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军大胜奴贼给京师百姓带来的喜悦之情尚未完全消退，成国公和襄城伯两家豪门被瞬间连根拔起的消息便迅速传播开来。

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这个话题，当知道两家将朝廷军械私售给建奴时，民间的舆论一边倒的站在了朝廷这边。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最令人切齿，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并同情着皇帝。自家的奴才偷窃主人的财物不说，还把主人家的粮食偷出来，卖给时常来主人家讹诈抢劫的泼皮混混，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才对。

成国公一案在剩余的勋贵府中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两百余年的世袭公伯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勋贵们在兔死狐悲的同时，也对崇祯的冷血无情产生了无比的恐惧感。除了早就站在皇帝这边的阳武侯等人外，其余的勋贵都严厉告诫家人仆从，从此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是谁敢在外打着府上的名号招惹祸事，立刻逐出府中。所有勋贵们的佃租全部降为十四，使得佃农们终于有了可以饱腹的口粮。

文臣们在看热闹的同时，也对皇帝的手腕暗自心惊。当时在场的除了李邦华、常自裕以外的所有人，事后都认定，皇帝怕是对两家隐忍已久。在确定勇卫营的存在能消弭京营的不确定因素后，皇帝抓住机会雷霆一击，打了两家一个措手不及。朱纯臣与李国桢两人别说没想到会有如此无妄之灾，就算事先有了准备，也根本经不起勇卫营和东厂、锦衣卫的联合打击。皇帝真是变了，不再是那个急躁易怒，多疑善变的皇帝，变得睿智沉稳，行事有方，深不可测，变得不太好对付了。

数日之后，四海商行的车队终于满载而归，带回来的大批马牛驴羊等牲畜及皮毛、草药、毛毡。干乳酪等物资，几天之间便被京城的个大商户抢购一空，然后被商人们分销向大明各地。

四海商行的第一次出塞可谓大获成功，原因很简单：范永斗等人虽然被诛，但八家名下的掌柜伙计都安然无恙。这些人都是经商多年的老手，对几条商路以及蒙古部落都是熟稔无比。在四海商行给其加薪以及透露背景的双重作用下，个个都是分外卖力，都想在新东家面前讨个头彩，以便得到拔擢赏识。至于死去的老东家们，虽然也不错，但大伙儿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老东家们虽然没了，可生活还得继续不是？谁当东家都无所谓，只要大伙儿能从中得利就可。

四海商行有两个掌柜，分别出自新乐侯与太康伯府上，两人都是府中的外事管家，平日负责打理府中的各门生意。虽然没做过太大的买卖，但大小生意其理相通，尤其是这种框架完备，只需派人总章的行当，就算管事胡乱决策，也会被下面的掌柜们给驳回，二人只需掌管好账目和人事便可。反正崇祯没经过商，对其中门道所知甚少，他采取的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策略，至于其中是否有猫腻就不管了，只要别太过分就行。又想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混账行为，崇祯自问做不到。人家跟着你不是来无私奉献的，人家也要银钱养家糊口不是？

此次抄没朱纯臣、李国桢二人家产，又让崇祯大发一笔。二人都是数代积累，家资甚豪，尤以朱纯臣为重。东厂从其家中抄的现银五十二万余两，其余的酒楼布行、粮店米铺、盐店青楼数十间，除了几家青楼酒楼分别归属东厂和锦衣卫以外，其余的店铺全都归于四海商行名下。百万人口的京师乃当世第一大城，聚集着无数豪门显贵，商贾大亨。这些商铺都是位于京师的黄金地段，若是妥善经营，每年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

李国桢家产比朱纯臣稍逊，但也抄的现银二十余万两，店铺若干。两家在京郊的田地多达数十万亩，这些田地暂时还没划到皇帝名下，崇祯还有其他打算。

看着抄家的清单，崇祯喜笑颜开，冲动之下甚至想把京城所有实权文臣，以及薛濂等人以外的勋贵家全部按上罪名查抄一遍。不过这个念头刚起来便被他压制下去，他不想作死。他不怕贪官，现在的制度也很难消除贪官的存在，就算把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