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再生见到出卖罗迈的这个黄姓青年之后，遂以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的身份与之商谈条件。他严肃地问道：

“你知道党国悬赏罗迈的价钱吗？”

“知道，五万元。”姓黄的说罢忙又追问道，“你晓不晓得，捕罗赏格五万元有无回扣？”

“十足照付，不折不扣。”宋再生淡然一笑，遂又加重口气说道，“不过事情要实在、稳当。”

“放心，”这个姓黄的扼要地讲了有关罗迈的情况后，接着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请看，我这里有罗迈的相片。”

宋再生扫了一眼照片，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

“好，关于如何逮捕罗迈的事情，等我向熊司令汇报过后，我们再具体研究一下。”

恰在这时，室外传来年前孩子们放鞭炮的响声，这个姓黄的青年似有所思地叹了口气。宋再生故作关心地问道：

“黄先生，年关就要到了，有什么难言之事吗？”

“是有啊！年关将至，需要开销，可我昵？……”

“有困难就说，不要不好意思嘛！”

“我嘛……想先向你们借三十元过年。”

“小意思，”宋再生当即取出一沓钞票，大方地说，“先拿去过年用，不过……”

“放心，放心。”这个姓黄的青年大包大揽地说道，“大年初五听我的准信！”

事后，宋再生向陈赓作了汇报。

陈赓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尚未北上天津的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当即作出指示：一、通知李维汉同志搬家；二、将姓黄的控制起来，在完全搞清他的背景和危害之后，采取坚决措施为党除害；三、通知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在严酷的形势下，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接着，周恩来化装北上，去天津处理顺直省委问题。

很快，宋再生搞清了这个黄姓青年的身份，并和他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随即，宋再生又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与顾顺章等经过严密磋商，终于形成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处决方案。为惜墨存史，现摘抄公开出版的《陈赓大将》一书中有关章节如下：

转眼到了正月初五，这天上午，那个姓黄的果真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见面。

宋再生把这个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赓身着黄呢军服，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窍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快跟着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路八○五号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三个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赓领着这个个子不算高的陌生人正要进门，就急忙走到门口笑脸相迎，高兴地说：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不错！”陈赓点头回答说。

顾顺章请他两个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他又吩咐左右摆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这时端上来的酒叫“千里香”。尽管陪客的人频频添杯，丝毫未见有醉意，独是这位贵客，一经沾唇，立刻酩酊如泥。从此，再没有看见这位姓黄的走出门去。原来是顾顺章这位“化广奇”魔术大师施了法，那把酒壶真不是寻常之物，而是能够因人“分别对待”的魔术道具。

周恩来自天津返回上海，在解决江苏省委问题的期间获悉这件事情之后，他深为宋再生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且成为熊式辉司令亲自任命的政治密查员高兴。他沉吟片时，问陈赓：

“你知道政治密查员的职权范围吗？”

“知道。”

接着，陈赓乐观地告知：宋再生有了政治密查员这张“派司”，他就可以打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招牌，堂而皇之地进出上海地面的监狱、官办工会，也可以调阅市党部，乃至工部局有关的秘密档案，查询敌人控制的有关共产党人的案件等。

周恩来认为政治密查员是一个既虚又实的头衔。说它虚，因为它没有行政职权，不可能操办具体的案件；说它实，因为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钦差大臣”的性质，同事们为了自身利益不能不另眼相待，给予方便。为此，周恩来指示陈赓：

必须提醒宋再生同志，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尤其是在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官职法律是大不过人情的。请宋再生同志努力做到：一、要真正赢得顶头上司熊式辉的信任，因为他可以如此轻易地送给你这个职务，当然收回它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二、不仅不能以此仗势欺人，而且还要有意给那些特务、密探一些方便。唯有成为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朋友”，你才能做更大、更多的事情。

对此，陈赓心领神会。他近似玩笑地说：

“我一定把你的用意转告老宋同志。换句话说：你本来就是密查他们的大坏蛋，自然应当以你形成一个坏蛋中心！”

周恩来边说“对，对……”边会意地笑了。

随着张学良将军易帜，全国实现所谓统一之后，蒋介石又加强了对付共产党，尤其是消灭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央首脑机关的部署和力量。结果，一方面有些不坚定的分子离党而去，甚至充当敌人的鹰犬；一方面有不少共产党人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自然，作为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周恩来，则更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由于“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悉他，处境更为危险”。因此，党中央，尤其是中央特委会的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但是，他在上海地下战斗长达四年之久，却从未落入敌人的魔掌。对此，后人也感到神奇和惊疑：周恩来为什么能在虎口中生活而平安无事呢？请看《周恩来传》一书中对此所作的评述：

周恩来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却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时至七时和晚上七时以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周恩来不仅如此小心翼翼地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活与战斗，更重要的是还关注全党各级干部的安全。因为他清楚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如何“才能使党组织留下的这点种子得以保存下来，并重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放在党的组织工作面前异常尖锐的问题”。所以他根据一年多来各地的血的教训，在提出党的机关要“职业化”和“社会化”的同时，还严格规定了党秘密工作的六个必须条件：

“一、要深入群众，必须找当地的在业工作人员。二、机关要少而密，要职业化与社会化。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减短，开会时尽量的余留一部分人在外。四、指导机关集体分工，同时要每个负责人能够了解全部情形，能够解答各种问题，注意养成各级党部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五、全省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与几个交通路线要避免互相知道。六、技术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减少，技术工作在省委要分散到各区办事处，无必要的与纯技术的接头减少，一切技术事件尽量的秘密。”

周恩来在花费极大的心血克服了所谓“机关主义”之后，又进一步对党的秘密工作作出新的规定：“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嗣后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必须在此种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

为了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的领导，就在江苏省委问题解决不久，二月六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成立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余泽鸿三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党的秘密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一步一步地走上正轨，为保全战斗在白区党的各级组织，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以后，在敌人白色恐怖下，我党各级组织完全处于敌人封锁、分割的状态。党中央，尤其是分管组织、特委的周恩来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绕开敌人布下的层层网络，加强中央对各地党组织以及红军的领导呢？如何帮助遍及全国各地的红军、初创的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建立通讯联系呢？他认为必须把最先进的通讯手段——无线电台建立起来。早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周恩来就借看望中国在莫斯科附近学习军事的留学生的机会，有意考察苏联红军中的无线电台，询问有关密码的编制和使用。同时，他还“鼓励毛齐华同志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是年十一月上旬，他回到上海以后，经过审慎的考虑，约见了在中央特委会工作的李强同志。

李强“原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学过无线电。他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中央特委会成立之后，他又调到周恩来的身边工作。当他听说要他改行搞无线电通讯工作后，有些为难地说道：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对无线电这门先进的通讯技术是一窍不通啊！”

对此，周恩来是清楚的。但是，他认为只要有一定的科技基础，再有一颗忠诚于党的红心，是一定可以把无线电通讯技术难关攻下来的。这也就是他首先选定李强做攻关带头人的原因。他听了李强的话后，当即答说：

“不会可以学会嘛！”

“那……就让我试试看。”

“不是试试看，而是一定要排除万难，尽快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那个时代的革命者，尤其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完全是为信仰和理想而活着。因此，李强听后站起身来，以极其严肃的语气说道：

“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中央交给我的这项重任！”

对此，周恩来是坚信不移的，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组织上决定他（李强）去学电台机务时，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困难是很多的。”但是，李强接受任务之后，主动地迎着困难而上，遂“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了所需的零件、发电机和其他材料，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方面的书刊。他躲在赫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绍的线路图”，开始了自学无线电理论的阶段。

接着，周恩来又“找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谈话，让他去学习报务。这对张沈川而言，其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诚如当事人回忆的那样，“可是到哪里去学呢？当时只能自己想办法。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就改名张燕铭去报了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了。入学后他才知道，这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为捞取‘外快’利用机关的房屋开办的学校。”就这样，张沈川为了党的无线通讯事业，遂成了这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属下的“冒牌”学校中的学生。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开始起步了。而李强和张沈川也由此而获得了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的称呼。

周恩来自西渡归来，一向重视军事工作。早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北伐中许多优秀的中下级将士和他有师生之谊。大革命失败前后，周恩来依据巴黎公社、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亲自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南昌暴动，同时还支持广州起义和全国各地的农村、城市暴动。由于张学良易帜，使得蒋介石不战而实现了统一，暂时赢得了集中较多的兵力，对工农红军进行“清剿”的机会。另外，再加上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指导，使得农村刚刚兴起的革命游击战争处在了最困难的时期。据史记载：“一九二八年五月，实力较强、条件较好的广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遭到失败。六月，陕西渭华起义中组成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在敌军三个师的进攻下，也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同年夏，海南岛的人民革命军战斗接连失利，特委书记杨善集、司令员冯平等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八月间，红军第四军在湘南遭到损失重大的‘八月失败’。十一月起，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井冈山时，红军一部分人又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待到周恩来处理完“顺直省委”与“江苏省委”问题不久，中央政治局于二月二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同志报告红四军的情况。

红四军是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军部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向井冈山进发，并在宁冈新城举行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自然也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当局。诚如陈毅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所说：“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即红四军）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

蒋介石为消灭朱毛红军，遂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任命何键为湘赣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集中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凸显出了两大弱点：第一，“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时下，又面临强敌的五路“进剿”。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在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的同时，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借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剿”。为此，毛泽东、朱德于一月十四日，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向赣南进军。

寒冬腊月，飘着鹅毛大雪，大山中的气温早已降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着衣单腹空的三千六百余名红军健儿，大踏步地向赣南方向前进。这时的“红四军主力已经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但是，兵强马壮的国民党追兵却来得很快。大余城一战，“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失散”。红军的损失是很大的。

在敌人重兵封锁、分割的情况下，留居上海租界中的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同志，很难得到有关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的准确消息。但是，他从敌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发给上司的所谓捷报中获悉：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予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刘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等等。为此，杨殷以中央军事部长的身份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商讨处于困境中的朱毛红军向何处去的决策。

虽说党的六大强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并认为在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肯定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但是，当时从全党来说，总的观念仍认为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必然“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指导也有过失误”。另外，“共产国际当时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妨害老百姓的利益，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并且提出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因此，二月二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杨殷报告之后，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也就成为必然。

这时的周恩来虽然亲身经历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城市暴动的失败，但他在对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认识上，依然认为中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方能长期存在”。所以，他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的精神，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一封指示信，也必然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二月八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修改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大意谓：

信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党正处在困难的环境，但中国革命**仍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中央根据六大确定的方针，决定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同时强调说：“中央绝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指示信要求朱德、毛泽东来中央，“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史家称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上述这封指示信为“中央二月来信”。但是，信写出后的两天，红四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第二天，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指挥下，红四军在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从此，红四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接着，红四军又连续在运动中打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沉浸于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由于敌人分割、包围的原因，致使红四军前委于四月三日才收到“中央二月来信”。因此，“信中充满忧虑的语调，同红四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更显得很不协调”。而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中央工作也成为不可能。

周恩来作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感到人才，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是何等的宝贵！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使他最为痛心的，就是党的大批优秀干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而今，由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每当他想到中国革命如何走出低谷的时候，他就又越发地感到最为缺乏的，依然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干部。为此，他经常叮嘱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志：“干部是革命之本。没有革命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也正是出于同一原因，他再三指示，一定要设法把任弼时同志营救出狱。也就是在他从天津返回上海的时候，听说任弼时同志在安徽被无罪释放，当时，他内心高兴的情形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接着，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有关的同志，详细了解了营救任弼时的全过程。

原来任弼时被捕之后，一口咬定自己叫胡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是到安徽南陵来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墓玩玩的。敌人不肯轻信，于是动了刑，“踩杠子”，施“夹棍”，任弼时始终咬定口供，不露身份。通过这残酷的刑讯，他知道敌人没有掌握任何其他证据，故很有底数地与敌人虚与周旋。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任弼时等押解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

事有凑巧，在任弼时被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遇到同乡彭佑亭。趁法警不备，他托彭捎信给长沙第一纱厂当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请他设法营救。任理卿收到任弼时的信后，立即电告时在上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请其来长沙密议营救事宜。陈琮英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接着，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周密地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大意谓：

中央当即派人陪同陈琮英赴长沙营救。长沙的伟伦纸庄是陈琮英的堂兄陈岳云经营的。陈琮英便以纸庄东家的身份延请任氏家庭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奔走营救。何维道赶到安庆后，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把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出庭辩护。他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要求法庭查核胡少甫的身份，无罪释放。法庭便派人去长沙对质，将任弼时押回饮马塘看守所。与此同时，党中央多方设法在国民党的上层开展营救活动，甚至收买有关的官吏。……

国民党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调查胡少甫的身份时，陈琮英早已做了准备，确认胡少甫是纸庄学徒，向法院出具保证。

周恩来听说营救任弼时获得成功之后，立即通过内线告知任弼时：养好身体以后，立即来中央报到。但是，当他听说任弼时与陈琮英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因陈琮英在奔走营救的过程中患肺炎夭折了，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或许这时他想起了自己和邓颖超的爱情结晶夭折的往事。

任弼时到达上海之时，恰好赶上周恩来参与处理江苏省委问题。待到重组新江苏省委班子的时候，还缺少一位专门主管宣传的人选。在组织部长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一致同意派任弼时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实事求是地说，任命任弼时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对未来江苏省委开展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从周恩来自苏联回国以后，亲自解决的上述事关全局的大事（自然还远不止这些大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革命已经处在了何等关键的时期。与此同时，我们从解决这些带有全局性的大事过程中，也清楚地看出周恩来的确是处在了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

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周恩来在处理上述大事的同时，“每天清晨或深夜都要到那里去，阅读各地送来的报告，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时，他总是力求细致周详地弄清实际情况，从不粗枝大叶”。一天深夜，他正在研究有关情况的时候，陈赓轻轻地走了进来，带有几分神秘的样子说道：

“有一位大人物要见你，自然是为了我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位大人物是谁？”周恩来有些惊诧地问道。

“杨度。”

“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