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苏罗夫斯克县，没有铁路，也没有驿马，于是列文就乘他自己的旧式四轮马车去了。

在半路上，他为了喂马，停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一位长着浓密的、在两颊上变花白了的红颊须，秃头，满面红光的老人打开大门，把身子紧贴在门柱上，让三驾马车通过去。老人指点马车夫到院子里一间披屋里去，——那院子是新修的，宽大、干净而又整齐，院里摆着一些烧焦了的木犁，——然后请列文走进客房。一个赤脚穿着套鞋、服装清洁的**正在擦洗新门廊的地板。她被跟在列文后面跑进来的狗吓了一跳，发出一声尖叫，但是当她听说狗不会咬人的时候，她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惊惶失措而发笑起来。用她**的手臂把通到正房的门指给列文，她又弯下腰去，掩藏起她的美丽的脸，继续擦洗着。

“您要茶炊吗？”她问。

“好的，麻烦你了。”

正房很宽敞，有一个荷兰式火炉，一个隔扇。在圣像下面摆着一张绘着花样的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靠近门口，有一个摆满了杯盘的食器橱。百叶窗关上了，苍蝇很少，房间是这样清洁，使得列文很担心那一路跑来、而且在泥水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他吩咐它在门边角落里卧下。在正房里环视了一遍之后，列文走到后院里去了。穿套鞋的漂亮的**挑着两只摇晃着的空桶，在他前面跑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些，我的姑娘！”老人愉快地向她叫着，而后走到列文面前。“哦，老爷，你是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的吗？那位老爷也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把胳膊肘支在台阶的栏杆上，开始闲谈起来。

在老人正谈到他和斯维亚日斯基的交情时，大门又轧轧地响了，干活的人们曳着木犁和耙从田间走进院子。套在犁和耙上的马匹又光泽又肥壮。干活的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人；两个穿印花布衬衫、戴便帽的年轻人，其他两个是雇工，都穿着麻布衬衫，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年轻人。老人从台阶走下，走到马匹前面，开始卸马。

“他们犁什么田？”列文问。

“在犁马铃薯田。我们也租了一小块地哩。费多特，不要牵出那匹阉马，把它牵到马槽那里去吧，我们把另外一匹套上。”

“啊，爹，我要的犁头拿来了吗？”那高大健壮的汉子问，他显然是老人的儿子。

“在那里……在门廊里，”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把他解下的缰绳缠绕起来，投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犁弄好。”

漂亮的**肩上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了门廊。更多的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年轻美貌的、中年的、又老又丑的、带小孩的和没有带小孩的。

茶炊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雇工们和家里的人安顿好马匹，进来吃饭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来，请老人和他一道喝茶。

“哦，我今天已经喝过了，”老人说，显然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是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探听到老人农庄上的全部历史。十年前，老人从一位女地主手里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干脆就买了下来，另外还从邻近一位地主手里租了三百亩地。他把一小部分土地——最坏的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全家和两个雇工种了四十亩地。老人诉说他境况不佳。但是列文明白，他这样抱怨，不过是出于礼貌的关系，而他的农场的状况是繁荣的。要是他的境况真不好，他就不会以一百零五卢布一亩的价钱买进土地，他就不会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都娶了亲，也不会遭了两次火灾以后重新修建房屋，而且建筑得越来越好了。不管老人怎样诉苦，但是显然他是在夸耀，合乎情理地夸耀他的富裕，夸耀他的儿子们、他的侄儿、他的媳妇们、他的马匹和母牛，特别是夸耀他把这一切农事经营得很好。从他和老人的谈话中，列文看出来他也并不反对新式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而他的马铃薯，像列文坐车走过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开过了花，正在结果，而列文的却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邻近一位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步犁来耕马铃薯地。他种了小麦。在筛黑麦的时候，老人把筛下的麦屑留着喂马，这件细小的事特别打动了列文。多少次列文眼看着这种很好的饲料被糟蹋了，竭力收集起来，但总是不可能。这位农民却办到了，他对于用这个来做家畜饲料，真是不胜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呢？她们把它包好送到路边，大车就把它运走了。”

“哦，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哩，”列文说，一边递给他一杯茶。

“谢谢你，”老人说，接了茶杯，但是指着他咬剩的一块糖，1他谢绝了再在茶里加糖。“你怎么可以靠雇工干活呢？”他说；“那简直是糟透了！比方，看斯维亚日斯基家吧，我们知道他的土地是怎样的土地——黑得像罂粟籽，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收获。照顾不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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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农民为了节约，轻易不在茶里放糖，而只拿着一块糖，一边喝茶，一边嚼着。

“但是你不也是用雇工耕种土地吗？”

“我们干的是农活儿。一切事情我们都亲自动手。要是雇工不中用，他可以走；而我们可以亲自来做。”

“爹，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回事，老爷！”老人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一连在自己身上画了好几次十字，他向列文道了谢，就走出去了。

当列文走进厨房去叫他的马车夫的时候，他看见全家都在吃饭。女人们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年轻力壮的儿子口里含满麦粥正在说什么笑话，他们都在笑，正在把菜汤倒在碗里的、穿套鞋的**笑得最快活。

这个农家给列文一种幸福的印象，这同那位穿套鞋的**的美丽的面孔大概很有关系；这个印象是这样强烈，使列文永远不能忘记。从老农民的家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他尽在回想着这个农家，好像在那印象里面有什么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似的。

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他那一县的贵族长。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结了婚。他的姨妹，列文非常喜欢的一个少女，住在他家里。列文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非常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结婚。他确切地知道这个，正像所谓合格的年轻人一样地知道，虽然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并且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位极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结婚，纵令他没有爱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也还是和飞上天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希望由访问斯维亚日斯基而得到的快乐就减色了。

在接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的时候，列文立刻想到了这点；虽然如此，他还是断定，以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不过是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他还是要去。况且，在内心里，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再估量一下自己对这个少女的感情。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是极为愉快的，而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认识的地方活动家的模范人物，而且他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是那种经常使列文惊奇的人们之一，那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独创的，却是合乎逻辑的，独自发展的，而他们的生活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与他们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差不多总是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蔑视贵族而且相信大多数贵族暗地里都拥护农奴制，仅仅由于胆怯才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他把俄国看成像土耳其一样衰亡的国家，而且他把俄国政府看得那样坏，以致他觉得不值得认真地去批评它的作为；但他却仍然是那个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范的贵族长，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着缀着帽章和红帽箍的制帽。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同时，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而且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阶段，同时，在县议会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和农民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的问题，而且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极端派一方面，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那恩爱的、没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谁都羡慕，而且他这样安顿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丈夫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过得快乐和舒适以外，她什么也不做，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要是列文没有往好里想人的特性的话，那么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使他感到大惑不解或疑问的。他会对他自己说：“不是傻子就是坏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傻子，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教养很高，又十分朴实的人，没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炫耀他的学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不屈不挠地干着他的工作；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而且的确从来没有蓄意做过，而且也决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却又理解不了，他看待他和他的生活，始终像看待一个真正的谜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胆地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要寻究出他的人生观的根底；但却总是徒劳。每当列文竭力想从那向所有人都敞开着的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的接待室再深入一步的时候，他总看到斯维亚日斯基显得有点狼狈。他脸上显出隐约可辨的惊慌神色，好像他害怕列文会看破他，于是他就愉快地婉言拒绝。

现在，在列文对于农事感到失望以后，他特别高兴到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且不说看见这一对待在舒适的安乐窝里、对己对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夫妇，总给与列文一种愉快的感觉，现在正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样不满的时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斯维亚日斯基这样开朗、干脆和愉快的秘诀。此外，列文还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他会遇到许多邻近的地主，现在听听和谈谈关于收成、雇农的工资等等农事上的话题，对于他是特别饶有兴趣的，他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非常庸俗的，但是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也许这在农奴制时代并不重要，在英国也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农业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列文想着。

结果打猎并不像列文预期的那样好。沼泽干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没有松鸡。他到处走了一整天，仅仅打到三只，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猎回来一样，他带回来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种总是伴随着剧烈的体力运动而来的兴奋的精神状态。在打猎当中，当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忽然回想起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好像和他有关的什么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座上有两个为了监护权的事情而来的地主，于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趣的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的主妇旁边，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对面的她的妹妹谈话。斯维亚日斯基夫人是一位圆脸、金发、娇小、面带笑容和酒靥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找到解决她丈夫在他心中引起的重大疑团；但是他没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为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是因为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对面，身穿一件领口开成四方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脯，列文简直觉得她是特意为他穿的。虽然她的胸脯是这样白，或者正因为这样白的缘故，这个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思想的自由。他想像，也许是想像错了，这个领口是特意为他开的，他感到他没有权利看它，于是竭力不去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领口开成这样，仿佛是他的过错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骗了谁，好像他必须有所说明，但又不能说明，因此他不断地涨红了脸，局促不安。他的不安也传染给美丽的姨妹了。但是主妇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模样，尽在故意地引她参加谈话。

“您说，”她接着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于俄国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在国外固然很快活，但是并不像他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他感到他适得其所，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具有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的才能。啊，您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见了……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说。

“您自己在那里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忽视她的**的脖颈，但是感觉到他无论望着哪个方向，他都看得见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里教过书，而且还在教，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第一流的女教师。我们已经开始做体操了。”

“不，谢谢您，茶不要了。”列文说，虽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礼的，但却不能继续谈下去，他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谈有趣的事哩，”他补充说，就走到斯维亚日斯基和邻近的两位绅士坐的那张桌子的另一端。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搁在桌上，一只手转动着杯子，用另一只手捻拢胡须，把它送到鼻边，然后又让它垂下，好像他在嗅它一样。他的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留着灰色胡髭的兴奋的地主，显然他觉得他的话很有趣。那地主正在抱怨农民，列文看得很明白：斯维亚日斯基本来知道怎样驳斥这位地主的抱怨，他可以立刻粉碎对方的整个论点，不过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够把这样的回答说出来，于是不无乐趣地倾听着地主的可笑的谈话。

这位留灰色胡髭的地主显然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一个终生住在乡下的热心的农业家。列文在他的服装上，在他那显然是不常穿的旧式的穿旧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的、愁闷的眼神里，在他那条理分明、流利的俄语上，在他那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以及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的订婚戒指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粗大通红的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到了这种种特征。

二十七

“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

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的时候，或是割草的时候，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

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去，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损毁，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派1……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2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3——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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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2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3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的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