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同意王明、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这不仅标志着双方的斗争已经开始向着王明等人倾斜，而且实质上等于向全党宣布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瞿秋白、周恩来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失去了领导全党克服立三路线的能力。这对当时的每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而言都是痛苦的！

然而作为党的负责人，当自己已经向组织坦承所谓的错误，且准备交出党授给自己的权力之后，他理应有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可是，周恩来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因为他依然在考虑中央苏区打得正激烈的反“围剿”战争的发展，他还要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敌人利用党内的危机破获党的组织，逮捕已分成各派的党的干部。也就是在这种心绪如麻的氛围中，陈赓突然叩门走进，周恩来分外紧张地问道：

“陈赓同志，有什么情况吗？”

“有，是关于恽代英同志的事。”陈赓答说。

“他若不被敌人逮捕该有多好啊！他可以到中央苏区去，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敌人的围剿。”周恩来颇多感慨地说罢又问，“代英同志的情况怎样？”

“我们通过内线，打通了南京上层的人士，不仅做到了减刑、提前释放，而且还派人到狱中探望了代英。”

“他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陈赓边说边取出一张纸，“这是他在狱中写的诗，或者说是代英借诗向党表达自己的心志吧！”

周恩来双手接过这张纸笺，缓缓展开，上边写着：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周恩来看着看着两眼模糊了，双手也有些颤抖了，渐渐地这写有《狱中诗》的纸笺化作了恽代英的形象，似乎向他在倾诉着什么。也就是在这瞬间，他从恽代英的被捕到挥毫写下这震颤心魄的诗篇，从李立三狂妄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抗到王明等人对三中全会发难……想到很多很多。同时，他想的这些事情，又在他那难以平静的心湖中化作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这些问号又化作了无数个惊叹号，像是一把把锤头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然而，他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很快就又从这复杂的情愫中解脱出来，当他的双眼再次看见这首《狱中诗》的时候，他近似自语地说道：

“写得好啊！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会背诵恽代英这首诗。我也应该……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了！”

陈赓听后，他的心湖中也禁不住地涌动着酸楚的波浪。他为了转移周恩来的情绪，又小声地说道：

“据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情报，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已经到了上海。”

“知道是谁吗？”周恩来惊觉地问道。

“是米夫。听王明他们的人说，米夫已经召见过他们了。”

周恩来顿感问题复杂化了。但是，他对米夫到达上海之后，在没和中央政治局接洽之前与王明等人密商是有意见的。同时，他又认为党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而他自己又处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也只有在感叹之余听之任之了！

刚好是在这前后，瞿秋白也得知了米夫到达上海的消息。或许他太了解米夫的缘故，自己有着一种被押上审判台的感觉。思来想去，他终于身不由己地叩开了周恩来的家门，一见面就近似自嘲地说道：

“没想到是我这位不速之客吧？”

“可以说没想到，也可以说想到了。”周恩来边说边请瞿秋白落座，“因为我觉得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似乎能听这话的对象……”

“只有我才能真正理解，对吧？”

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也有同感，”瞿秋白呷了一口邓颖超刚刚端上的香茗，“而且这同感憋得我化作了行动——未经约定就贸然叩开了你的家门。”

“你知道共产国际派米夫来华的事吗？”

瞿秋白有些沉重地点点头。

“他为什么至今不和中央接头呢？”

“不清楚。但我有一种感觉：米夫如此而为的目的只有一个，借着批判立三路线，把他的这些得意的中国弟子扶上台。”

“这很容易嘛！”顿时，周恩来显得是那样的轻松，“按王明他们的话说，你我是没有李立三的立三路线，仅此一条就够了嘛！”

“根据我对米夫的了解，以及他们在苏联搞肃反的经验，我看问题似乎还不会这样简单。”

“这我们管不了，但我要表明这样一个态度：与你共进退。”

瞿秋白听后惨然一笑，微微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说：“现在不是说义气话的时候，还是静观其变吧……”

米夫，全名叫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一九○一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小官僚家庭。他早年投身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在故乡赫尔松辛纳的共青团工作；后报名参加红军，开往察里津前线，与叛军战斗。一九一九年春，他由地方党组织推荐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翌年又转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拉狄克任校长，他任副校长。从此，他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久，他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了解情况，王明任翻译，从此，他们师生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相偕回到莫斯科不久，中山大学两派学生发生争论，他坚定地支持王明等人的小宗派活动。早在中共六大会议筹备期间，米夫就曾想把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只是由于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老同志反对才未如愿。接着，米夫辞去中山大学副校长之职，调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负责指导远东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接着，他的爱徒王明奉调回国，他又给中共中央专门写了介绍信，竭力推荐王明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又是因为周恩来等一批老同志坚决反对才没变成现实。更出乎米夫所料的是，王明不仅没进入中共核心，而且还接连受了两次党内处分。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暴露之后，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解决问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把李立三搞下台的同时把王明捧上台。瞿秋白与周恩来回国之后，再一次使米夫等人大失所望。为此，他们就下定决心搞倒瞿秋白等同志。就在发出十月来信不久，米夫等人就又炮制了《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所开列罪状有七条：

总结起来，必须说：（1）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2）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3）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4）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5）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6）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的言论；（7）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

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突然对三中全会持否定的态度，必然就导致了王明等人把斗争的矛头进一步对准六届三中全会的主持人瞿秋白。与此同时，他们试图通过对瞿秋白投不信任票的办法，达到把瞿秋白等人排斥在中共核心领导以外的目的。请看东方部成员苦西莫夫这段发言：

我稍微说一说秋白同志的东方式的外交，我们在今年夏天曾经在政治委员会上面省察过秋白同志参加中大纠纷的问题。那时决定秋白同志最好不要再参加中国的代表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其他的同志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的纠纷，……我们决定了秋白退出代表团，当然我想政治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有以为秋白退出代表团就要加入政治局，仿佛是为着在中大小团体工作反而得到了在中国的奖赏。……我不是说以后不能够再用他。然而组织党的领导不能够是这样组成的，因为这里一点儿都没有保障——他是很会做东方式的外交的，不能够保障这样情形不再继续下去。

米夫及东方部的负责人搞倒瞿秋白并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真实想法是：让在莫斯科培养的并为他们所信任的王明等人上台，成为中共中央真正的领导者。对此，他们之间是直言不讳的。当李立三到达莫斯科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说道：“把陈绍禹留党察看六个月，是我的错误。”苦西莫夫遂取出王明写给他们的一封信，并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立三同志今天也提起曾经把一些同志留党察看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说为个什么而把他们留党察看的。他们的被开除是为着他们不同意三中全会的虚伪——三中全会说中央和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三个月到六个月。……这种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苦西莫夫只是说如此处置王明等人“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他并没有说出应该怎么办。接着，东方部一位“皮同志”的发言，就把他们的西洋镜全都戳穿了。请看他这段发言：

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

从上述言论看，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中共中央是有着相当偏见的。在他们看来，十月来信发出去快两个月了，关于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传到了中国，他们要解决的问题理应得到解决。可是事实上呢，瞿秋白等为首的中央依然还在主持工作，而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的希望之星——王明等人依旧处在所谓挨整的地位。当他们再联系到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与中共中央的矛盾，以及李立三敢于藐视共产国际的态度，遂得出如下的结论：时下的中共中央独行其是，是共产国际所属支部中唯一的一个独立王国。怎么办？必须派出授予大权的钦差大臣去中国，砸烂这个独立王国，让王明这些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人进入中央，指导中国革命。

这就是米夫此次来华的政治背景，也就是他这次来华的政治目的，或曰要完成的政治使命。

米夫虽然是俄国人，但他也懂得“要知故乡事，需问故乡人”这句中国俗话。谁是他的故乡人呢？自然是王明、博古等得意门生。因此，他一到上海之后，撇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单独召见了这些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星。开始，他就像是一位来自俄国的长着大鼻子的元始天尊，仪态威严，高坐其上，一言不发，故作出成竹在胸的样子，倾听这些所谓“受苦受难”的中国弟子在讲述不幸的个人经历与情况。最后，他就像是一位颁布诏书的高僧那样，一句一顿地说道：

“中国党的情况大体就是这些了，我先不谈解决的办法。今天，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此次使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中共支部变成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战斗核心，或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坚强堡垒。为此，共产国际认为，必须首先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坚决把执行立三路线的人，且又是屡教不改的，坚决从中共中央清除出去；第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把你们这些在苏联学习，并坚定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有为青年提到中央的岗位上来，担负和完成历史赋予你们的重要使命！”

参加召见的这些得意门生们，听了上述讲话，真犹如大旱之年望云霓，简直比三伏天吃冰激凌还要好上百倍。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颜。或许是王明在回国后的这一年多以来，他上演的走麦城的戏太多了，也或是过于老道的王明为了今后的战斗，需要向恩师米夫多要几件上阵应战的“宝贝”，所以唯有他做出为难的样子，却又是毕恭毕敬地说道：

“谢谢恩师的栽培。但是，我认为要完成中共中央这新旧交接的任务，必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的。”

“我当然清楚这一点，”米夫猝然变色，“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的手中握有共产国际授予的上方宝剑，懂吗？”

王明一听米夫这句话，心里有了底数，遂在米夫的主持下，共同策划了如下抢班夺权的方案：

第一步，反对中央政治局召开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力主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认真地听了王明等人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理由，大意谓：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相反却变成了公开保护立三路线执行的组织措施。换言之，时下的中央无论再召开什么样的中央会议，只要是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他们也难以彻底翻身，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成员。为此，他们希望开像是解决陈独秀那样的“八七”紧急会议，把瞿秋白等人拉下马的同时，重新组建中共中央的核心机构，由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们执掌大权。这就是他们几派联合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终极目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王明等人的围攻之下，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一是感到难以为继，再是为了表示一种光明磊落的人格姿态，遂接受了王明等人的意见，并于十二月九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紧急会议的决议》。在此决议中公然承认，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错误，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即使三中全会了解到必须实行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整个转变，但这个转变也变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且实际上正如国际来信所说又在重复这些错误”。“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决议，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而米夫来华主要是两个使命：一是把瞿秋白等人赶下台，再一个就是把王明等人扶上台。在米夫看来，第一个使命是容易办到的，而困难的则是第二个使命，如何把王明等人扶上台。因此，他来华后看待和处理一切事务、审定或欲要作出的一切决定，都以能否把王明等人捧上台为前提条件。他经过简单的调查之后，认为通过紧急会议，是很难把王明等人捧上中央领导地位的。搞得不好，还会出现大权旁落何孟雄、罗章龙等人之手。这是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由他一手培植的王明宗派小集团在党内十分孤立，很多做法又不得人心。相反，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在党内是资深的老同志，其中像何孟雄等同志为人耿直，又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再就是罗章龙，他早年就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等运动，时下又是全总党团的主要负责人，的确有着一定的实力。一旦召开紧急会议，米夫再挥舞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也难以控制投票的多数。怎么办？米夫假借共产国际的牌子，说开紧急会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而他来中国之前，共产国际已经同意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迫使中央于十二月十四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接受米夫建议，决定收回召集紧急会议的成命，改为召开四中全会。

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撤销对王明等四人的处分。

米夫历经苏共多次肃反运动和党内的斗争，深深懂得多数的重要性。眼下，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使不得人心的王明等人提高威信呢？为此，他决定召见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人，向他们当面传达共产国际对王明等人的态度，并希望这些处于被告席上的老同志能认清形势，网开一面，从旁为王明多说几句好话。所以，他一见瞿秋白与周恩来，就像是毫无表情的判官，冷冰冰地说：

“今天，我约见你们的目的，主要是听听你们对三中全会的认识。”

米夫如此而为的目的是清楚的：以此为契机，让瞿秋白、周恩来知道国际对他们的态度，同时再引出吹捧王明等人的话题。但是，坚持党性的瞿秋白绝不去投米夫的机，依然按照共产党人应遵循的原则去办事，沉重地自我批评道：

“由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从调和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三中全会上没有揭露批判立三路线的要害，这责任主要由我来负。”

“不，我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周恩来忙说道。

对于周恩来的插话，米夫当然是不高兴的。他当即变色，十分严厉地斥责：

“当前不是谁承担多少责任的时候！从秋白同志的谈话，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们至今都未认识到所犯调和主义的本质是，在掩护立三路线错误的同时，继续执行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

对此，瞿秋白与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沉默不语，接受这种傲慢的庭训。

“由于你们继续执行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就必然要打击、迫害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米夫说罢看了看沉默不语的瞿秋白与周恩来，“你们读过王明同志写的《两条路线》吗？”

“没有读过。”瞿秋白答说。

“这样有理论水平的文章为什么不读？”米夫大声责问。

“王明同志并没有把《两条路线》这篇文章提交中央讨论，只是在他们的小圈子中进行传阅。”周恩来严肃地答说。

“这就更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米夫霍然起身，“你们在三中全会以后，不去求教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把中国共产党团结在国际的旗帜下吗？更不能容忍的是，你们还处分这些手中握有真理的同志们！时至今日，你们还认为对王明等四人的处分是正确的吗？”

今天或以后的读者或许都不能理解，共产党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不平等的谈话。由此出发，自然也就不能理解周恩来与瞿秋白为什么在米夫面前如此臣服，任其飞扬跋扈地训斥？那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严格的组织规定，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绝不允许各行其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释迦牟尼发布命令，各地的佛门弟子敢不服从吗？时下罗马教皇向各国教主下达训示，除了中国之外的教徒，谁敢说个不字吗？对此，李维汉同志在晚年写了这段话：

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人斗的，后来共产国际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政治局同志的态度都转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国共产党自己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我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仍有一个想法，认为他们是吃面包的，没有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央政治局在米夫的压力下，遂于十二月十六日开会决定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发出《关于取消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为了提高王明等人在党内的威信，在该决议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绍禹（王明）等四位同志反对此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绍禹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绍禹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绍禹同志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绍禹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或许是为了公允，中央政治局也发出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何孟雄的意见一般是正确的，取消了对他的错误处分。同时，还决定公布他写给中央的意见书。

第三步，米夫强迫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发出为王明上台制造舆论的《第九十六号通告》。该通告指出“中央政治局在了解了自己错误与党内危机之后，特通告全党执行下列的决定”：

1．三中全会的决议与最近两次补充决议以及告同志书是不能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的。要坚定这一斗争战线来执行国际路线，只有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前行动的根本方针。

2．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根本的办法，改造各级指导机关是紧急的处置。在这里，必须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民主化而不妨碍秘密条件，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这样，才能冲破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而开展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斗争。

3．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这不仅解决党内问题，且更要进一步去解决一切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如党纲问题等等。

4．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一长期艰苦的工作……一切用各种形式来掩盖在立三路线之下的企图，党都须予无情的打击，这不仅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且要有组织上必要的制度。

第四步，米夫在幕后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讨论王明任江南省委书记。

米夫在经过上述准备之后，仍然认为现在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捧上台似乎还显得过于早了一些，在人心未服的情况之下，即使强行把王明拉入中央领导核心，也难以在全党发号施令，行使手中的大权。为此，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在开四中全会之前，借口江南省委执行立三路线宣布解散，在重组江南省委的时候让王明出任江南省委书记。

江南省委即是当初的江苏省委的扩大，是当时党在白区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它直接领导着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和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在它的工作范围内，包括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还有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全国的产业工人江苏超过三分之一。无论党员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居第一位。”按照米夫的想法：如果能把王明放在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上过渡一下，再进入中央核心机构就顺理成章了。为此，他有意列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当他提出改组江南省委的时候，与会者没有说什么；但是，当他提出“为了确保国际路线的执行，我建议省委书记一职由王明出任”之后，与会者依然没人发言。前者不发言，可以解释为默认；但是后者不发言，则就是表示与会者的不满了。为此，他有意看着一言不发的瞿秋白，十分生气地问道：

“秋白同志，你先谈谈个人的意见吧？”

瞿秋白自然明白米夫点他将的目的，但是他生性耿直，绝不顺着米夫给他竖的竿往上爬，故非常平静地说道：

“我不完全同意。王明同志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缺少实践经验，我提议由少奇同志任省委书记。”

周恩来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共产党人。开会前，米夫已经就江南省委书记人选问题和他交换过意见，其实不交换意见他也知道，米夫要王明出任。但是，当他看到米夫听了瞿秋白发言后的表情，遂又禁不住说道：

“我也赞成少奇同志任江南省委书记。”

由于周恩来的附和，与会者就一致表态赞成刘少奇任江南省委书记。但是，当主持会议的向忠发说完“少奇同志时下正在莫斯科”后，米夫就抢先说道：

“我再提议：在少奇同志没有回到上海之前，由王明同志任代理省委书记总可以了吧？”

对此，与会者谁也不表态。向忠发为了改变这尴尬、沉闷的气氛，近似打圆场地说道：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就决定由王明同志任江南省委代理书记。下边，请米夫同志作指示。”

米夫对于今天的会议是很不满意的，尤其是对瞿秋白、周恩来，则更是不满意。因此，米夫在讲话之前心中就憋着一股无名大火，只是没有找到发泄的机会。此刻，他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遂杀气腾腾地讲道：

“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我这次来华是落实共产国际的两条指示的：第一，把那些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而又不肯改悔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第二，目前中国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右，换句话说，把那些反立三路线不坚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中央清除出去！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会上发表。”

周恩来从米夫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要把他与瞿秋白清除出去，且要被清除的人主动表态，借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对此，他是那样的坦然，一俟米夫讲话结束，他就起身严肃地说道：

“我郑重声明：在处理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团结各方面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在一起，共同执行国际路线。因此，我主动提议退出政治局，请辞中央的所有职务！”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与会者随之大哗，震愕地望着昂首走去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