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现代军事史上，蒋介石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军事战略家。如世人所知：他早年不仅成功地指挥了东征、北伐，而且还打败了诸地方实力派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并采用政治的手段促使张学良易帜，从而结束了新老军阀混战的时代。可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倾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进剿”中央苏区，却连续两次损兵折将，败下阵来，使他不得不于失败之中寻找教训。他认为历经两次反“围剿”战争的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正常损耗的兵员建制、武器装备、军需给养等均一时难以补充到位；另外，他清楚眼下的红军分散各处山村休整，也难以在短期内迅速集中，形成有力的拳头。为此，他针对红军上述不利因素，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权力，迅速调兵遣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三十万大军，且多为蒋记嫡系部队调到江西，做好了“进剿”前的一切准备。接着，他又于七月一日在南昌行营下达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命令。
蒋介石迅速调兵这一着的确出红军所料，就连善于用兵的毛泽东也不曾料到敌人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就又会这样快发起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的指挥员沉着冷静地分析了不利因素：“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等等，遂决定在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的同时，以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于七月四日发布动员令，并紧急通知各级党部：
一、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加强宣传工作；
二、迅速整顿各地方武装；
三、彻底肃清AB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
四、立即实行苏区戒严；
五、对赤卫军、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等组织重新整顿，加强领导和督促；
六、立即坚壁清野；
七、做好清扫战场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但是，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等同志迅速撤退，这就等于中央苏区失去了对敌人“进剿”中央苏区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所以，猝然准备迎战的红军就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对此，《毛泽东传》作了这样的评述：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清楚地说明：一、当年周恩来在上海创建并领导的情报工作是何等的重要；二、毛泽东同志随机应变的指挥才能是超乎常人的。但是，无论是远在上海过着隐蔽生活的周恩来，还是在前线指挥反第三次“围剿”的毛泽东，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发起的第三次“围剿”，都会深深地为失去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人员而惋惜。
正当周恩来在上海为营救杨匏安而操心的时候，蒋介石于七月底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他当即下令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面对如此严峻的态势，毛泽东、朱德当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是，当红军实施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的时候，却又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翼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进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作战计划，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为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曾走出战史上少见的险棋：那就是处于敌军重重包围的红军为实行中间突破，首先给敌人造成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接着，于七日拂晓向驻守莲塘的敌军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毛泽东、朱德乘胜追击，于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朝着胜利的坦途前进。
正当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由中央苏区返回向中央汇报的欧阳钦到达上海。周恩来在听取了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报告后，又于八月三十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
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
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从上述这段指示来看，就单纯的军事理论，乃至于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规律而言，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似乎还感到了周恩来对机械的实用理论的厌恶。事后推论，身受教条主义之苦的周恩来，是否担心一些缺乏或无实战经验的同志，把教条主义的坏毛病带入中央苏区，从而导致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呢？
这封指示信的内容也有明显的错误，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这样评述：
信中也批评“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批评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反映了当时中央指导中的“左”的错误。
由此可知，再天才的理论家，再虚心的政治家，只要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就必然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出：不仅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而且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也不可能指挥中央苏区的军民进行反“围剿”的战争。像这样显而易懂的道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竟然反其道而用之，岂有不败之理！
正当周恩来在焦急地盼听中央苏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时，潘汉年又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杨度先生在参加过杜月笙的家祠落成典礼之后，回到寓所后就卧床不起。周恩来听后问道：
“汉年同志，你亲自去看过杨先生吗？”
“看过了，从他的气色上看，不太好。”
周恩来听后久久不语，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无限的悲哀。
“另外，董健吾从外地回到了上海。”
“他是杨先生的学生，听说恩师病了，回来看看是情理中的事。不过，请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另外，告诉健吾，请他代我去看看病中的杨先生。”
杨度为何一病不起呢？时人、后人都有不少议论。笔者认为起因有二：一是自身的体质较差，加之年过半百，抗不过病魔缠身；再是杨度作为一位苦苦追求真理的名士，有感于国难维艰的时局，引起了很重的“心病”。随着中华民族的国运日衰，他这难于医治的“心病”也就加重了。请看如下史实：
杨度先生早年虽然做过不少助纣为虐的事情，但始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中原大战结束之后，他通过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中外报纸获悉：蒋介石为实施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方针，决定不惜牺牲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也要消灭心腹之患共产党。时下，随着国民党军队频频“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战争的进行，这就等于授给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机会。在这前后，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地向东三省调兵遣将，早就想动用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关东军更是跃跃欲试，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把日本的太阳旗插遍白山黑水。另外，他还听说在北平养病、戒毒的少帅一切听命于南京政府——实质上是听命于蒋介石，而蒋介石又于八月十六日给张学良发来了有名的卖国“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病中的杨度不用揣摩蒋介石这通“铣电”就知其真意，遂禁不住地仰天悲叹：
“东北三省失矣！中国将亡！……”
杨度先生早年混迹宦海，他作为游弋宦海中的干将，几乎沉沦于海底；讨袁革命胜利之后，他虽然被孙中山先生赦免“筹安会”之罪，由于历史的渊源等因，他依然与北洋政府失意的政客、民国时期的权贵等时相过从。因此，他对清末、民国这两个最为黑暗的官场不仅了如指掌，而且也是深恶痛绝的。当他看到国民政府大小政客如封建官僚般同，他真不知这种官场恶习何日才能根除？当他再看到当代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善玩阴谋的大纵横家蒋介石权倾一时，凭借手中的军队，恣意干着倒行逆施的卖国勾当，他怎能不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怆然感慨呢！结果，又必然加重了他的“心病”。
杨度先生是受着救国良知的驱使，通过研读马列主义一步一步地找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理论上讲，他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从各种渠道获悉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六届四中全会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以及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他的心中必然生起许多不解的疑惑。当这许多不解的疑惑与他入党时的理想发生激烈的碰撞时，他又必然会发出这是为什么的疑问。当这伤情的疑问再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时候，他本来已经十分痛苦的“心病”就会自然而然地加重了！
值得重笔一书的是，杨度先生虽然害了忧国、忧民，甚至是忧党的“心病”，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半点儿怀疑。请看如下两件事例：
董健吾在探望病重的恩师杨度先生并转告周恩来向他问候的时候，他甚为感动地自语：“翔宇、翔宇，我谢谢你啊……”这不仅代表了他对周恩来人格的敬仰，而且也说明他跟着像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人革命是无悔的；另外，当董健吾向他讨取墨宝的时候，他沉吟片时，在董健吾的搀扶下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下他生平最为欣赏的对联：
但哦松树当公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
说到杨度先生给弟子董健吾留下这副墨宝，时人与后人也有着不同的解释。一说自己不久就驾鹤西去了，通过这副墨宝再次向后人言志：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还有一种议论，董健吾虽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且为党做过不少事情，但他的思想与行为，尤其是私生活是非常不检点的，这与共产主义理想是格格不入的。在杨度看来，如长期不改，顾顺章、向忠发就是前车之鉴。因此，他在言志的同时，也含有劝告董健吾要重视气节，要像松树、梅花那样活着。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说明杨度不愧是一位信仰马列主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就在杨度先生弥留之际，海上闻人杜月笙来到病榻前看望他。作为政治信仰，他与杜月笙是针锋相对的；作为私谊，或者说作为对崇拜他的一代闻人杜月笙临终前的希望，也应该讲一讲自己的心里话。为此，他写了一副自挽联，一是算做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再是对杜月笙的留言：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先生在这副自挽联中，依然把医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自有后来人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同时，他也借此告诫杜月笙：应当像自己抛弃帝道一样，与国民党、黑社会决裂，看清真正的医民救国的后来人不是蒋介石。
九月十二日，重病卧床的杨度先生获悉蒋介石乘专列北去石家庄，约见病中的少帅张学良，明令要求张学良在日本侵略东北三省的时候不准抵抗，靠所谓国联解决。当即，杨度先生气得不省人事，接着，病情加重，于九月十四日带着无限的悲愤、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思索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七岁。
对于一代旷世奇才杨度先生的病逝，周恩来是非常悲痛的！在那样危险的形势下，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于杨度先生谢世当天的深夜，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杨度先生的灵床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算是对这位忘年战友兼同志的告别。但是，当他看见杨度先生那安详的遗容，不知何故又默默地吟起了“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他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情感，无声地流下了串串的泪水……
就在周恩来哀悼杨度先生的前后，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的统率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现扼要补记如次：
中央红军自八月七日到十一日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后，遂进入了十分艰苦的态势中。“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残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但是，中央红军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坚决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疲惫敌人的同时，寻机歼灭敌人。
与此同时，“进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牵着鼻子走，忽而往东往北，攀山越岭，忽而声东击西，被动挨打，搞得敌人“这一个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减少三分之一”。恰在这时，由于软禁胡汉民而引起的宁粤对立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很快推进到与江西毗邻的湖南省。“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队实行退却方针，恰授给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自九月七日起，“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待到此役胜利结束，继而又取得方石岭战役的全胜之后，蒋介石精心组织的第三次“围剿”就被红军彻底粉碎了！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的确使在上海白色恐怖中的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正当他等候前往中央苏区之际，王明收到了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他尽快赶赴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职。共产国际鉴于王明、周恩来不久就要离开上海，提议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绍禹提出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结果确定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就这样，秦邦宪（博古）留在上海成了王明路线的主要的代表人。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下，九月十八日，“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沟铁路路轨”，由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十分可笑的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张学良于是日晚在北平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无论他有多少理由说明自己不是“不抵抗将军”，但无情的史实已经把他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是在这同一天晚上，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赶到南昌行营，重新部署“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无论他怎样向世人辩解，他依然是真正失掉东北三省的历史罪人！九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为应付全国沸腾的抗日浪潮，遂偕夫人宋美龄由南昌赶回南京。于二十二日晨，在南京肃然大讲“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九月二十三日，发表《国府告民众书》，向国民宣布对日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乞求帝国主义给以“合理的援救”。（二）继续鼓吹“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的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要国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
请看，这是一副何等卑微的卖国嘴脸啊！如果再与他“围剿”中央红军加以对比，他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孙中山先生的叛臣逆子啊！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听到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遂于二十二日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提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在这期间，周恩来虽然“处在严格隐蔽、准备撤退的情况下，仍密切关心着时局的发展，并写过几篇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短文章”。两相对照，就可看出蒋氏控制下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周恩来与蒋介石谁是真正的伟大的爱国者！
随着全民族抗日**在大江南北的兴起，蒋介石再也无法欺骗各界爱国群众了！另外，他迫于国民党内各派爱国力量的冲击，为转移已经变成众矢之的的不利地位，突然宣布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宁方的国民党四大，提出与党内不同的政派和解，称那些被他开除党籍的国民党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宣布一律恢复国民党党籍。由此又画出了蒋介石另一副嘴脸：无耻的政客！
“九一八事变”导引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悲壮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暂时打乱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计划。正当蒋介石在各方势力的压迫下，一步一步地走向第二次下野的时候，也为周恩来撤往中央苏区创造了较为安全的时机。十二月上旬，周恩来决定自上海撤离了。但是，当他想到在上海工作、战斗的这不同寻常的四年，真是各种滋味一齐扑入心头啊！当他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向聂荣臻夫妇辞行的时候，善解人意的聂荣臻早已吩咐夫人，按着中国的传统包好了三鲜馅的起身饺子。他唯有一边吃着这香喷喷的三鲜饺子，一边不停地说着：
“今天的饺子真好吃啊！……”
关于周恩来化装撤离上海时的情景，金风同志的《邓颖超传》作了真实的记述。为惜墨存史，现摘引有关部分替代拙笔：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海宁路山西北路转角处一家杂货店的楼上，周恩来上身穿一件藏青哔叽中式对襟上衣，下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打扮成一名熟练工人模样。配上他满脸胡须，看上去像是四十开外的人，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了近十岁。他就要离开紧张战斗了四年的上海，离开和他并肩作战的亲爱的小超，到中央苏区去了。邓颖超深情地默默注视着他。他们又要分别，从上海到江西，路上肯定要冒许多危险。邓颖超把担心、忧愁隐藏在心底，表面装作没事的样子，故意洒脱地说：
“你放心走吧。我和妈妈商量好了，送她到杭州一所尼姑庵去暂避一时，那里有她一位朋友。博古已通知我明年去苏联学习。我们以后总会见面的。”
周恩来深深了解小超。她不仅是他深爱的妻子，更是最亲密的生死相共的战友，和他一道分担一切危险，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多次别离总是这么沉着冷静，使他解脱后顾之忧，能从容镇定地离去。他满怀深情地看着邓颖超：
“现在敌人搜捕很紧，小超，你千万要小心。等组织上安排好了就走，有机会学习总是好的，学完回来咱们在江西再见！我走了，你不要送下楼了，免得引人注意。”
周恩来又向岳母告别，叮嘱老人家保重身体，告诉她先到尼姑庵躲避一下，他到了江西，一定想法派人接她到苏区。杨振德很坚强，默默地点点头。
周恩来拎着一只小手提箱下楼了。
邓颖超默默地看着他下楼，从窗口看着他坐上人力车，往码头拉去。
周恩来坐着的人力车愈走愈远，邓颖超一直痴痴地站在窗口，很久很久……
周恩来离开住处之后，就由黄平同志负责护送他自上海撤退，进入中央苏区。对此，黄平同志作了如下回忆：
周恩来离沪那天，我是晚上八时许到他家的……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动身了……到了十六铺，我们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经过香港或直放汕头，我不能确定，但决不会冒被捕的危险，在香港上岸。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他。我把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船。
周恩来就要进入中央苏区了，他作为一位寻求中国革命之途的大政治家，不能不再回想起自西渡归来之后，一直为之奋斗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是否在中国走得通？当他想到自己参加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南昌暴动，以及广州起义……包括他在上海大城市战斗的这四年之后，他不得不微微地摇摇头。但是，当他再想到毛泽东率兵上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转战赣南闽西，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建立中央苏区，以及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似乎又充满了希望。为此，他那凝重的脸上似乎又绽露出欣喜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