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隐瞒智者，却向儿童及愚人显示。”列文那晚和他妻子谈话的时候对她抱着这样的感想。

列文想到《福音书》上这句话，倒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智者。他没有把自己看成那样，但是他不能不知道他比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要聪明些，他不能不知道当他想到死的时候，他是倾注全部心神去思考的。他也知道，过去许多大智大慧的人物（他曾在书本里读过他们关于死的思想）都思索过死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所知道的却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所知道的百分之一。不管这两个女人多么不同，但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卡佳（像他哥哥尼古拉称呼她的，他现在也特别喜欢这样叫她）她们在这点上却十分相似。两人无疑地都知道生是怎么一回事，死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她们不能回答，甚至不能理解列文心中的问题，但是两人都不怀疑这种现象的意义，而且对它的看法也一样，不仅是她们两人看法一样，而且她们和千百万人的看法也一样。她们确切地知道死是什么，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可证明：她们毫不迟疑地懂得怎样护理临死的人们，而且并不害怕他们。但是列文和旁的人，虽然他们可以发表许多关于死的议论，却显然是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害怕死，遇到人快要死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假使现在列文一个人和他的尼古拉哥哥在一起的话，他一定会怀着恐怖望着他，而且怀着更大的恐怖等待着，此外再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了。

不仅这样，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怎样看、怎样走动才好。谈不相干的事他感觉得不像话，不行；谈死和丧气的话——也不行；沉默吧，还是不行，“假如我望着他的话，恐怕他会认为我在观察他；我要不望着他的话，他就会以为我想旁的事情去了。假如我踮着脚走，他会不高兴；放开脚步走吧，我又觉得惭愧。”可是基蒂显然没有想到自己，而且也没有余暇想到自己；她只在替他着想，因为她心中有数，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对他说她自己的事，说她的婚礼，微笑着，同情他，安慰他，谈着病人痊愈的例子，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见她是胸有成竹的。她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举动不是本能的、动物的、不合理的，证据就在于：除了肉体上的护理，使病人减轻痛苦外，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基蒂都为临死的人要求比肉体上的治疗更重要的东西，和肉体全然无关的东西。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到那个死去的老人时，曾经说过：“哦，谢谢上帝！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但愿我们大家都死得像他一样。”卡佳也是一样，除了操心衬衣、褥疮、饮料以外，第一天就说服了病人必须领圣餐和受涂油礼。

晚上从病人房间回到自己的两个房间里，列文低着头坐着，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不但想不到吃晚餐，想不到准备就寝，想不到考虑他们要做些什么，他甚至对他妻子说话都办不到了：他不好意思那样。基蒂相反地比平常更活跃，她甚至比平常更有生气。她吩咐开晚饭，亲自打开行李，而且亲自帮着铺好床，甚至也没有忘记在上面撒杀虫粉。她表现得那样机警，思想那样灵活，如同一个男子在交战或格斗之前，在人生的危险和决定性关头所表现的，在那种关头一个男子一生中只有一次表现出他的价值，表现出他过去并没有虚度光阴，而都是为这种关头作的准备。

一切她都做得很顺利，还不到十二点钟，一切东西就都清洁齐整地布置好了，布置得这旅馆的房间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床铺好了，刷子、梳子、镜子都拿了出来，桌布也铺起来了。

列文觉得现在吃饭、睡觉、甚至谈话都是不可饶恕的，在他看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不适宜的。她却理好刷子，可是她做这一切，丝毫没有令人讨厌的地方。

但是他们两人都吃不下东西，而且很久不能都入睡，甚至很久都没有上床睡觉。

“我说服了他明天接受涂油礼，我真高兴得很哩，”她说，穿着睡衣坐在她的折镜面前，用一把精致的梳子梳着她的柔软芳香的头发。“我没有看见过，可是我知道，妈妈告诉过我，有祈求恢复健康的祈祷呢。”

“你真以为他还能够复元吗？”列文说，望着她那圆圆的小头后面，每当她把梳子往下梳的时候就隐没了的细长的发卷。

“我问过医生；他说他活不了三天以上了。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无论怎样，我说服了他，我还是高兴的，”她说，从她的头发缝里斜眼望着她丈夫。“一切事情都难料呢，”她带着每当她谈到宗教问题的时候总是流露在她脸上的那种特别的、有几分狡猾的表情，这样补充说。

自从他们订婚那次谈到宗教以后，他和她一直都没有谈过这个题目，但是她仍然参加宗教仪式、上教堂、做祷告等等，始终抱着应该如此的信心。尽管他抱着相反的信念，但是她却坚信：他和她是一样的，甚至是比她还要好得多的基督徒；他对于宗教所发表的一切议论只不过是他的荒诞的男性的狂想之一，正如他谈判她的brderienglie时说，好人补窟窿，而她却故意挖窟窿，等等的话一样。

“是的，你看这个女人，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简直不会料理这一切呢，”列文说。“而且……我该承认，你这回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哩。你是这么纯洁……”他拉住她的手，却没有吻它（在死亡临近的时候去吻她的手是不相宜的）；他只带着悔罪的神情紧紧握住它，望着她的发亮的眼睛。

“要是你一个人来就要痛苦死了，”她说，把两臂高高举起，遮住她那高兴得涨红了的脸颊，挽起脑后的发辫，用发针别上。“不，”她继续说，“她不知道怎么办……幸亏我在苏登学了不少。”

“难道那里也有病得这么重的人吗？”

“还要重哩。”

“可怕的是我不由得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你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少年，可是那时候我竟不了解他。”

“我十分，十分相信。我深深感觉得我们·本·该同他和好的！”她说，为了自己所说的话而感到诧异起来，她望了一眼她丈夫，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

“是的，·本·该·的，”他悲伤地说。“他真是那种人，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可是我们还得挨些日子；我们该去睡了，”基蒂说，瞧了瞧她的小表。

二十

死

第二天病人领了圣餐，接受了涂油礼。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尼古拉·列文热烈地祈祷。他的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了彩色桌布的小桌上的圣像，在他的眼神里表露出这样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列文看着都觉得害怕。列文知道这种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只会使他在和他所那么热爱的生命分离的时候感觉得更痛苦。列文知道他哥哥和他的思路；他知道他没有信仰，并不是因为没有信仰他的生活好过些，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一步步排挤掉这种信仰；因此他知道他现在的恢复信仰并非依照一定的规律、同样通过思想得来的结果，而只是妄想痊愈的一种暂时的、自私的表现。他也知道基蒂曾经用她听到过的奇异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加强了他的希望。列文知道这一切，望着那祈求的满怀希望的眼睛，望着那吃力地举起来在皱紧眉头的前额上画着十字的瘦削的手腕，望着那耸起的肩膊和那已不再具有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喘息的、瘪陷的胸膛，他感到太痛苦了。在领圣餐的时候，列文虽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他还是做了他以前曾经做过千百次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存在，就治好这个人吧（自然这一套话已经重复过许多遍了），你救救他和我吧！”

行过涂油礼以后，病人突然变得好多了。他整整一个钟头没有咳嗽一声，微笑着，吻着基蒂的手，含着泪感谢她，而且说他很舒服，一点也不痛苦了，倒感觉到很健旺，胃口也好了。当他的汤端来的时候，他甚至坐起来，而且还要吃煎肉饼。虽然他的病是无望的，虽然一眼就可以看清楚他是不会好的，但是列文和基蒂在那个钟头都感到既兴奋快活，又畏怯，害怕他们弄错了。

“他好些了吗？”“是，好得多了。”“真奇怪啊！”“一点也不奇怪。”“总之他好些了，”他们低声耳语着，相视而笑了。

这种幻想没有持续很久。病人安静地睡着了，但是半点钟以后他就被一阵咳嗽弄醒了，于是突然，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心中怀着的一切希望都消逝了。痛苦的现实粉碎了列文、基蒂和病人自己心中的一切希望，毫无疑问，甚至连过去的希望也回想不起了。

不再提半点钟以前他相信过的事，好像想起来都觉得害羞似的，他要他们递给他那瓶盖着网眼纸的嗅用碘酒。列文把瓶子交给他，他在领圣餐的时候所显出的那种热烈的希望的眼光现在又盯住了他弟弟，要求他来证实医生说嗅吸碘酒能收奇效的话。

“卡佳不在吗？”当列文勉强证实了医生的话的时候，他沙哑地说，向周围望了一眼。“不，可以说……我是为了她的缘故，才演了那幕滑稽戏的。她是这么可爱！但是你我可不能够欺骗自己。这才是我相信的，”你说，于是，把瓶子紧握在他那瘦骨如柴的手里，他开始吸它。

晚上八点钟的光景，列文同他妻子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喝茶的时候，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她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

“他快死了！”她低声说。“我恐怕他马上就要死了。”

两人都跑到病人房里去。他用一只胳膊肘撑着坐在**，他的长长的背弯着，他的头低垂着。

“你觉得怎样了？”沉默了一会之后，列文低声地问。

“我恐怕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非常清楚地说，好像把话从自己胸中挤出来的一样。他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把眼睛朝上望，眼光没有落到他弟弟的脸上。“卡佳，你走开！”

他又说了一句。

列文跳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要她走开。

“我要去了，”他又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列文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

“因为我要去了，”他重复说，好像他很喜欢这句话似的。

“完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面前去。

“你还是躺下好；那样你会舒服些，”她说。

“我马上就会安安静静地躺下的，”他低低地说，“死了！”他嘲笑地，愤怒地说。“哦，你们要高兴的话，扶我躺下去也好。”

列文使他哥哥仰卧着，坐在他旁边，屏息静气望着他的脸。垂死的人闭上眼睛躺着，但是他前额上的筋肉不时地抽搐着，好像一个在凝神深思的人一样。列文不由自主地想着这时他哥哥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是尽管他竭尽心力追踪他的思想，但是从他那平静而严肃的脸上的表情和眉毛上面的筋肉的搐动，他看出来对于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漆黑一团的事情，对于垂死的人是越来越分明了。

“是，是，是这样，”垂死的人慢吞吞地说。“等一等。”他又沉默了。“对啦！”他突然安心地拉长声音说，好像在他一切都解决了似的。“啊，主啊！”他喃喃地说，深深地叹了口气。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摸了摸他的脚。

“渐渐冷了。”她低声说。

一个长长的时间，在列文感觉得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病人动也不动地躺着。但是他还活着，不时地叹着气。列文精神紧张得都已经疲倦了。他感觉到，尽管他竭尽心力，他还是不能了解病人说“对啦”是什么意思，而且感觉得他早已就落在他的垂死的哥哥后面了。他对死的问题本身再也不能思索了，但是他不由自主想到他马上应该做的事：闭上死人的眼睛，给他穿上衣服，吩咐买棺材。说起来也奇怪，他感觉得十分冷淡，既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损失，更没有一点怜悯他哥哥的心情。如果他对他哥哥有什么感触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拥有而他却不能有的那种知识。

很久很久，他就这样靠近他坐着，等待着终结。但是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基蒂出现了。列文起身去拦阻她。但是就在他起身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临死的人微微一动。

“别走开，”尼古拉说，伸出手来。列文把手伸给他，同时用另一只手生气地向他妻子挥动，叫她走开。

把垂死的人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他坐了半点钟，一点钟，又一点钟。他现在完全没有想到死上面去。他想的是基蒂在做什么事，隔壁房间里住着什么人，医生的房子是不是他自己的。他又饿又困。他小心地把手抽开，去摸了摸脚。脚冷了，但是病人却还在呼吸。列文又试着踮起脚尖走开，但是病人又动了，说：

“别走。”

…………

黎明了；病人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列文悄悄地抽开手，没有朝垂死的人望一望就回自己的房间去睡了。当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像他所预料的听见他哥哥死了的消息，他反倒听到病人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病人又坐起来，咳嗽着，又吃东西，又谈话，又不提死了，又表露出痊愈的希望，而且变得甚至比以前更暴躁更忧郁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不论他弟弟也好，基蒂也好。他对什么人都发脾气，对什么人都恶言相向，为他的痛苦而责备所有的人，而且要他们替他到莫斯科去请一位名医来。但凡有人问他身体感觉得怎样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愤怒的责难的神情回答道：

“我痛苦得受不了呀！”

病人越来越痛苦了，特别是因为生了已经无法医治好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们渐渐地更加容易生气了，动不动就责骂他们，特别是为了他们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基蒂千方百计去护理他，安慰他；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列文看出她自己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只是她不承认罢了。那天晚上他唤弟弟前来向生命告别时在大家心中引起的死的感觉被破坏了。大家都知道他一定马上就要死了，都知道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大家只盼望他早一点死，可是大家都隐瞒着这种念头，尽给他吃药，竭力去找医生和药方，欺骗着他和他们自己，并且互相欺骗着。这一切都是虚伪：讨厌的、侮辱人的、亵渎神明的虚伪。由于他的性格，又因为他比别人更爱这个垂死的人，列文特别痛苦地感到了这种虚伪。

列文早有意思要使他的两位哥哥和解，就是在临死之前使他们和解也好，他写了封信给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到他的回信的时候，他把这信念给病人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信上说他不能够亲自来，并且用动人的语句请求他弟弟原谅。

病人没有说一句话。

“我怎么回他的信呢？”列文说。“我希望你不生他的气吧？”

“不，一点也不！”尼古拉回答，因为这句问话而恼怒了。

“写信给他，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接着又在苦痛中挨过了三天；病人还是处在同样的状态中。现在谁看见他都希望他死，不论是侍者也好，旅馆主人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也好，列文也好，基蒂也好。唯有病人自己没有表露出这种愿望，相反的，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而非常生气，尽谈着服药，尽谈着生的问题。仅仅偶尔在鸦片使他暂时忘却了那种无止境的痛苦的时候，他时常半睡不醒地吐露出在他心中比在任何人心中都更强烈的真情，“啊，但愿完结了就好了！”或是：“到什么时候才完结啊！”

他的逐渐增加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他怎么样也是痛苦，没有一刻不痛若；他的四肢、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疼痛，不使他痛苦。就连身体内部的回忆、印象、思想现在都在他心中引起了如同那身体本身一样的憎恶。看到别人，听到他们的言语，他自己的回忆，一切对于他都是痛苦的。他周围的人们感觉到这一点，不知不觉地就不让自己在他面前自由行动、谈话、或者表示他们的愿望。他的整个生命都沉没在痛苦的感觉和要摆脱这种痛苦的愿望里面了。

在他心中很明显地起了这样的变化，使他把死看做他的愿望的满足，看做一种幸福。以前，由痛苦或匮乏，如同饥饿、疲劳、口渴等等所引起的每个欲望，都被某种给予快感的肉体上的机能所满足了；可是现在，这些匮乏和痛苦却没有得到解脱，而想要解脱的企图反而引起了新的痛苦。因此，一切愿望都沉没在一个愿望里面：就是解脱一切痛苦和痛苦的根源——肉体。但是他找不出适当的言语来表达这种要求解脱的愿望，因此他没有说，而只是出于习惯想要满足现在已无法满足的愿望。“给我翻个身，”他说，随即他又要求再翻过来，像原来一样。“给我点肉汤喝喝。把汤拿去。说点什么话吧：你们为什么一声不响？”但是他们刚开口说话，他就闭上眼睛，显出疲惫、冷淡和憎恶的神情。

在他们到城里来的第十天，基蒂病了。她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医生说她身体不适是由于疲劳和激动引起的，劝她静养。

但是午饭后，基蒂起来了，照常带了针线到病人房间去。她进来的时候他严厉地望着她，听说她病了的时候，他就轻蔑地冷笑了一声。那天他不断地擤鼻涕，悲痛地呻吟着。

“您觉得怎样？”她问他。

“更坏了，”他好容易才说出来。“痛呀！”

“什么地方痛？”

“到处。”

“今天就会完结了，你看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这话虽是低声说的，但是病人，像列文所看出的，他的听觉是非常敏锐的，一定听到她的话了。列文叫她不要作声，朝病人那面望了一望。尼古拉果真听到了；但是这话并没有在他身上产生影响。他的眼睛仍然带着紧张的、责备的神色。

“你为什么这样想？”列文问她，当她跟着他走到走廊的时候。

“他开始在抓自己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

“抓自己？怎么抓法？”

“像这样子，”她说，撕扯她的毛料衣服的褶襞。列文确实注意到那一整天病人尽在抓自己，好像要扯掉什么东西似的。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预言实现了。傍晚病人再也不能把手举起来了，仅仅是他的眼睛没有改变那注意集中的神情，凝视着前方。甚至在他弟弟或是基蒂弯下腰，使他能够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也还是那样望着。基蒂差人去请牧师来做临终祈祷。

当牧师在读祈祷文的时候，临死的人没有露出一点生的迹象；他的眼睛闭着。列文、基蒂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站在床边。牧师还没有念完祈祷文，临死的人就伸了伸肢体，叹了口气，张开了眼睛。牧师读完了祈祷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额上放了一下，随后又慢慢地把它包在圣带里，静默地又站了两分钟之后，他触了触那变冷了的、巨大的、没有血色的手。

“他完了，”牧师说着，想要走开去；但是突然死人那仿佛粘在一起的髭须微微颤动了一下，在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从他的胸膛深处发生的尖锐而清楚的声音：

“还没有……快啦。”

一分钟以后，脸色开朗了，在髭须下面露出一丝微笑，聚集在周围的妇人们开始小心地装殓尸体。

他哥哥的样子和死的接近，使那种在他哥哥来看望他的那个秋天傍晚曾经袭击过他的，由于死的不可思议、死的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引起的恐怖心情又在列文心中复活了。这种心情现在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了；他感到比以前更不能理解死的意义了，而死的不可避免在他眼前也显得比以前更可怕了；但是现在幸亏他妻子在，这种心情没有使他陷于绝望；尽管有死这个事实，他还是感到不能不活着，不能不爱。他感到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而这爱，在绝望的威胁之下，变得更强烈更纯洁了。

没有解开的死的奥秘，差不多还没有在他眼前过去，另一个同样不可解的、促使他去爱和去生活的奥秘又出现了。

医生证实了他自己对基蒂身体状况的推测。她身体不适是怀孕了。

二十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他同贝特西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谈话中，明白了所期望于他的就是让他的妻子安宁，不要去搅扰她，而他的妻子本人也希望这样，从那时起，他感到这样心烦意乱，自己简直没有主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于是就完全听从那些十分高兴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话，他什么事都无条件地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了他的家，英国家庭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和他一道吃饭呢，还是分开，直到这时候，他才第一次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感到十分惊恐了。

这种处境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够把他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而且协调起来。扰乱他的心的，并不是他和他妻子一道幸福地度过的过去的岁月。从那个过去过渡到发觉他妻子不贞的那段时间，他已经痛苦地度过了；那种处境是痛苦的，但是他还可以理解。假如那时他妻子向他说明了不贞之后就离开他的话，他也许会感到伤心和不幸，但是不会陷入像他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样也不能够把最近他对他的生病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的饶恕、感情和爱同现在的处境协调起来；好像是作为那一切的报酬一样，他现在落得孤单单一个人，受尽屈辱，遭人嘲笑，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

他妻子走后的头西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接见请愿人和他的秘书长，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去餐厅吃饭。他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两天当中拚命保持着镇静的、甚至是淡漠的态度。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房间和东西的问题的时候，他拚命抑制自己，装得好像在他看来，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非什么怪事。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身上谁都觉察不出失望的样子。但是在她走后的第二天，当科尔涅伊把安娜忘记付清的一家时装店的账单交给他，并且报告说店员在外面等候着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那个店员叫进来。

“大人，冒昧来打扰您，请您原谅！但是假如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否请您把她的住址告诉我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店员看来好像在沉思，他突然转过身去，在桌旁坐下。让他的头埋在两手里，他就这样坐了很久，他好几次想要说话，都突然中止了。

科尔涅伊明白了他主人的心情，叫那店员下次再来。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再也不能保持坚定沉着的态度了。他吩咐卸下等候着他的马车，说他不接见任何人，他不吃饭了。

他感到他不能忍受众人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那种轻蔑和冷酷，在那店员的脸上，在科尔涅伊的脸上，在这两天中他遇到的所有人的脸上都毫无例外地清楚地看出来。他感觉到他逃脱不掉人们对他的憎恶，因为那憎恶并不是由于他坏，如果那样，他可以努力变好一点），而是由于他的可耻的、讨厌的不幸引起的。他知道，就因为这个，因为他悲痛得心都要碎了，他们才对他这样残酷。他感到人们会毁灭他，如同一群狗咬死一只痛得直吠叫的、受尽折磨的狗一样。他知道摆脱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伤痕隐藏起不让他们看见，因此他无意识地在这两天中就竭力这样做，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再也无力继续进行这种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他的绝望因为意识到他在悲痛中是完全孤独的而更加深了。不但在彼得堡，他找不出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一个会同情他，不把他当高官显宦，不把他当社会上的人物，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痛苦的人那样来同情的人；实际上，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小就是孤儿。他们两兄弟。他们记不得他们的父亲，阿列克谢·亚历山特罗维奇十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死去了。财产很少。他们的叔父卡列宁，一员政府大官，曾经是先帝的宠臣，把他们抚养大了。

以优异成绩在中学和大学毕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靠他叔父的提挈，立刻在官场中崭露头角，从那时起他就完全委身于政治野心中了。无论在中学或大学，无论以后在官场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和什么人深交过。他哥哥是他最亲近的人，但是他是在外交部服务的，而且终年在国外，他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结婚后不久就死在国外。

在他做省长的时代，安娜的姑母，一个当地的富裕的贵妇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他虽已中年，但是作为省长却还年轻——而且使他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城市。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踌躇了很久。那时赞成这事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一样多，而又没有断然的理由可以使他放弃他那遇到疑难慎重行事的原则。但是安娜的姑母通过一个熟人示意他，他既已影响了那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名誉心就应当向她求婚才对。他求了婚，把他的全部感情通通倾注在他当时的未婚妻和以后的妻子身上。

他对安娜的迷恋在他心中排除了和别人相好的任何需要；现在在他所有的相识中，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的交游很广，但却没有友谊关系。有许多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可以邀请来吃饭，可以请求他们参与他所关心的事务，声援他所要帮助的人，他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情和国家大事；但是他和这些人的关系仅仅局限于给习惯风俗严格限定了的一定的范围，不能越出一步。他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同学，毕业以后两人交情很好，他可以对他诉说他个人的苦恼；但是这个朋友现在却在辽远地方的教育界当督学。在彼得堡的人们中，最亲密最谈得来的就是他的秘书长和医生。

秘书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是一个诚实、聪明、善良、而又有道德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对他本人很有好感；但是他们五年来的公务生活仿佛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妨碍他们推诚相见地谈心的障碍。

在公文上签字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好久，瞥了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几次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他已准备了这样一句话：“您听到了我的不幸吗？”但是结果他只照常说了一句：“那么替我把这办好吧？”

就打发他走了。

另一个是医生，他也对卡列宁很有好感；不过他们之间老早就有一种默契，就是：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点空闲。

关于他的女友，其中首先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没有想到。一切女人，单单是作为女人，对于他都是可怕和讨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