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或许是性格过于刻板固执，也或许是与行伍出身有关，积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是难以改变的。据他的最亲信的侍卫回忆说，他每日清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就穿着睡衣轻轻地离开温馨的双人床，为了不惊醒喜爱晨睡的夫人宋美龄，小心地穿好拖鞋，踮着脚，走到窗前，默默地望着尚未开启的窗幔陷入沉思。他可能是回忆昨天工作的情况，也可能是在暗自部署今天党政军诸方面的工作。

今天是十月十日。每一个国民党员都知道，这不仅是辛亥革命胜利的纪念日，更重要的是又被孙中山先生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所以，每到这一天，举国上下是要热烈庆祝的。蒋介石今晨醒来，照例像教徒做祈祷那样，独自驻步窗前，默默地望着尚未开启的窗幔陷入沉思。此刻他想到的可能是：今天是中华民国第十九个国庆日了，今年国庆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呢？

蒋介石是一位非常实际的政治家，他绝不干那种画饼充饥或望梅止渴的蠢事。为此，他经常在属下面前笑话汪精卫：他的空话、大话讲得实在是太多了！说来也十分好笑，蒋介石早年入保定军校，后东渡日本学习军事，自从加入同盟会后，经常跟在孙中山的身边，聆听先生教诲。可是，他的很多思想却不是承继先哲圣人的，而是从他儿时听来的一些事情感悟出来的。这有点儿像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不是从教科书上学历史，而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都能说出一套自我感觉良好的故事来。至于对和错，这倒是无关紧要的。举例说吧，当他一想到今年国庆的主题之后，他的脑海中就很自然地想到，俗话说得好嘛，纪念死人是为了活人。所以嘛，历朝历代的主宰者都在遵循这样的规矩：纪念先人立国的艰难，是为了当代的皇帝更好地坐天下。那么，我蒋某人今天纪念第十九个国庆日，也自然不应破此贤哲所留下的规矩了。然而当他一想到巩固今日政权这个话题，遂又禁不住想起了就要以他全胜而收场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来了。

蒋介石击溃阎锡山部署在津浦线上的晋军之后，遂挥师西指，集中全部兵力攻打冯玉祥部署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蒋介石深知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丘八盟兄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绝对服从，实际上西北军内部早已为军阀征战搞得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准了西北军这一致命的弱点，认为如要尽快打垮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他“特命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场，雇用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及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蒋介石这一招甚是奏效，不少西北军官兵改换门庭，有的还充当了蒋军的坐探。因此，当蒋介石发动总攻之后，遭到“银肉两弹”打击的西北军锐气大减，未经几个回合的较量，遂沿着陇海线向西退却。

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很早就知道中原大战胜负的砝码，操在握有二十余万东北军的张学良的手中，诚如当年的楚汉相争，谁拥有韩信，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一样。同时，蒋介石又清楚聪明的张学良面临日本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未固，实不愿参加这场内战引起内部分裂，给觊觎东北的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为此，他在中原大战前两个阶段——即在南线打败桂系、在北部东线击垮阎锡山的同时，采取封官许愿等策略稳住张学良，使之不倒向冯玉祥与阎锡山。待到晋军失去济南之后，张学良认为再不出兵相助蒋介石，一俟中原大战结束，他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为此，他借口到葫芦岛主持海军典礼，顺便到了北戴河，向冯阎联军做出了出关的表示。接着，他于九月十七日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在目前形势下，他“已不能不被迫而出面干涉，唯余之意，干涉非用武力耳”。翌日——九月十八日，他一边“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一边倾二十万东北军浩**出关。这就为蒋介石提前结束中原大战提供了军事条件。但是，由于张学良亲率二十万东北军入关，使得东北三省兵力空虚，等到来年的九月十八日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乃后话。

蒋介石历来反对“穷寇勿追”的军事思想。他一向主张“当让人处不让人，该下手时必下手”。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号令三军，绝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喘息的时间。十月三日，为迅速瓦解冯阎联军，他发布大赦通电，但明令指出：阎锡山、冯玉祥不在赦免之列。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历经两年的裁军会议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基本上实现了，接下来，他就剩下一个心腹之患共产党了。因此，他驻步窗前，终于想出了纪念中华民国第十九个国庆日的主题：在举行盛大的庆祝大典上发布告国民通电，宣称目前最切要的五项工作：“肃清匪共”、“整理财政”、“澄清吏治”、“开发经济”、“厉行地方自治”。

也就是从一九三○年十月十日起，蒋介石把“肃清匪共”当作他的第一项所谓治国大事了。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为了与政敌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国元老争抢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继而登上中山先生留下来的权力宝座，其中修建中山陵，是他走的若干步棋中很重要的一招。自从他完成奉安大典之后，在重要节日带头谒陵，遂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仪式。自然，他的用意还是那句老话：纪念死人为了活人。把话说白了，他有意利用中山先生这块近似神位的牌子，达到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今天是所谓国庆十九周年纪念日，他岂能不带头登中山陵、谒先总理像呢！

宋美龄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女性，她不仅不屈服于权力的压力，甘当蒋介石思想的俘虏，相反她还想用西方的思想改变蒋介石。因此，她在与蒋介石相处的日子里，还是费了不少心思去揣摩这位独裁者的思想构成的。今天，她学着西方总统夫人的样子，身着高档旗袍，亲昵地挎着蒋介石，沿着那不知登过多少次的石级，十分和谐地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然而，当他们一道登上了中山陵之后，微喘的宋美龄蓦然抬起头，看见了那钟形的建筑。也就是这一刹那之间，她不由得想到了她所敬仰的美国自由女神，又由自由女神想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待她想到就要结束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就又禁不住暗自喟叹：

“中国何时才能实现美国式的自由呢？”

少顷，宋美龄从她的理想王国回到了现实，她微微地摇了摇头，又有意转身俯瞰那些拾级而上的军政官员，她没有发出这样的自问：“有几个是真心来拜中山先生的呢？”而是淡然一笑。接着，她又侧目一看，只见蒋介石驻步原地一动不动，向着南天眺望，似在凝思些什么。或许她为了验证自己的一些想法，款步走到蒋介石的身旁，小声地问道：

“达令，你还是在想北方的战事吗？”

蒋介石闻声依然远眺南天，仅仅冷然一笑，操着不无蔑视的口吻说道：

“区区小事，何足道哉！北方的战事，我早已胜算在握，用不着我再费心劳神了。”

“那……你在此时此地想些什么呢？”

“一个是抽象的，也就是汪精卫这些书生们说的理论问题；一个是冯、阎二人缴械后，摆在我面前的、也是很实在的安邦定国的大事。”

宋美龄一听愕然，似乎觉得这些话不是从蒋介石的嘴里说出来的。她沉吟有顷，好奇地问道：

“你所指的抽象的理论问题……”

“说来也不复杂。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今天嘛……”

“你就站在中山陵前说说自己的感想吧！”

“行！”蒋介石沉吟有顷，感慨万千地说，“我承继了中山先生留下的全部遗产，自然也要为这些遗产付出必要的代价。”

“你的意思是……”

“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的宗旨，想包容天下所有的主义、政党，甚至还想包容那些包藏祸心的新老军阀。可是，他一旦仙逝之后呢？”

“苏俄、共产党，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你发难，对吧？”

“对，完全正确。”

“所以，你就不得不为这些遗产付出必要的代价？”

“是的，是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像中山先生那样，更高地举起他所倡行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旗帜呢？”

“他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是神，就像是观音菩萨那样，理论能当饭吃，能当水喝；我呢，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不过是跟着他打天下的一员武将，说空道理，谁也不听。”

“你怎么不学学中山先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变成神呢？”

蒋介石侧目看了看宋美龄那认真聆听赐教的表情，不无蔑视地哼了一声，差点儿说出“可笑”二字来。当他再一看拾级而上的属下，低声地说道：

“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是神吗？释迦牟尼生前有谁称他是佛祖？就说你劝我洗礼皈依的基督吧，他活着的时候不也是受苦受难吗？”

宋美龄听后感到是那样的不顺耳，可当她再一想蒋介石讲的这些圣贤哲人生前的经历，也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这时，似乎也只有这时，宋美龄觉得蒋介石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远远超过了自己，尽管她自己永远也不承认这一事实。另外，宋美龄自有她聪明的地方，那就是善于掩饰自己的短处，随即又把话题转到现实中来，小声地问道：

“那你总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吧？”

“当然有了，不然今天来参拜中山先生的就不是你我了。”蒋介石说到此时有些得意地笑了，“我从中山先生活着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或者说从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中，也或者说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较量中，醒悟到这句世人皆知的俗话：有枪便是草头王是真理！”

“所以，你一直抓住军队不放。”

“放了军队，你我的脑壳就搬家了。”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又笑了笑，“当然，光靠军队还不行。在同汪精卫、胡汉民这些元老派的斗法中，我还醒悟到了一句文话叫纵横之策。”

“那你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呢？”

“以后再议。”蒋介石转身看了看远远列队等候祭陵朝拜的文武百官，“夫人，谒陵仪式应该开始了。”

蒋介石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就认定未来与他争天下的不是国民党内的所谓左派、右派，以及诸地方实力派，而是共产党。但是，由于他当时自身的地位和实力，使他不能在孙中山先生倡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时候有丝毫的表露。相反，他要借助孙中山先生的旗帜、共产党人的力量，把他一步一步地捧上军事统帅的地位。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他又借助手中的军权，以及苏俄顾问与共产党人的支持，击垮了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元老集团。接着，他又因势利导，与失意的右派元老胡汉民等结盟，把国民党中的假左派汪精卫逼下台。当长江两岸欢庆北伐胜利的时候，他认为机会到了，遂又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妄图把他内心的政敌共产党一举歼灭。

出乎他所料的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他斩尽杀绝，作为对他屠杀政策的回答，共产党人又愤然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虽说这些革命的义举，在蒋介石军事集团的压迫下相继失败了，可是所显示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却令蒋介石不寒而栗！

蒋介石由此看到了共产党人潜在的实力，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经过“四一二”后的共产党人已成强弩之末，只要组建庞大的特务组织，与潜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领袖人物斗法，根除所谓赤祸是易如反掌之事。这就是他让陈氏兄弟组建中统特务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在这种轻共思想的指导下，倾全部国力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所谓大事。这就是他相继演出蒋桂、蒋冯、蒋冯阎等新军阀混战的原因。然而出乎他所料的是，共产党人又借着他消灭诸地方实力派之机星火燎原，不仅上海租界中的共产党人公然发动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运动，而且各地的红军犹如雨后的春笋，在大江南北的山村水乡建立起来。其中在湘赣一带活动的朱毛红军，竟然强大到可以乘虚攻下长沙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他暗暗吃惊！也就是在他庆祝完中华民国第十九个国庆日之后，他的战略重点已经悄然转向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

如果说蒋介石在与地方实力派进行军事角逐的时候，他对付共产党的主要策略是，以军警宪特消灭地下共产党的组织，那么时下他对共产党即将采取的措施就成了这样两句话：一是运用手中握有的军权，坚决消灭各地的红军部队；二是采用恩威并举的策略，分化瓦解中共设在上海的中枢机关，逮捕和法办那些在他看来冥顽不化的所谓祸首。前者，他交给何应钦等人去筹谋军事围剿；后者，他又找来陈立夫等人去上海承办。也就是在这次召见中，陈立夫双手呈交了一封信，蒋介石看后沉吟片时，提笔在信上批道：

交杨登瀛亲办。

中正

周恩来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非常清楚蒋介石下一步要走什么棋。他为了应付蒋介石对苏区即将发动的军事“围剿”，亲自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他向全党，尤其是各地红军指出，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准备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然无论如何，反动统治之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总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同时，他清楚蒋介石兴兵进剿的重点是朱毛红军，遂又于十月二十九日代中央起草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对此，《周恩来年谱》作了如下记述：

信中说：听说你们为攻长沙或南昌而争论以致发生分兵行动，“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攻南昌还是攻长沙。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围剿”与进攻。必须根据巩固地向外发展的原则来计划行动方针，坚持进攻以击溃敌人的策略，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各苏区要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和互相策应之效。信中指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

周恩来一向关注党中央的安全。为此，他回到上海之后，在筹备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同时，就已经着手了解并加强中央特委会的工作。为了获取国民党中央的核心机密，他又特别关心打入敌人心脏中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的工作。为此，陈赓向他作了专门的报告：

周恩来离国之后，徐恩曾在钱壮飞的帮助下，迅速地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特务首脑机关。地址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为了掩人耳目，在钱壮飞的建议下，门口挂了一个“正元实业社”的招牌。知情人都清楚，南京中山东路五号是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再由首先看到这些密件的钱壮飞分档保存；设在汉口、九江、安庆、长沙、青岛等地的特务组织发来的电报、情报，也是经由钱壮飞提出意见，由徐恩曾签字后再交由钱壮飞处理。因此，钱壮飞很容易获取这些重要的情报。当时，担负李克农与钱壮飞之间传递情报的是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可谓是万无一失。

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前后，钱壮飞以搜集诸地方实力派的情报为由，征得徐恩曾的同意，遂在南京、上海、天津创办了以新闻通讯社和新闻广播为掩护的公开情报机关。其中心指挥机关为“长江通讯社”，社址设在南京的中央饭店四楼，也就是“正元实业社”的隔壁，负责人是钱壮飞。另外，在南京还设立了“民智通讯社”，社长是钱壮飞，主要编辑是胡底。为扩大业务，经徐恩曾同意，于一九三○年冬天在天津设立“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在上海则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招牌，李克农以采编广播新闻为掩护，开展上海方面的情报工作。

与此同时，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宠信，打着获取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期间态度的幌子，主动提出由他与胡底潜往东北，搜集有关的军事情报。为了慎重起见，中央特委会决定派陈赓同行。他们拿了国民党的钱，三人一同出关，在沿途党组织的帮助下，共同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其他任务。他们回到上海以后，又把一些军事情报和当地报纸上的材料剪剪贴贴，写了一份四万多字的报告。徐恩曾阅后大加赞赏：“真了不起，哪来的这么多材料！”从此，他对钱壮飞、胡底信任有加。

也就是在双十日国庆典礼不久，陈立夫获悉蒋介石一俟结束中原大战，即可对朱毛红军发起进剿，并把有关兵力调动的电报拿给徐恩曾看。自然，钱壮飞也就得到了有关进剿朱毛红军的绝密战略情报。接着，这绝密的情报交由李克农转陈赓，再由陈赓转分管军委的周恩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红一、红三军团发出上述指示信，也有钱壮飞等同志的功劳。

正当周恩来密切关注蒋介石即将对白区展开全面“围剿”，进而完善和加强中央特委保卫党中央安全工作的时候，突然关向应同志被敌人逮捕了。周恩来当即命令顾顺章、陈赓等同志，全面了解关向应被捕的原因，制订切实可行的营救方案。

关向应，辽宁省金县人，一九○二年生于一个满族家庭。早年，他在东北宣传革命思想，并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翌年回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之后，先后在河南省、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党的六大召开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团中央书记。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参加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一天，他因受到英籍巡捕怀疑而被捕。同时，还被抄去一大箱子文件。通过内线还获悉：当时巡捕房的英国人看见那么多的文件和材料，可因华语水平太差，挑不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没有用的，天天围绕着这个箱子转，想不出办法来。

周恩来听了陈赓等人的上述报告之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一箱子文件从巡捕房搞出来，然后再营救尚未暴露身份的关向应同志。为此，他问道：

“我走后杨登瀛的情况怎样？可否由他出面和英国人交涉这件事？”

杨登瀛精通国民党官场中的一切情况，他为了取得陈立夫的信任，利用和工部局的特殊关系，免税为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长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各搞了一部进口车，并亲自押车送到南京。同时，他也采用同样的办法，为徐恩曾搞一些英国或美国进口的高档物品。这样一来，陈立夫交由徐恩曾酌办的案子就很自然地落到杨登瀛的手里。在这个时期，徐恩曾还秉承陈立夫的意图，亲自登门拜访杨登瀛，还将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大本营的地址告诉杨，欢迎杨到南京时来做客。如此交往的结果，徐恩曾对杨登瀛从不怀芥蒂之心。为此，徐经常打电话或写信对杨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杨做得怎样。为表示亲密无间，徐还对杨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央（指陈立夫）在用钱上总是依从你的，你知道吗？”同时，徐又学着蒋介石的样子，送了一套《曾国藩家书》给杨，用以拉拢。

这样一来，英国人越发看中了杨登瀛的价值。那位自称是杨登瀛好友的兰普逊就主动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确有急办的案子，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叫我兰普逊去逮捕就好了。”

对于杨登瀛上述的情况，陈赓是了如指掌的。因此，他对周恩来大包大揽地说道：

“没问题，他时下既是徐恩曾派在上海的红人，又是英国巡捕房信得过的要人。”

“好！”周恩来点了点头，“一定转告杨登瀛：第一步，把那一箱文件搞出来；第二步，想办法再把关向应同志保释出狱。”

陈赓当即约见杨登瀛，二人共同商讨了落实周恩来上述两步意见的方案。有关杨登瀛在陈赓指导下营救关向应同志的经过，《陈赓大将》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中央要陈赓设法营救关向应，而首先要抢救被敌人搜走的这批文件。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丰世珍，只要我们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敌人就无法判断他的身份，党的机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损害。赶巧这时英国巡捕房酷刑拷打关向应，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实，也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英国人看见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过来拣过去硬是找不到哪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也无济于事。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瀛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瀛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走，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便同杨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杨登瀛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杨登瀛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后来陈赓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一些学术研究资料，以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

另外，该书也明确写道：“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押了不到一年即行释放。关向应出狱不久，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共同率领红二军团同敌人周旋去了。”

《陈赓大将》一书所记上面的史料基本是准确的。笔者为此还查过《刘鼎传》等史料。只是有一点是记错了，说关向应是在这年春天被捕的。

查《关向应传略》是这样记述的：“一九三二年春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中央分局委员和红三军政治委员。”这样算来，证明关向应被捕的时间是一九三○年冬天，而不是这年的春天。

正当周恩来与中央特委的有关同志研究营救关向应的问题时，陈赓有些紧张地走进来，严肃地说道：

“黄第洪叛变了。”

周恩来听后怔住了，暗暗自问：“这可能吗？”接着又郑重地问道：

“有什么证据吗？”

“杨登瀛听陈立夫和徐恩曾说的，黄第洪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还说能帮着他们抓到你。”

周恩来遂陷入凝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