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根据李立三的报告精神，于六月十一日发出《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之后，李立三的头脑逐渐升温发烧，几乎烧到了发昏的程度。他不仅敢于对抗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而且他还以君临天下的威风，批评一切不赞成他意见的同志。

当时，毛泽东与朱德根据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不同意李立三对红军实力的估计，更不赞同以装备很差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因为从军事战略上讲这是错误的。为此，李立三在中央点名批评毛泽东，说毛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立三批评毛泽东对红军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而他认为游击战术是不适合当前战争的需要。现在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发展。

李立三为了改变毛泽东所谓错误的路线，又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发去一封指示信，严厉地指责道：“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可是这一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直言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其错误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的观点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二是“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的“割据观点”；三是“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像“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等；四是认为中央指示“争取武汉的胜利”不可能做到，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大”。最后，以命令的口气指示：“中央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六月二十五日致信周恩来，说明目前国内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的形势”，告以六月十一日决议等问题上，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说“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么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鉴于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六月十一日决议的理由之一是，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信中命令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

不久，蒋介石北防南攻的战略方针奏效，因粤系出兵以及桂系大将黄绍竑有意附蒋，致使桂系兵败湖南，不得不再次退守广西。接着，蒋介石为实现第二阶段的战略使命——从军事上彻底粉碎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军事集团，遂集中全力挥兵北指。从此，史家所称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又拉开了战幕。这时，由于蒋介石倾巢北指，无暇后顾，因而在黄河西岸大战不休的同时，长江两岸的兵力顿显空虚，其中上海、南京，尤其是武汉三镇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遂为参战各方所瞩目。

对此，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仅未看到这场新军阀混战的实质，也没有从军事战略上分析战争态势的走向，以及参战各方的成败结局，只是从混战现象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来，如果不伸展双臂去迎接已经到来的革命**，那就是中国革命的绊脚石。由此出发，李立三于七月十三日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十分激动地提出：他“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之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在各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须以总罢工为前提”。对此荒唐的提议，中央几乎无人提出异议，遂获得通过。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李立三等人或许看到了当时的中央难以指挥他想象中的革命**，遂又请国际“通知恩来、秋白诸同志速归”。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知情。

在李立三头脑继续升温的情况下，党内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为了具体实施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等计划，中央政治局于七月二十日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问题和长江局工作计划，再次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须紧接着全国革命**。”七月二十二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宣布行动委员会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动组织，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在行动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要求实现党员军事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这时彭德怀指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乘着蒋介石无暇后顾的时机，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对此，李立三分外兴高采烈，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线是正确的。

也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对此，李立三以及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想不通的。他们在八月一日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时候，不仅不认真地考虑敌我双方的态势，检讨中央制定的路线是否正确，相反，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共产国际下达这一指示的原因是周恩来的右倾思想造成的。所以，他们必然要指责周恩来。请看《周恩来传》一书有关的评介：

李立三首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李立三强调：“我们如用机械的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他进一步谈了全国武装暴动的部署，并提出：“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应很快的成立中央总行委与成立南方局、北方局。”与会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见。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向忠发作结论时说：李立三的发言，“完全是根据实际问题来作答复。这许多实际问题都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他说：“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右倾的危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就对革命负责。”

也就是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根本不看打得正酣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向着有利于蒋介石一方发展。自然，他也不会去想一旦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中国革命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依然一意孤行，在八月三日继续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竟然作出如下可笑的结论：“我们的战略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进攻路线下，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做最后的阶级决战”。会上决定在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要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实现他的在武汉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的设想；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战果，他还要求南方局在广州组织暴动。真是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获悉周恩来、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换言之，在李立三等人看来，周恩来与瞿秋白必然假借共产国际的招牌，极力压制所谓已经到来的革命**。怎么办？李立三等人统一认识：在强调反对“右倾”的旗帜下，迎候归来的周恩来和瞿秋白。现摘录有关与会者的发言如下：

温袷成：“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以去北方局负责。”

光生（与会的化名）：“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就是同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

向忠发：“此次国际的来电，在第一次的讨论以及与远东局的讨论，证明国际的错误。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据中夏、余飞同志的报告及恩来自己的通讯，都说他在国际作了三天的报告。他的报告最大的缺点，必然是：一、没有将中国革命速度说明；二、没有将中国群众运动在经济基础上说明。这是恩来要负责的。昨日与远东局讨论，关于贫民运动问题，远东局同志虽提出贫民斗争，但仅是闹荒问题，但中央则指出其实质。固然讨论贫民运动，恩来不在国内，但在阶级斗争趋势上应该了解的，我们过去没有抓紧恩来一切问题，这是我们的疏忽。”

八月六日，李立三等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以向忠发、李立三等人为主席团成员，统一指挥全国各地的暴动及总罢工。同时，李立三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继续发挥他的“左”倾错误。对此，李维汉同志作了如下评述：

立三的设想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爆发，将引起全国总暴动的发生，届时苏联和蒙古可以出兵，将“西伯利亚数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支持中国革命。这样一来，“日帝国主义必很迅速地向苏联进攻”，引起世界大战，而中国革命就会在世界革命**中取得胜利。这是一个十足的主观臆想。

以上就是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到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对国内革命态势的估计、对共产国际批评的态度、对周恩来所谓右倾思想的批判等情况。假如蒋冯阎中原大战依然成胶着状态，周恩来回国的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但是，就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命回国期间，蒋冯阎中原大战很快就明朗化了。请看史实：

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这场中原大战，是为各自的私利所驱。战争打响之后，工于心计的阎锡山看到冯玉祥的西北军连战皆捷，生怕冯玉祥得胜之后再掉转枪口占领山西以报当初被软禁五台山之仇，遂单方毁约，不仅暗自保全晋军实力，而且还断绝对西北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械弹奇缺，吃尽了苦头，仅仅凭借人多在陇海线苦撑。对此，冯玉祥气得迭放粗话，大骂阎锡山背信弃义！

蒋介石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当他获悉冯阎出现矛盾之后，遂改变战略：西线采取防守并进而拖垮冯玉祥西北军的战略，东线集中优势兵力打垮进占山东的晋军的方针。也就是李立三在决定实施全国总暴动计划并批评周恩来右倾的八月一日，蒋介石在津浦线对阎锡山的晋军发起了总攻。晋军难以抵御，很快就被逼退到泰安一线。待到八月十五日，蒋军袭占山东省会济南。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于八月二十一日乘坐飞机到达济南，亲自指挥大军北渡黄河，乘胜追歼逃散的晋军。这样一来，冯玉祥西北军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果说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从客观上错误判断了蒋冯阎中原大战，使得他那过热的主观意识无限膨胀；那么一旦蒋冯阎中原大战发生了逆转，他那过热的主观臆想，遂在这骤变的客观形势面前碰了壁。因此，他那近似发烧的“左”倾盲动思想也必然会自动降温。接下来，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恰在这时，周恩来自苏联回到了东北，他先坐火车到达大连，再搭乘轮船于八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到达上海。

周恩来回到上海以后，尽管迎接他的李立三、向忠发不是首先向他介绍国内的情况，而是“找他提出质问”，可他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立即向李立三、向忠发，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宣读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行要求李立三等同志承认错误。相反，他分别找当时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在全面了解了李立三等所犯的错误以后，再“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了”。

诚如前文所述，李立三会如此快地承认错误，除去周恩来的耐心的工作以外，那就是国内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那一套狂热的革命构想就要变成明日黄花了！

这时，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周恩来应该做的一是了解情况，再是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另外，他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认识到“几年来，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并曾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把周恩来前次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主张斥为‘割据观念’”是错误的；另外，他通过与李立三、向忠发等同志的交谈，初步看到李立三等同志这次犯错误的原因，依然是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把胜利完全押在城市暴动上。因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讲了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问题的意见：

“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做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实事求是地说，向忠发、李立三在他们狂热的暴动构想行将失败的前夕，能够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有此认识是一大进步。自然，我们也从他们的进步中看到，“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李立三同时代的人都说：李立三的性格是一团火。他犯错误也是大张旗鼓地犯，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光明正大地改，搞阴谋诡计他是不会的。他听了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示精神后，又认真地思索了周恩来对他的批评，很快就认识到自己错了。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报告的时候，李立三就这样讲过：

“听了伍豪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他回顾过去“中央特别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准备，当然亦没有放松苏维埃的工作；国际的指示精神特别加紧苏维埃的巩固、红军集中，然后争取中心城市。这一着重点确是不同。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还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我们如仅注意弱点，而不利用优点，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向忠发任总书记是第三共产国际单纯推行唯工人成分论的结果。他出身工人，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资历，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不够称职的。因此，在党的六大之后，党中央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李立三很快就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央负实际责任的领导。因此，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向忠发也必然跟着犯。眼下，李立三初步承认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他也只好跟着做检查。但是，他没有李立三的胸怀坦**，对所犯错误多少还要进行一些辩解。请看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结论时说的这段话：

“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两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周恩来起草致共产国际电。

周恩来受命连夜为中共中央草拟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大意谓：“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同时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与国际的并无不同之处，表示等国际决议案到后，中央即作出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案送国际并发给下级党部讨论施行。”

通过上述扼要的介绍，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回国仅仅一个星期，且在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已使李立三初步认识到自己的冒险错误。

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回到了上海。这时，国内的局势又朝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面猝变。蒋介石在津浦线上打垮晋军之后，遂集中优势兵力于陇海线上，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发起了最后的一击。恰在这时，冯玉祥的属下在蒋氏武力进逼和金钱收买之下，相继叛冯投蒋，致使整个中原战场出现了倒向蒋介石的大势。

与此同时，蒋介石抽出了部分兵力南下长沙、南昌，对付冒险攻打大城市的红军。在这种形势下，奉李立三之命，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新近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先后两次进攻长沙，均未奏效，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得不于八月二十九日撤兵罢战。也就是在这前后，被李立三吹嘘的南京兵暴也以“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使南京党组织受到大破坏”的代价，宣告失败。自然，李立三所寄予希望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遂成为一枕黄粱。

由于李立三的冒险错误，使得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批反对立三路线的党的干部遭到打击与迫害，甚至因此而落入敌人的魔掌。其中，最使周恩来痛心的是，恽代英同志因反对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受到迫害，就在他回国前不久落入了敌手。为使读者全面了解立三路线，现将恽代英同志被捕的情况简要叙述如下：

恽代英调任组织部任秘书长不久，遂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福建，出席在厦门召开的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恽代英的指导下，大会决议虽然也有“全省总暴动”之类“左”的词句，但在制定具体革命任务的时候，却有意抵制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决议强调福建省委的主要任务是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明确指出闽西的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较弱的闽南方向发展，有意抵制李立三要红军攻打广州的指示。结果，这些正确意见遭到了李立三的严厉批评，指责恽代英犯了“策略错误”，强令福建省委推行“左”倾冒险路线。会后，恽代英到闽西视察，亲眼看到“闽西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为此，他回到上海之后，在党的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可是，这时的李立三已经大权在握，正沿着他的“左”倾错误向前发展，他非但不接受恽代英的批评，反而给恽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免去其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职务，先后调任沪中区、沪东区工作。像恽代英这样知名的共产党人下放到基层工作，本身就是不负责的处理。因此，当恽代英到杨树浦老怡和纱厂门前联系工作的时候，突然遇上了搜查行人的“抄靶子”，他虽然装成工人模样，机智地称自己是“王作林”，但巡捕见他“戴眼镜，有水笔、手表及四十元钱”，遂生疑心，将他逮捕。

周恩来听后非常痛心，立即找来陈赓等同志，一块研究了营救恽代英的方案。由此，他更加认识到立三所犯错误的危害。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边与瞿秋白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批评李立三等同志的错误，一边又担负起了处理善后的工作，力争把在立三错误影响下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举例说，湖北问题是立三路线对全国工作部署的重心，自然受害也最为严重。为此，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接连起草并发出三封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这样的评介：

九月一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这封信还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计，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九月四日的信上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他强调：“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要计及）弄清。”“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生长中培植起来，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要他们坚决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的错误观念。“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九月九日的信上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这三封指示信，停止了武汉暴动的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周恩来历经上述诸方面的努力之后，遂与瞿秋白等商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前一阶段中央工作的失误，在贯彻共产国际精神的基础上开创未来。自然，像这样的中央全会，犯有错误的李立三只有接受全会批评的义务，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不能充任全会的主持人。由谁出面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呢？就常规而言，周恩来是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又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解决立三同志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由他担负起主持召开三中全会的责任，然而向来没有权欲的周恩来却主动让贤，请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主持。对此，列席六届三中全会的聂荣臻作了如下回忆：

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面，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虚精神，令人佩服。

但是，周恩来在酝酿补选中央领导成员的时候，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考虑到红军、根据地在未来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遂又当仁不让地提名远在赣南、闽西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此可见，他是本着立党为公的原则行事的。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周恩来又命中央特委的陈赓等同志选好会址，提前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之后，遂决定，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