和祟敬了！

啊！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党的一段不该发生的悲居IJ历史……。

随着全民族的抗战爆发，潘汉年也就完满地结束了国共和谈的使命。旋即，他又受命组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并出任办

174事处主任。从此，他的身份由秘密转为公开，在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中为党、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在上海沦陷的前夕、潘汉年又受命把宋庆龄、何香凝、沈钧濡、邹韬奋等知名的爱国人士撤退到香港。而他自己却是在上海变成孤岛之后，才和夏衍一起撤离上海，乘坐一艘法国大邮轮向香港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