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与长沙“灰日”暴动相继失败之后，作为中央组织局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必须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处理各地暴动计划以及相关的遗留问题。
首先解决的是有争议的武汉暴动。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宁汉战争爆发，南京下令讨伐武汉方面的唐生智。湖北省委和长江局在罗亦农不在的时候，先后召开了第九次委员会，“讨论唐生智败退时党的政策，主张利用宁汉之战趁机在武汉三镇举行暴动”。十月二十八日，长江局书记罗亦农自长沙回到武汉，召集长江局会议，他力排众议，于“次日通过了罗亦农起草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认为‘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诚如李维汉事后所追论的那样：“就武汉当时的情况而言，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并未改变。当时，我们在武汉只有六百名党员和三千名工人群众，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因此，罗亦农不赞成武汉暴动的意见是正确的。
但是，“共青团湖北省委一部分人却指责这是长江局决议案的错误和省委领导的错误，并认为：如果利用这次时机，‘在武汉我们不仅可以推翻敌人的政权，而且可以把革命的政权建立三天至五天之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主要是受党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和党的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逃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之错误’”。
中央收此报告之后，在“左”的错误思潮的指导下，派出了一个由苏兆征、贺昌、郭亮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北查处。“特委赴湖北后，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对武汉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对此，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作了如下记述：
中央特派员一到武汉就宣布停止座谈会，并宣读了中央的命令：“一、停止两湖巡视员罗亦农的职权；二、湖北省委常委停止职权，听候查办。”特委代替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号召到会干部检举亦农和省委的错误，取消了省委在会上的发言权。亦农没有申辩的机会就被强迫立即离开武汉回沪。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罗亦农没有动摇和屈服，他依然留在中央照常工作。与此同时，“他向中央写了答辩书，并要求中央停止他在中央的一切职务，仍派他到莫斯科去深造，或到农村去工作”。
中央，尤其是周恩来认真地研读了罗亦农的答辩书。在周恩来的参加下，政治局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通过了《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肯定了罗亦农上年十月间在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批评了一部分同志不顾及实际条件就决定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湖北工作的文件。十四日，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的信，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为了妥善解决湖北问题，遂决定派遣李维汉到两湖去，“停止两湖同时搞阴历年关总暴动”。
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的周恩来虽然没有全面认识党的“左”倾错误，但他在血写的教训中渐渐清醒，并努力通过具体的工作，把不必要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忙于解决上海暴动的问题。
所谓上海暴动，是由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相继暴动起来，斗争是英勇的。这就引起了上海暴动问题，即以上海响应宜兴、无锡暴动的倾向在江苏省委中发展起来”。并认为“今日上海举行暴动，可说比从前三次大暴动（即三次工人起义）的时机尤为成熟”。“应即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执行。绝对不准丝毫犹豫，凡犹豫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须不容情的予以最严厉之处罚”。更为可笑的是，他们还想出了发动上海群众举行暴动的特别方法：“先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一厂一厂地威吓工人罢工，如此弄成总罢工，这样，暴动就可以起来而获得成功！”结果，诚如李维汉所说：“他们这样做反而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
对此，熟悉上海情况的周恩来积极向中央建议，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的暴动形式。
但是，如何才能把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以及它的数十万产业工人发动起来，重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大潮中去呢？这成为周恩来所面对的且又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为此，他经常与中央妇委、江苏省委等有关的负责同志谈话，希望能把红色革命的摇篮——上海，搞成为中国的巴黎和莫斯科。一天，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就此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陈乔年回到上海之后，在此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是很不容易的。他经常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才确保江苏省委安全地进行工作。或许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他的眼睛，也或许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他深省，他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渐渐地认识得更清楚了。他不赞成在全国盲目暴动，更不赞成在上海再搞什么样式的起义。为此，他脚踏实地，“秘密地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大革命失败后曾遭严重破坏的上海党的各级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巩固。上海的革命力量亦开始重新聚集，为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准备了条件”。对此，周恩来是欣赏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恩来在听取了陈乔年的汇报之后，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他认为蒋介石复出之后，一手紧紧抓住兵权，重新整顿军队，把参与逼蒋下野的何应钦撤职，让在蒋氏军事集团中供职的将军都明白：只有跟着他蒋某人走才有出路。结果，蒋氏牢固地控制了军队。接着，蒋氏又把另一只手对准共产党，出动军队镇压全国武装暴动的工人和农民，从而使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为此，他有些沉重地说道：
“据罗迈同志的报告，两湖年关暴动失利，郭亮等同志的处境十分险恶。”
对此，陈乔年似在所料之中。他指出：“江浙一带的农民暴动也损失惨重，很多基层的领导同志在暴动中牺牲了。”因此，他坦诚地说道：
“我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对全国总暴动的路线是存疑的。至于再搞什么上海暴动，我认为应当先与各区委的负责同志座谈，全面地估量一下敌我双方的情势，然后再作决定。”
周恩来是同意陈乔年的意见的。接着，他们二人谈了如何扎扎实实地做工人的工作之后，周恩来又叮嘱道：
“乔年同志，深入基层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蒋某人正在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对付我们。”
“请放心，我们活动，尤其是开会的地点是秘密的，不会发生问题的。”陈乔年自信地答说，“另外，中央妇委的同志，包括一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都可以利用办工人夜校的形式，稳步地把工人组织起来。”
周恩来赞成这一建议，并告知有关部门：中央妇委的同志们业已行动起来。
不久以前，“邓颖超接替杨之华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八人是妇委委员”。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尽快把上海妇女运动纳入革命的轨道，邓颖超在自己的新居召开中央妇委工作会议。这天，她“穿着墨绿色的旗袍，头上梳着圆髻，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圆圆的脸上，漾着温厚热情的笑容。只有那双清澈的眼睛，不时透露出地下工作者的警惕与机智”。少时，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相约赶到，走进二楼客室——今天妇委开会的地方。为了安全，她首先带着与会的妇委参观新居，楼上楼下，看了一遍。最后，她指着阳台上那盆月季花，说道：
“你们以后来，要是看不到这盆月季，千万别进来。”
与会的中央妇委自然都清楚这盆月季的妙用，遂都点头称是。旋即，邓颖超指着摆在客厅中央的一张方桌，请与会的妇委落座，然后又把一副麻将牌往方桌的中央一倒，笑着说道：
“万一有人闯进来，我们以打麻将作掩护。”
与会的妇委遵命洗牌，故作认真的样子打起了麻将。心细的邓颖超边打麻将边讲道：
“中央妇委委员八人，今天到了五位，其他三位可能有事没有来。为了掩护工作，我建议我们按照上海女工和市民们结拜姐妹的方式，结成姐妹。如有意外，盘查起来，就说我们是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
大家一致赞同邓颖超的点子，遂又论起了年龄。蔡畅和杨之华都是一九○○年出生，蔡畅大几个月，自然是八姐妹中的大姐，杨之华居第二，为二姐；才与罗亦农结为夫妻的李文宜生于一九○三年，是为三姐；不知何故未到会的贺治华（又名贺稚华）是四姐；时年二十三岁的邓颖超自然就被与会的蔡畅、杨之华、李文宜称为五妹了；而“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来、在中共中央国际联络处工作的共产党员和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庄东晓”二十岁，年纪最小，就成了八妹。值得一记的是，“邓颖超还用五妹的谐音‘伍美’做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姐妹称呼排定之后，她们就边打麻将边商议工作。“当时中央妇委实际上只能领导上海的妇女工作，偏重女工工作和宣传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在女工为主的工厂办夜校，在教女工认字的同时提高她们的觉悟，为革命积蓄力量。
正当她们热烈交谈的时候，“留着大胡子，穿着一身长袍马褂，打扮成一名上海滩常见的商人模样的周恩来回来了”。年纪最小的八妹顽皮地说道：
“看，我的五姐夫到了！”
周恩来听后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看看与会者的表情，不解地问道：
“小超，这是怎么回事？”
邓颖超笑着把拜“干姐妹”的事说了一遍。周恩来听后频频点头，称赞道：
“还是你们女同志有办法，很快能适应上海的特殊环境，想出掩护工作的好办法。”
对此，文雅端庄的蔡畅抢先指出：“拜干姐妹”的点子是邓颖超想出来的。接着，又玩笑地说道，“就年龄而言，恩来是我的兄长。可今天，我就要不客气地叫你五妹夫啦！”
“我嘛，也沾五妹的光了，”秀丽温柔的杨之华也笑着说，“这回你可得妇唱夫随，委屈你当我们的五妹夫了。”
周恩来被这火热的气氛感染了。他与其说是为这次妇委会议助兴，倒不如说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妇委的工作，遂主动提出请与会的妇委委员吃午饭，而且还要亲自下厨露一手，庆贺妇委八姐妹结拜的喜事。
能吃到周恩来亲手做的饭菜，与会的妇委自然是高兴的。但是，她们，尤其是“蔡畅同志知道，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周恩来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二元，邓颖超八元，此外分别有交通费五元和三元。凭这二十八元维持三个人的生活”是不富裕的，因此她们实在不好意思要周恩来破费。邓颖超却坚持说道：
“让他去吧，难得他今天这样高兴。我们乐得吃他一顿现成的饭。”
周恩来的拿手菜是红烧狮子头，外加色香味俱佳的淮阳菜。大家边吃边夸他的烹调手艺高超。
但是，周恩来却利用这难得的“会餐”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央妇委的工作情况，以及上海妇女运动开展的概貌。当他听说妇委委员——四姐贺治华无故不来参加会议之后，遂警惕地问道：
“你们了解她的思想情况吗？”
与会的妇委委员都微微地摇了摇头。
对此，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严肃纪律，提高警惕，要掌握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情况，谨防不测事件发生。最后，他以商量的口气说道：
“春节就要到了，你们妇委可否利用年关深入到工人家中，帮助那些困难的工人过个年？”
与会的妇委一致赞成周恩来的建议，会后大家分头深入到工人家里，帮助工人度过年关的同时，再做些实地的调查。从此，中央妇委的工作从单纯地配合发动城市暴动，逐步转向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方面来了。
也就是在这前后，周恩来从李一氓口中获悉：郭沫若于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辗转来到上海，由于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延误了去苏联的时机。时下，他大病初愈，向党请示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周恩来当即说：
“一氓同志，请尽快安排我与沫若同志相见。”
郭沫若远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就认识周恩来了。但是，他们由相识到相知还是在南昌起义之后。面对起义失败的危局，发着四十摄氏度高烧的周恩来，仍亲自指挥战斗。他这种英勇无畏的气概，以身作则、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指挥若定的雄才大略，深深地感染了郭沫若。毫不夸张地说，他从周恩来等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这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他永生永世跟着共产党革命不息！同时，南昌起义失败，特别是队伍被打散之后，郭沫若离开了周恩来等同志，这就更引起他对病中的周恩来的怀念。他在《海涛集神泉》中曾记下了他这时的真实情感：
朋友们的去向，丝毫也不知道。特别是病中的恩来，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回旋着，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是不是脱了险，顺畅地到达了海陆丰？这要算是不幸，又因偶尔的差池，便和他们离开了。那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国革命的火种！
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革命是人民的大翻身，人民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关系丝毫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耕者已经有其田了吗？工人的组织不是刚在萌芽中便被摧残了吗？这样怎么能够应付国内的反动派？怎么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是的，种子进了农村！这应该是深入，是进展，而不是失败！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郭沫若由香港潜往上海，找到了他的日本夫人安娜和孩子们，潜居在窦乐安路的一家弄堂的房子里，周围住的都是日本人，这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还是比较安全的。起初，党组织安排他全家去苏联，暂时躲避敌人的屠杀。正当他举家准备登船北上的前夜，他突然得了一场大病，错过了船期。不久，他大病初愈，一时间“民族的苦难，阶级的义愤，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一齐涌入他的心头，形成了他的又一个诗的火山爆发期”。在这朔风凛冽，寒冬漫漫的上海，他“在床头、藤椅上把捉着笔，写下了二十多首诗”。事后，他收入诗集《恢复》中。平日，他蛰居家中，思索着革命的未来。但是，每当听到搜捕共产党人的警笛声时，他唯有对着阴霾的长空，以高昂激越的声调吟咏明志的诗篇：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怖。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郭沫若这犹如投枪的诗篇一经刊出，就像是一颗颗炸弹炸开了敌人的封锁，给上海引来了一道道希望的光亮，也给革命低潮中的共产党人以信心，以力量。在这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时时都在关注郭沫若的诗作，并于万籁俱寂的深夜低吟这匕首似的佳篇：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
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
新生的宇宙！
诗为心声。周恩来从这呐喊似的诗篇中看到了郭沫若那颗红红的跳动的心！他为诗人那特有的革命**所激动，也为诗人那发自内心的怒吼而欣慰，因为革命失败的大浪不仅淘尽的是泥沙，而且还凸显出千古风流人物！但是，当他想到重新上台的蒋介石必将更加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地请李一氓等同志转告诗人郭沫若：
“要注意斗争策略，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郭沫若在蛰居上海期间，诚如李一氓所记述的那样：“一批和创造社有联系的日本留学生，放弃了大学毕业回国来了。他们是彭康、朱镜我、李初黎、冯乃超、李铁声。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他们反而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想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自然，他们陆续集结在郭沫若的麾下，并在上海大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对此，郭沫若满怀革命的热情，领导了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首先恢复《创造月刊》，举办《文化批判》，在初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同时，批判了新月派鼓吹文学“忠于人性”等反对革命文学的“山羊式”的理论，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但是，这些从日本回来的青年，他们在开始一个短时期，其“言论曾经针对过鲁迅，因此，引起双方很尖锐的笔墨官司，把郭沫若、成仿吾也牵扯进去了”。此乃后话。
周恩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他考虑到未来文化战线斗争的需要，通过李一氓等人很快接见了这批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文学青年，“鼓励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随着蒋介石的复出，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为了郭沫若的安全，周恩来时时都在关注郭沫若下一步的行踪，并和有关同志协商，“决定安排他到日本去”。
查郭沫若写的日记《离沪之前》，二月九日写道：“豪（伍豪即周恩来）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陷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二月十日的日记写道：“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仿吾亦来，约了初黎等来谈话。晚伯奇来，留仿吾与伯奇在家吃晚酒，颇有醉意。决定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由此可知，郭沫若这次旅居日本，的确是由周恩来等同志安排的。同时，还可以确定周恩来这次往访郭沫若的时间是二月十日。
周恩来自南昌起义失败与郭沫若分手已近四个月了！虽说在这期间，他们共处上海也有三个多月的时日，但敌人的屠杀政策却把他们分开了，要见上一面也是很难很难的。好在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其间又有李一氓等人传递信息，并不感到很难相见。可是，他们之间毕竟共同经历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生死离别，而时下这次难得的相见又将意味着更长期的离别，因此他们都有着千言万语想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的情意和痛楚！也或许是出于这种难以言喻的情意和痛楚，郭沫若拿出了月前和着血泪写就的《怀亡友》诗相赠。周恩来明了诗人的用意：以诗述说自己的心声。为此，他当即捧读、低吟：
我们的相识虽然还不上半年，
我们的亲密实际上如同兄弟一般。
你有一个赤诚的性格，不免迂得一点，
但别人说你的计谋是十分周全。
那时候希望还笼罩着我们的大陆，
我们同居在岭南，革命的策源地点。
那时候你劝我实际的行动。
我兴高采烈地随着大军北伐中原。
读罢这首《怀亡友》诗，周恩来清楚郭沫若悲悼的亡友，是他早年在德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战友孙炳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七天——四月十九日，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的孙炳文，即被蒋介石残杀在上海的龙华。周恩来知道，孙炳文是促郭沫若走上革命之路的好友，因而孙的死对郭的震撼是很大的。早在南昌起义退往潮汕的路上，郭沫若就曾多次向周恩来表示对孙炳文的追念。时下，他拿出这首《怀亡友》诗呈送周恩来，除去再次哀悼共同的亡友孙炳文以外，还表示对共同的敌人蒋介石无比的愤恨。自然，他还希冀借此向周恩来示喻自己不忍离去的矛盾心情。对此，周恩来完全理解诗人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矛盾的情愫，他沉吟片时，低沉地说道：
“为了今后少读几首这样的《怀亡友》诗，或者说今后还有为亡友吟这样《怀亡友》诗的诗人，你应当尽快地到日本去。”
郭沫若完全明白了：周恩来，或曰党中央为什么一定要他离国他去的原因和决心。因此，他不再说些什么，自己未来的行踪完全听从周恩来的安排。
郭沫若是一位“朝闻道，夕死足矣”的革命诗人。在今天的相见中，他从周恩来的话中不仅认清了革命的形势，而且还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位革命家的不足。为此，他坦诚地讲了自己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过程中，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某些章节，译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史观的公式，还学习过列宁的《党对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等书”。最后，他又谦虚地请教：
“我到日本之后，还需要读哪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你是研究学问的大家，我想你会视情况而定的。但是，”周恩来有意停顿片时，复又加重语气说道，“我以为你要身在异境，心系中国的命运。”
郭沫若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是当今中国文坛上的一面旗帜，虽然暂时离国东渡避难，但仍要时时关注，甚至还要亲自参与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但是，”周恩来看了看蹙眉静听的郭沫若，又补充说道，“要以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为限。”
时至午时了，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请周恩来等人吃午饭。
也就是在吃饭期间，周恩来想到了郭沫若东渡日本之后，他这一家六口的吃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仰仗诗人手中的那支笔了！这应当说是相当艰难的。为此，他取出身上仅有的钱，说道：
“沫若同志，党考虑到你到日本后安家的困难，希望你能收下这笔钱。”
“不，不……”郭沫若看着周恩来手中的钱，他那颗诗人的心颤抖了。“眼下，党的各级组织比我更困难，更需要这些钱，就留给党吧！”
周恩来怀着依依惜别之情送走了郭沫若。出乎他所料的是，六天之后——二月十六日，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突然被捕了。他一边焦急查询被捕的原因，一边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
“要不惜一切代价，要调动一切力量，务必把陈乔年同志营救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