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蒋介石与诸地方实力派矛盾的加剧，在国内上演的新军阀混战的好戏也已拉开帷幕；随着苏联反布哈林运动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反右倾的运动已经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面对国内、国际出现的新情况，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再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中共中央“为贯彻共产国际训令，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
诚如李维汉晚年所回忆的那样：“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今后党应该继续执行‘六大’规定的‘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规定争取广大群众的十项任务。其中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军阀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领导游击战争，加强兵士运动，注意青年妇女工作，扩大党的路线方针的宣传等。”会议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坚决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是推进革命**，决定全国工农最后暴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总之，会议规定的上述基本任务大体上都是正确的。
但是，六届二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所规定的策略口号都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许多是延续了“六大”的观点。对此，李维汉同志评述道：“例如，在反帝斗争中强调拥护苏联；在反对军阀战争的问题上，不知道利用矛盾，而主张‘对于任何一方面都加以坚决的攻击’；在土地革命中，主张‘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否认其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仍是目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职工运动中继续强调赤色工会中‘左’的倾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等。这些“左”的倾向，势必影响中国的革命。例如所谓的“飞行”集会，就是上海工运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那时的中国有很多群众性的纪念日，如“五一”、“五四”、“五九”（国耻日）、“五卅”、“八一”等纪念日，还有为南京国民政府坚决反对的苏联十月革命节等。诚如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所回忆的那样，每到这些纪念日到来之前，“党内成立了由党中央、团中央、省委、团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党外的群众团体也相应地成立了筹委会，事前都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大纲和传单。清晨，“示威群众从各方面陆续汇集南京路两旁。十时整，一声哨响，积极分子涌上街头，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少数积极分子撤退时砸了电车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馆”。再如，“由于群众对‘八一’国际赤色日一无所知，省委要求进行广泛的宣传。七月十四日和二十六日还进行了两次预演式的示威。‘八一’当天有数千工人、学生和少数农民、士兵，冲破中外反动派的警戒封锁，在南京路、福州路、白渡桥、天潼路示威游行，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另外，“有一些做法更近于愚蠢，如将示威的时间、地点，公开在《上海报》上刊出，这无疑是给敌人报信，所以每次行动，几乎都有人被捕”。
结果，“公开工作不是掩护了秘密工作，而是暴露了秘密工作”。
与此同时，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场原则性的争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逐渐接受了“托派”的观点，一步一步地走到党的对立面，终于成为中国“托陈取消派”的领袖。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首先容笔者简介什么叫“托派”。
托派，是苏联进行十月革命前后，在联共（布）党中存在的一个公开反对列宁、反对斯大林革命理论的派别。托派理论洋洋大观，就其核心而言即“不断革命论”。由于他的代表人物是托洛茨基，故简称托派。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不仅是十分激烈的，而且“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
也许是这场争论涉及到共产主义理论的性质和中国革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院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使他们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派。据史记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苏联举行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大庆，“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接着，苏共中央以红场事件为由，于十一月十四日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党籍。翌年一月，又把托洛茨基流放到当时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随即，苏联国内开展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把不少拥护托洛茨基的群众投入监狱。从此，托派活动转入地下。而上述那些中国留学生也被遣送回国。
但是，作为理论家的托洛茨基并未就此止步，相反，他在阿拉木图期间还继续撰写了大量反对斯大林、反对共产国际的长篇论文，其中还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专论。托洛茨基的这些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时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刘仁静、王文化等人，遂在留学生中间秘密建立托派组织。“到一九二八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他们为了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相继由苏联回到了上海，在党内散发、传播他们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并建立秘密的托派小组织。
陈独秀何时与中国托派小组织发生联系的呢？史无准确的记载。据郑超麟、彭述之等人回忆，他们是在一九二九年四五月份，从归国留学生中见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用郑超麟的话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接着，他们又把这些文章介绍给陈独秀看。估计这时，已到了六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了。
陈独秀读过托洛茨基这些文章后有什么感想呢？对此，《陈独秀传》一书作了如下的评述：
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
陈独秀不是一位人云亦云的理论家。当他一旦从托洛茨基的理论找到共鸣点之后，又重新思考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真正的原因，以及中国应当沿着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前进。很快，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的政策，也“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接着，他又攻击党的六大“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致留下现在的祸根”。同时，他又从理论上为中国革命设计了如下道路：
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的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权威。……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
陈独秀为中国革命所设计的上述道路，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这就是托洛茨基等所提倡的“议会道路”，即“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或许是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理论相似，都是以“议会道路”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故时人称中国的“托派”小组织为“托陈取消派”。
积共产国际数十年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走议会道路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是死路一条。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判。正当全党集中力量批判“托陈取消派”的时候，在中国东北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东起绥芬河，西到满洲里，与苏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当年，苏俄根据与中国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出股金五百万两黄金，由沙俄政府修建和经营。从上述事实一看即知，中东路是沙俄政府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明确宣布：“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由于各种原因，十多年来中东铁路一直控制在苏联的手中。
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蒋介石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的反苏事件。一九二九年五月，蒋介石在取得蒋桂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假借苏联之手削弱张学良东北军的实力，进而控制东北，又悍然指令张学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做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七月十七日宣布对南京国民政府绝交。不久，张学良的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在两国边境线上发生战争，很快以东北军失利而告终。对上述这段历史，史家称之为“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共产国际当即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场“保卫苏联”的运动。对此，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即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的决议，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动手写出了一批文章。事后追论，“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当时，陈独秀就明确反对中共中央执行的“保卫苏联”的决定，并上书中央，历陈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陈独秀作为中国“托陈取消派”的领袖，又公然反对中央“保卫苏联”的路线，激起了党的主要负责人的愤怒，遂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负责宣传的中央常委李立三在会上更是慷慨陈词：
“中东路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它说明国际反动派正在有组织地结为一体，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发起反革命的进击！为此，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苏联一边，粉碎蒋介石集团，尤其是日本人豢养的奉系军事集团对苏联的进犯！至于‘托陈取消派’反苏的理论，以及陈独秀给中央的上书，都要给予坚决地回击！”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紧跟李立三之后，大讲特讲了一番落实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理论之后，又说道：
“如果与会的同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同志起草一份通电，请在莫斯科的秋白同志、和森同志，转给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与此同时，党要求所有负责同志都要动笔写文章，抨击国际与国内，还有‘托陈取消派’对苏联的诬蔑！”
“我赞成。”李立三接着又分外激动地说，“为了显示我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是为了向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示威，我提议于八月一日，在上海组织一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对于李立三的提议，与会者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周恩来沉吟片时，有些沉重地说道：
“为了确保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取得成功，并把不必要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提议成立由党中央、江苏省委、团中央、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
全体与会者一致赞成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并一致推举周恩来负责。有关周恩来组织实施这次游行示威的情况，当事人李维汉作了如下记述：
这次示威的总指挥部设在南京路北侧一家大商店的后院楼上，我和恩来都在指挥部观察，恩来说是要下去看看，我没有让他去，我去看了。这次活动有近百人被捕。
这次游行示威有这么多人被捕，的确有点儿出乎周恩来所料，他不得不问个为什么。长此以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他心情很是沉重地指挥处理善后事宜。但是，像火一样的李立三却认为，这次游行示威是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蒋介石的威风。当他获知周恩来正为营救被捕群众而操心的时候，他又操着批评的口吻说道：
“革命嘛，哪能不付出一些代价？不然，我们不就成了陈独秀、彭述之这些取消派了？”
对于李立三的这种说法，周恩来是不能完全同意的。可是，他有自己做人处事的原则：一时争论不休而又得不出结论的问题，取“大辩非辩也”的态度。为此，他没有说些什么，继续听李立三高谈阔论。
“恩来同志，有鉴于陈独秀等人公然打出托派的旗帜，反对党的六大路线，公开把矛头指向共产国际，指向斯大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开除他的党籍！”
对此，周恩来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他坚决反对陈独秀在中国成立“托陈取消派”，应当旗帜鲜明地与陈独秀的错误作斗争。二、陈独秀毕竟是党的创始人，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另外，陈独秀反对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是通过给中央写信的办法表示的，这并不违犯党的组织纪律。因此而开除他的党籍是不妥的。所以，他有些迟疑地说道：
“我谈点不同的意见。陈独秀同志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他是有着特殊历史功绩的……”
“那他就更应当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而不应该成为他反对党的路线的护身符！”李立三未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抢先说道。
“立三同志，”周恩来看了看李立三那无比愤慨的表情，冷静地说道，“我的意思是，中央在作此决定之前，应当严肃地和他谈一次话，做最后一次挽救。”
对此，李立三没有说什么。最后，经中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陈独秀进行一次谈话。
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的陈独秀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观点，对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前途也有了一整套的想法。他作为一位视信仰超过生命的革命家来说，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的。所以，当向忠发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这次谈话的用意之后，陈独秀就堂而皇之地从理论上给予反驳。最后，他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是一个绝不随波逐流的人！在我讲了反对六大路线的意见之后，我还要郑重宣布：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来到。我的结论是：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
向忠发虽然被共产国际捧上党的总书记的宝座，但他的理论修养却是较差的，根本无法与陈独秀这样的大理论家相比拟。他听了陈独秀这番空泛的理论之后，颇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为此，他耐着性子说道：
“独秀同志，你能不能把你讲的这些观点说得更明确一些？”
这时，陈独秀或许是讲得有些口干舌燥了，暂时中止演说，拿起他那把宜兴壶呷了一口香茗。
接着，他又侃侃而谈，“我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烈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因此，你们在农村搞农运，组织农民暴动，是在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在重复几千年以来的农民起义！”
“我不能同意你的理论。”周恩来猝然之间变得严肃起来，“这是因为你完全忽略了中国农民问题。至于中东路事件……”
“我的态度则更是明确的。”陈独秀也动了火气。
“慢！”周恩来缓缓地站起身来，看着陈独秀那傲岸不逊的样子，低沉地却又是掷地有声地说道，“独秀同志，今天，我和忠发不是为辩论孰是孰非而来的，我们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的，真诚地希望你能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另外，再次希望你能去莫斯科，向国际全面阐述你的理论和观点。”
对此，陈独秀也有自己的看法：一、苏联容不下托洛茨基，把他流放到阿拉木图，难道会容下一直和他们唱反调的陈独秀吗？故以微然摇首作答。二、他的托派理论已经形成，改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答说：“我准备把我的看法写成文字材料，送交中央备案。”
这就是向忠发、周恩来与陈独秀谈话的结果。
对此，向忠发真是恼火透了，在回程的路上，他仍旧火气未消地对周恩来说道：
“真是岂有此理！今天，他不但不检查自己葬送大革命的路线错误，而且还像过去他当总书记那样，继续以家长的口气教训我们，真是不可救药了！”
过去，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和陈独秀打过交道，对他的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是很有意见的。那时，有不少中央的同志都发出过这样的喟叹：“如果总书记能虚心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或许大革命还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而今，虽说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总书记的位置，可他那种习惯了的家长作风犹存，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悲剧。所以，他感慨地说道：
“我看共产党人必须立一条规矩：在党内只有平等的、同志式的上下级关系，绝不允许利用党授给的权力作威作福，发号施令！”
向忠发或许是自己坐在总书记宝座上的缘故，他听了周恩来这番话感到不太顺耳，内心中泛起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所以，他不再沿着周恩来的话题说下去。他沉吟片时，看了看周恩来那沉郁的表情，有意转移话题道：
“近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堂堂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什么要反对自己亲手创建的党呢？”
“这也许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起作用吧！”周恩来说罢把话题一转，“当前，是多事之秋，我们不仅要把眼睛盯在党内发生的问题上，而且还要时时想着蒋介石在想些什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大家，他何时何地都不会忘记消灭地方实力派，实行他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共讨赤的老手，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把消灭共产党当作第一件大事放在心上。当通过蒋桂之战打败了桂系，逼迫冯玉祥假装退隐之后，他再次高举起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旗帜，决定在八月一日召开第二次裁军会议。自然，其目的仍然是通过自己手中握有的军事大权，以及他一手控制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迫削裁诸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另外，他又紧紧抓住陈立夫，采用恩威并举的手段，进一步消灭共产党。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对陈氏兄弟在三全大会期间的表现是满意的。因为陈氏兄弟通过组织手段，把党务调查科的骨干成员派往全国各地，使诸地方实力派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近来，由于上海等大城市连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搞得蒋介石寝食难安，待他独自悟出一些门道来后，又把陈立夫召到下榻处，问道：
“你是怎样看待上海的老百姓上街滋事的啊？”
“报告主席，这都是共产党在幕后所为。”陈立夫答说。
“共产党如此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一、他们借挑动无知的百姓上街生事，妄图离间群众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二、同时，他们还希望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化身，为民请命的代言人。”
“更为可笑的是，他们不仅借此向苏俄要卢布，而且还让欧美各国骂我蒋某人独裁！”
“主席所言极是。”
蒋介石缓缓地站起身来，在室内踱着方步，似陷入对某种大事的沉思之中。突然他驻步原地，看着有些诚惶诚恐的陈立夫，以商量的口吻问道：
“立夫，如何才能杜绝这种游行示威呢？”
陈立夫听后心中似有了底数，站起身来，断然地答说：
“欲要制民于公然作乱，必先制共党于暗中指挥！”
“好，好……”蒋介石边点头边微笑地说，“接下来，是不是应当这样说啊，欲制共党于暗中指挥，必先消灭共党的魁首，是吧？”
“是！”
“可是，”蒋介石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们的党务调查科，将如何消灭共党的魁首呢？”
“这……”
“这是我最关心的大事，懂吗？”
“懂，懂……”
正当陈立夫处在即将被蒋介石大骂的尴尬境地的时候，侍卫人员突然走了进来，报告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有重要大事求见。蒋介石沉吟片刻，命令道：
“请张淮南进来！”
张冲应命走进，行过军礼之后，双手把一份公文呈交给蒋介石，然后又冲着陈立夫微微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少顷，蒋介石看罢张冲呈交的这份公文，蹙着眉头，小声地问道：
“有几分胜算？”
“据投诚者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张冲答说。
“立夫，”蒋介石在公文上批了几个字，严肃地说，“白鑫一案，就交给你了。记住，为了能抓住痞子大王彭湃、军事部长杨殷，还有你我都认识的周恩来，你要亲自去上海坐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