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竟然是这样难以预料：当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并滞留武汉期间，中央苏区中央局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围剿”战略，并在策略上也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的主张；当“朱德、毛泽东于四月十九日命令各军、师分别由瑞金、宁都、石城地区，向苏区中部的龙冈、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集中”，并于四月二十三日以前陆续到达指定地区的时候，顾顺章于翌日——四月二十四日在武汉被捕叛变了；当周恩来坐镇上海，指挥渡过因顾顺章叛变而引起的这场灾难的期间，毛泽东指挥三万多红军在东固这个山区隐蔽了二十多天，以逸待劳地等候王金钰的第五路军的到来；当周恩来奉命改组“中央特委会”，并把陈赓、钱壮飞、胡底、李克农等同志陆续撤离上海期间，毛泽东、朱德于五月十三日晚，下达了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从此，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打响了！“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非常兴奋地填了这首有名的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正当党的白区工作遭到重大损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上海难以存身之际，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却淋漓痛快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喜讯！与此同时，周恩来于白区工作屡屡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省悟到，中国革命走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时，他虽然还未认识到毛泽东逐步总结出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但他从中央苏区两次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中看出：党的中央机关必须尽快地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为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周恩来在安排总书记向忠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也赶往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在这期间，周恩来为了防止政治情绪不高、私人生活又很不检点的总书记出事，遂决定把向忠发请到自己的家里同住。
或许是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老话，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北方的顺直省委于六月再次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江南各省市党的组织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周恩来为了把白区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指示有关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设法隐蔽或转移，特别强调在香港的蔡和森同志一定要从香港撤退的。
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苏区的红军，于半个月中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对于蒋介石而言真是大丢其面子的事，因为他在五月十二日召开的第四次国民会议上向中外宣告：此次用兵是一定能“剿灭赤匪”的！因此，当他听说第二次“围剿”仅仅半个月就失败了，大光其火、连骂几声“娘希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于第二次“围剿”红军失败的原因，只有桂系小诸葛白崇禧讲了点儿实话：
一、部队虽多，未经选择，因地理、历史之关系，故存有互相观望，保持实力之陋习。互信不立，共信不生，所以被共军以内线作战方式各个击破。
二、战术上还是不重保甲，不重民间组织，以纯军事战对总体战，我方之兵力加比共军多一倍（不确，是多五倍），但兵法云：“倍则攻之，十则围之。”故就兵力而论攻击则绰绰有余，包围则尚感不足。
事后解读白崇禧分析失败的第一条原因即是：参加这次“围剿”的部队，均非蒋介石的嫡系，各有派别，互相猜忌，且对蒋介石使用“杂牌军”与红军互相消耗的阴谋充满疑惧。因而“协同一致，相互应援”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自然，“被共军以内线作战方式各个击破”也是必然的了。
蒋介石是一个善弄权谋的纵横家。他当众大骂几声“娘希屁”是一时的气话，或曰是骂给别人听的。虽说他在《限期肃清“赤匪”案》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围剿’不力、意图观望之军事长官，应严加惩处”。可是，当稍许冷静之后，他又认为此次“围剿”共军失败，并没有损伤中央嫡系部队的毫毛，丢掉的只是三万多“杂牌军”，这对他的统治而言，无疑又是一件大好事。因此，他不仅没有责难失败的统帅何应钦，反而于六月五日任命何应钦兼空军总司令。这就等于向诸地方实力派宣布：对于一切反对蒋某人的人，使之胜不如使之败；对于一切忠诚于蒋某人的人，即使兵败前线也不加追究。当然，对何应钦而言，蒋介石还要用他组织实施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另外，在蒋介石看来，进攻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了，但是在上海却因顾顺章叛变取得了胜利，虽说这胜利令他并不满意。为此，他召见了何应钦与陈立夫：
“从现在起，你们都要树立这样的思想：不根除隐藏在大城市中的共产党，绝不罢休！不消灭农村的共匪，尤其是江西的朱毛共匪，绝不瞑目！”
对此，何应钦是心领神会的。他于总结第二次“围剿”红军失败的同时，尽快向蒋介石提出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计划。作为政客的陈立夫，也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意：能否再打一个像顾顺章这样漂亮的战役，一举歼灭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领导人？可是，他心里十分明白：谈何容易啊！思之良久，便召来了顾顺章。陈立夫对他十分客气地说道：
“顾先生，蒋公对你指认恽匪代英十分欣赏，让我等对你优礼有加。”
顾顺章是笃信“猫是不会给耗子拜年”这句俗话的。他一听陈立夫的话音，就清楚陈想利用他继续扩大战果。他稍许平静一下，说道：
“谢蒋公，谢陈先生。”
“顾先生，你还有什么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机会吗？”
“有。”
“是什么级别的？”
“中共的大人物。”
“谁？”坐在一旁的徐恩曾迫不及待地问道。
“蔡和森。”
徐恩曾听后喜不自禁地望了一眼陈立夫，出他所料的是这位顶头上司并没有他那突如其来的欢喜，依然是那样的严肃，他匆忙收起自己猝然而起的笑颜，静观陈立夫下一步棋的走法。
“顾先生，”陈立夫终于说话了，他扼要地讲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对蔡和森的一些看法后把脸一沉，问道，“像蔡匪和森这样重要的人物，你为什么到今天才说呢？”
“和森早已奉调去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据我的判断，事发之后，周恩来已经通知他转移……”
“既然知道他已转移，你……”
“可我深知和森的为人，他是绝不会扔下广东的工作的。所以，我认为他还在香港，最多是换个住处。”
“有道理，”陈立夫点了点头，“顾先生，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抓到蔡匪呢？”
“若想抓到和森，非我亲自南下香港。可是我的身份……”
“不应成为你为党国立功图报的负担嘛！”陈立夫说罢看了看徐恩曾，以命令的口气说道，“徐科长，你立即派几个弟兄，带足路费，陪同顾先生南下香港。”
就这样，顾顺章就像是一条不受信任的狗，在陈立夫派出的人的监视下南下香港，捕捉蔡和森去了。
蔡和森是一位视信仰高于一切的共产党人。他留下的名言是：“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偕再婚夫人李一纯等同志到达香港以后，“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各种活动是十分繁忙的”。在他不知疲倦的努力下，数度遭到敌人破坏的广东省委的工作又有了起色。
香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复杂的，除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外，大陆上的各种反动势力，尤其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黑社会，都在这里你争我夺，搞得乌烟瘴气。但是，他们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却又是一致的。因此，蔡和森在这个人鬼杂处的地方开展工作是很危险的。不久，他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本能地想到了党的损失。接着，他又收到了党中央的通知，要他立即从香港撤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清楚自己因为职务的原因，与顾顺章曾长期在党中央共过事，彼此是非常熟悉的，时下顾顺章叛变了，必然会对他构成很大的威胁。然而，当蔡和森决定是去还是留的时候，他以不忍扔下广东的工作为由选择了留。就这样，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继续留在香港领导广东省委的工作。说到他的被捕，《蔡和森》一文作了如下记述：
这年六月十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我不去不放心”。会议从上午开始的，地点距蔡和森的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临走时，他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带着四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滉等四人。
对于蔡和森同志的被捕，党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是非常痛惜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他依然开会研究了营救蔡和森的具体措施。党中央认为，只要蔡和森关在英国设在香港的狱中就是安全的。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让国民党把蔡和森引渡到广州去。为此，通知李少石同志在香港筹足资金，争取把蔡和森从英国人的监狱中保释出来。
也就是在蔡和森被捕的同一天——六月十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该总结指出：“特委工作虽然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病源。”在此总结中，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明确表示：“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自然，该总结对今后特委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都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原则。
恰在这时，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继六月六日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之后，又于六月十五日发表《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声称为消灭红军，要求全国同胞“勿存侥幸之心理”、“勿存畏怯之心理”、“勿存推诿之心理”、“勿存观望之心理”。并要求各级党部务必“集中心力完成剿灭赤匪之工作”，“不懈不挠，有进无退”。接着，蒋介石离开南京赴南昌，亲自组织对江西红军实行第三次大“围剿”。其战略方针为：“厚集兵力，分路围剿”，以主力分由南丰方面进攻，以一部守备吉安、泰和、万安、赣县等地，先击破红军主力，再逐一“清剿”。其组织为：“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这与三万多人的红军几乎形成了十比一。其态势是相当严重的。
就在蒋介石部署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过程中，陈立夫向他报告：顾顺章南下香港，指认并逮捕了中共领袖级的人物蔡和森。蒋介石当然清楚蔡和森在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白英国人在香港的法律，故有意地问道：
“蔡匪和森从英方引渡过来了吗？”
“我正在通过有关的部门办理。”
“我的原则是：一、要快；二、为了快，不怕花钱。一句话，绝不允许共匪采用同样的办法抢在我们的前面。”
蒋介石的计谋得逞了。据史记载，“党员李少石，通过一个社会团体与香港英国当局联系，答应付给一笔巨款，将蔡和森保释。但是，当李少石筹足这笔款时，蔡和森已在两小时前被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了。”真是苍天无眼，有意残害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材啊！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蒋介石偕夫人游庐山，又意外地受到王亚樵属下暗杀未遂，虚惊了一场。更为可笑的是，多疑的蒋氏竟然认为这次谋杀一定是共产党所为。接着，他收到了广东陈济棠的密电，大意谓：蔡匪和森业已引渡到广州，请示处理方略。他当即指示陈立夫：如归向中央，可解回南京；如冥顽不化，就地处以极刑。
蔡和森在广州的监狱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但他一直横眉冷对，没有暴露任何党内的情况。“他被打得血肉模糊，拖回监狱，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哭泣。他却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说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敌人见蔡和森如此刚烈，遂对蔡和森执行了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死刑。请看《蔡和森》一文的记述：
敌人的残酷折磨丝毫无损于蔡和森的坚强意志。他们终于使出了灭绝人性的一手，将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把几颗铁钉摆在他面前，进行最后一次威胁、恐吓。蔡和森无私无畏，宁死不屈。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为了党的事业，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六岁。
对于蔡和森的牺牲，党和人民是十分悲痛的，并且深切地怀念他。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周恩来也难过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真是祸不单行啊！就在蔡和森同志英勇就义的前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于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向忠发原本是武汉码头工人，在时代大潮流的裹挟下投身革命。一度被选为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机械强调出身的指导下，向忠发在党的六大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党的总书记。在他出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三年期间，并无多少独立的建树，相反却成了党内错误路线的推波助澜者。如在李立三主持工作的时候，他跟着李立三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前后，他看风使舵，摇身一变又成了米夫的应声虫，并主动地把手中的权力让给王明。与此同时，他不仅未能很好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中国革命服务，相反在生活上又腐化了。举例说来，他虽然年近半百，且家有发妻儿女，却又与一名妓女杨秀贞公然姘居，在党内的影响是很坏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之后，周恩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忠发，通知他搬到一栋楼房里。他借口工作需要，再次把姘妇杨秀贞带来同住楼下。为了谨防乱中有变，工作细致的周恩来又调来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和女儿远志住在楼上。当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立即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周恩来唯恐出事，又把向忠发一个人请到自己的家里同住。并再三叮嘱他不要随便外出。
向忠发的灵魂早就变质了。这些年来，他在与妓女杨秀贞姘居的过程中，完全被杨的色相迷住了。就在他单身移居周恩来家中期间，他也难以割舍分别之苦。因此，他每天焦躁不安。一天，周恩来告诉他，去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全都安排好了，让他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公然提出在他从上海撤退之前，必须见姘妇杨秀贞一面。
周恩来当即否定了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并郑重告诉他：顾顺章介绍给杨秀贞的女佣虽已解雇，顾顺章却已指使她跟踪向忠发和杨秀贞。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的一件衣服还未完工。这个女佣知道杨秀贞要去取衣服，每天在裁缝店守候。杨秀贞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阔商”。她照常去裁缝店取衣服。那个女佣一直跟踪到她和向忠发的新居即他们和陈琮英合住的楼房。幸好向忠发已搬到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次盯梢被我党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立即报告周恩来。接着，周恩来又告诉向忠发，为了甩掉这个女佣的盯梢，他已经让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黄蚧然接陈琮英和杨秀贞至静安寺附近一家旅馆住下。最后，周恩来严厉地对向忠发说：
“杨秀贞已被敌人盯梢，你还要见她，这不是太危险了吗？”向忠发沉吟片时，突然把头一昂，厚着脸皮说道：
“把话说白了，行前不见秀贞一面，我就不去中央苏区。”
“为什么？”周恩来震惊地反问。
“我……这样偷偷地走了，实在对不起她……”
周恩来很少与这位党的总书记变脸的。但是，他一听向忠发这无党性原则的理由，猝然变色，非常严厉地说道：
“忠发同志，那你这样做，就对得起党吗？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和森同志和代英同志吗？”
“可我和她……”向忠发嗫嚅了，他不敢正视周恩来那就要冒火的怒眼，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唉！你们是理解不了的。”
“我是不能理解，我也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理解！”周恩来断然地答说。
周恩来在家里办公，或约有关同志谈话，邓颖超是很少插话的。今天，她听了向忠发的话之后真是有点儿生气了，她插话说：
“老向同志，我和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要这样婆婆妈妈的。”
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周恩来与邓颖超有事需要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呆在家里，千万不要出去。向忠发听后似有情绪地答道：“放心，我哪儿也不去！”但是，当周恩来与邓颖超走出家门不久，向忠发趁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还有临时搬来同住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在室内做事的空间，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溜了出去。接着，他又偷偷地向陈琮英与杨秀贞住的那家旅馆走去。事有凑巧，向忠发走进这家旅馆之后见到的是陈琮英，显得很是不自然。陈琮英十分警惕地问道：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就要出远门了，来和秀贞辞行。”向忠发撒谎道，“我嘛，只呆一会儿就走。”
陈琮英是一位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她是不能随意向党的总书记问个为什么的。再者，她认为向忠发的到来，一定是经组织批准的。因此，她没有再说什么，就把向忠发引到杨秀贞的住处。但是，午夜的钟声敲响了，陈琮英发现向忠发还留在杨秀贞的房间里，她不得不去敲杨的门，催促向忠发尽快地离去。出乎她所料的是，向忠发却在室内答说：
“你不要管了，我明天一早再走。”
党组织交给陈琮英的任务是看好杨秀贞，因此，她内心虽然有情绪，也只好任向忠发与杨秀贞在此鬼混一夜。诚如周恩来所担心、所预料的那样，向忠发在六月二十二日清晨离去的时候，就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出事了。原来，静安寺附近有一个党的秘密机关，向忠发经常到这一带来办事，对这里的地形地物是很熟悉的。另外，在静安寺有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向忠发时常到这里租用轿车，与“探勒”汽车行的部分员工是相当熟悉的。其中一位叫叶荣生的会计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认得向忠发。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的报纸上天天有某某检举共产党要人立功受奖的报道，叶荣生为利所驱，同他姐夫一起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属下的特务头子邹练和，说他可以找到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敌人许他事成之后，赏他一大笔钱。
六月二十二日清晨，向忠发告别与之姘居的妓女杨秀贞走出旅馆，大步踉跄地向“探勒”汽车洋行走来。叶荣生远远一见就认出来了，暗示卧底的特务准备动手。特务一看向忠发那大老板的派头，生怕抓错了不好向上司交账，故不敢贸然动手。叶荣生悄悄告之，向忠发右手缺半截手指，一看便知真假。就这样，当向忠发走到“探勒”汽车洋行门前之后，叶荣生打了一个呼哨，“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特务蜂拥而上，把向忠发抓进汽车，押送到善钟路巡捕房”。接着，陈琮英、杨秀贞被捕，设在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党中央秘书处机关被敌人破坏，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秀和苏才都被捕了。
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立即向党中央实际负责人王明建议，商量营救和对策事宜。政治局紧急会议在王明住处召开，由王明主持会议，周恩来报告情况和提出营救向忠发的方案。会议同意周恩来的营救方案和通知有关机关暂停活动，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次行动。
有关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邓颖超传》一书作了这样的记述：
向忠发被捕后，特科工作人员很快从敌人内部知道了确切的消息。下午，特科工作人员赶到周恩来住处报告，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立即出外通知有关同志转移。
这天上午，邓颖超曾到戈登路恒吉里党中央秘书处机关，去看烈士张采真的妻子苏才，约定晚上到她那里吃晚饭。邓颖超虽已得知向忠发被捕，还不知道他立即叛变，已带特务去过这个机关。下午四点多钟，她仍按照约定去。到了后门附近，看见苏才所住亭子间窗户上放的花盆不见了。她知道出事了，立即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
她实在不放心周恩来，冒险回到原来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便进了家门。
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便撤回来了。
他回到家里，见到邓颖超。两人销毁了所有文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地方，赶紧分别转移。这时已是六月二十二日深夜。邓颖超劝母亲和同住一起的夏娘娘和她一起走。两位老人说，情况紧急，你快走吧。我们两个老人只是家属，敌人来了也不会把我们怎样。
周恩来一生不仅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也非常重视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他听说某某被捕叛变的消息，他从不轻易表态。他的原则是：在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是不能把被捕的同志当叛徒看待的。他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能相信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的事实。一方面，他请有关的同志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取证，另一方面，他于六月二十三日晚上“亲自来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后窗户。他看到，后窗户的窗帘拉开了，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杨振德和夏娘娘发出的信号。周恩来家中出事了”。到这时，他不得不痛心地暗暗自语：
“向忠发确实叛变了。但是，他是怎样叛变的呢？向敌人供出了哪些党的机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