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所宽敞的旧式房子，虽然只有列文一个人居住，但是整个房子他都使用着，而且都生上火。他知道这未免有些傻，而且也知道这太过分了，违反他现在的新计划，但是这所房子对于列文来说是整个的世界，这是他父母生死在这里的世界。他们过着在列文看来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生活，他曾梦想和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一同重新建立那样的生活。

列文差不多记不得他母亲了。她给他的印象在他来说是一种神圣的记忆，而他想像中的未来妻子必然是像他母亲那样优美圣洁的理想的女人的副本。

他不但不能撇开结婚来设想对于女性的爱情，他首先想像家庭，其次才想像能给予他家庭的女性。所以他的结婚观和他的大多数熟人的完全两样，在那些人看来，结婚只是日常生活中无数事情之一；在列文，这是人生大事，终生的幸福全以它为转移。而现在他却不能不抛弃这个了。

他走进他平素喝茶的小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拿着一本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给他端来了茶，照例说了声，“哦，我要坐一会呢，老爷，”就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这时候，说来也奇怪，他感觉到他还是没有抛弃他的梦想，而且没有这些梦想他就不能生活。不管是和她或是和旁的女性，总归是要成为事实的。他读着书，思索着他所读到的东西，时而停下来听喋喋不休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话；但同时未来的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各种景象毫不连贯地浮现在他的想像中。他感觉得在他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已经稳定下来，抑制住了，平静下来了。

他听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起普罗霍尔怎样忘记了上帝，拿列文给他买马的钱一味去喝酒，把他的老婆打得半死；他一面听，一面读书，回想着由于读书而引起的一系列思想。这是丁铎尔1的《热学》。他想起他曾批评过丁铎尔对于他的实验本领过分自负和缺乏哲学眼光。突然一个愉快的思想涌上他的心头：“两年之后我可以有两头荷兰牛，帕瓦自己也许还活着，别尔库特的十二个小女儿，再加上这三头牛——妙极了！”他又拿起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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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铎尔（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

“不错，电和热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能够在方程式中用某种量代替另一种量来解决任何问题吗？不能。那么怎么办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直觉感知的……要是帕瓦的女儿长成一头红白花母牛，这一群牛，其中再加上这三头牛，那就特别好啦！妙极了！同我的妻子和客人一道出去参观那群牛……我的妻子说，‘科斯佳和我照顾那小牛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哩。’‘你对这个怎么会那样感兴趣呢？’客人说。‘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感到兴趣呢。’但是她是谁呢？”于是他想起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哦，怎么办呢？……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现在一切都要按照新的路线进行。说生活不允许这样，过去不允许这样，全是无稽之谈。应该努力生活得更好，好得多……”他抬起头，沉溺在梦想里。老拉斯卡，还没有完全领略到主人归来的欢喜，跑到院子里吠了几声，就带着新鲜空气的芳香摇着尾巴跑回来，走到他面前，把头伸在他手下，哀叫着，要求他抚摸。

“它只是不会说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它不过是一条狗，可是它也知道主人回来了，而且知道他闷闷不乐哩。”

“为什么闷闷不乐呢？”

“难道我还看不出吗，老爷？我这个年纪应该懂得老爷们了。哦，我从小就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不要紧，老爷，只要身体健康，问心无愧就好。”

列文凝神望着她，她这样了解他的心思，倒使他不胜诧异了。

“要我再给您倒一杯茶吗？”她说，端着他的茶杯走出去。

拉斯卡依然把头伸在他手下。他抚摸它，它立刻蜷伏在他脚旁，把头搁在伸出去的后脚上。好像表示现在一切都美满了似的，它稍稍张开嘴巴，吮着嘴唇，把粘糊糊的嘴唇安放得更舒适地包住它的衰老牙齿，它在幸福的安宁里静下来了。列文留神注视着它最后的一个动作。

“我就是这样，”他暗自说；“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很圆满。”

二十八

舞会后第二天清早，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打了个电报给她丈夫，说她当天就离开莫斯科。

“不，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她用那么一种声调向她嫂嫂说明她为什么改变了计划，好似她忽然记起了她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一样。“不，实在还是今天走的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在家吃饭，但是他约定了在七点钟回来送他妹妹。

基蒂也没有来，只送来了一个字条说她头痛。只有多莉和安娜跟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道吃饭。不知道是孩子们易变呢，还是他们很**，感觉出来那天安娜变得跟他们那么爱她的时候有点两样，而且感觉出来她不再关心他们呢，——总之他们忽然不再和姑母游戏，不再爱她了，而对于她走也就十分淡漠了。安娜一早上都在忙着作动身的准备。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们，记下账目，收拾行李。多莉总觉得她心绪不宁，而且带着烦恼的心情，那种心情多莉自己也体验过，那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多半包含着对自己的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多莉跟在她后面。

“今天你多么异样啊！”

“我？你这样觉得吗？我没有什么异样，我只是有点别扭。我常常这样。我真想哭出来。这真傻极了，但是一会就会好的，”安娜迅速地说，她把变红了的面孔俯向一个小提包，她正在把一顶睡帽和几条细纱手帕装进提包里。她的眼睛格外发亮，频频盈溢着眼泪。“就像我当时不愿意离开彼得堡一样，现在我又不愿意离开这里了。”

“你到这里来，做了一件好事，”多莉说，凝神望着她。

安娜眼泪汪汪地向她望着。

“别这样说，多莉。我没有做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我常常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联合一致地来宠坏我。我做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呢？你心里有足够的爱来饶恕……”

“假使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你多幸福呵，安娜！”

多莉说。“你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elen1，像英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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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隐私。

“你没有什么elen，你有吗？你的一切都是那么明白。”

“我有！”安娜突然说，于是意外地流过眼泪之后，一种狡狯的、讥讽的微笑使她的嘴唇缩拢了。

“哦，你的elen至少很有趣，不忧郁。”多莉笑着说。

“不，很忧郁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走，不在明天？这事坦白说出来是叫我很难受的；我要向你说，”安娜说，果断地往扶手椅里一靠，正视着多莉的脸。

多莉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直到她脖颈上波纹般的乌黑鬈发那里，这可使她惊骇了。

“是的，”安娜继续说。“你知道基蒂为什么不来吃饭？她嫉妒我。我破坏了……这次舞会对于她不是快乐反而是痛苦，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是实在说起来，并不是我的过错，或者是我的一点儿小过错，”她说，细声地拖长“一点儿”三个字。

“啊，你说这话多像斯季瓦啊！”多莉笑着说。

安娜感到受了委屈。

“啊不，啊不！我可不是斯季瓦，”她说，愁眉紧锁。“我所以对你说，就因为我不容许我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

安娜说。

但是就在她说这话那一瞬间，她已经感到这并不是真话；她不但怀疑自己，而且她一想到弗龙斯基就情绪激动，她所以要比预定的提早一点走，完全是为了避免再和他会面。

“是的，斯季瓦告诉我你和他跳了玛佐卡舞，而他……”

“你想像不出这一切弄得多么可笑。我原来只想撮合这门婚事的，结果完全出人意外。也许违反我的本意……”

她涨红了脸，停住了。

“啊，他们立刻觉察出来了！”多莉说。

“但是假如在他那方面有什么认真的地方，我就会失望了，”安娜打断她。“我相信都会忘记这件事的，基蒂也就不会再恨我。”

“总之，安娜，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希望基蒂结成这门婚事。假使他，弗龙斯基能够一天之内就对你钟情，那么这门婚事还是断了的好。”

“啊，天啊，那样就太傻了，”安娜说，当她听见了萦绕在她心中的思想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愉悦的红晕又泛露在她的脸上了。“我现在离开这里，和我那么喜欢的基蒂成了敌人，噢！她是多么可爱啊！但是你有办法补救的吧，多莉？

呃？”

多莉几乎禁不住笑了起来。她爱安娜，但是她看到她也有弱点，觉得很高兴。

“敌人？那是决不会的。”

“我那样盼望你们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而现在我更加爱你们了，”安娜眼泪盈眶地说。“噢，我今天多傻啊！”

她用手帕抹了一下脸，开始穿起衣服来。

正在动身那一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姗姗来迟地回来了，他红光满面，散发出酒和雪茄的气味。

安娜的情绪感染了多莉，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她小姑的时候，她低低地说：

“记住，安娜，你给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记住我爱你，而且永远爱你，把你当作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安娜说，吻她，遮掩着眼泪。

“你过去了解我，你现在也了解我。再见，我的亲爱的！”

二十九

“哦，一切都完结了，谢谢上帝！”这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向她那堵住车厢过道，直站到第三次铃响的哥哥最后道别的时候，浮上她的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她坐在软席上安努什卡旁边，在卧车的昏暗光线中向周围环顾着。“谢谢上帝！明天我就看见谢廖沙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了，我的生活又要恢复老样子，一切照常了。”

虽然还怀着她那一整天的烦恼心情，安娜却高兴而细心地安排好她的旅行。她用灵巧的小手打开又关上红提包，拿出一只靠枕，放在膝上，于是小心地裹住她的脚，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一个有病的妇人已经躺下睡了。另外两个妇人和安娜攀谈起来。一个胖胖的老妇人一边裹住脚，一边对火车里的暖气发表了一点意见。安娜回答了几句，但是看见谈不出什么味道来，就叫安努什卡去拿一盏灯来，钩在座位的扶手上，又从提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最初她读不下去。骚乱和嘈杂搅扰着她；而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又不能不听到那些响声；接着，飘打在左边的窗上、粘住玻璃的雪花，走过去的乘务员裹得紧紧的、半边身体盖满雪的那姿态，以及议论外面刮着的可怕的大风雪的谈话，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这一切接连不断地重复下去：老是震动和响声，老是飘打在窗上的雪花，老是暖气忽热忽冷的急遽变化，老是在昏暗中闪现的人影，老是那些声音，但是安娜终于开始读着，而且理解她所读的了。安努什卡已经在打瞌睡，红色小提包放在她膝上，她那一只手上戴着破手套的宽阔的双手握牢它。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读着而且理解了，但是读书可以说是追踪别人的生活的反映，因此她觉得索然寡味。她自己想要生活的欲望太强烈了。她读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看护病人的时候，她就渴望自己迈着轻轻的步子在病房里走动；她读到国会议员演说时，她就渴望自己也发表那样的演说；她读到玛丽小姐骑着马带着猎犬去打猎，逗恼她的嫂嫂，以她的勇敢使众人惊异的时候，她愿竟自己也那样做。但是她却无事可做，于是她的小手玩弄着那把光滑的裁纸刀，她勉强自己读下去。

小说的主人公已经开始得到英国式的幸福、男爵的爵位和领地，而安娜希望和他一同到领地去，她突然觉得他应当羞愧，她自己也为此羞愧起来。但是他有什么可羞愧的呢？“我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她怀着愤怒的惊异自问。她放下书来，往后一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纸刀紧握在两手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一一重温着她在莫斯科的经过。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舞会，回想起弗龙斯基和他那含情脉脉的顺从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关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虽然这样，但是就在她回忆的那一瞬间，羞耻的心情加剧了，仿佛有什么内心的声音在她回想弗龙斯基的时候对她说：“暖和，暖和得很，简直热起来了呢。”“哦，那又有什么呢？”她坚决地自言自语说，在软席上挪动了一下。“那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害怕正视现实吗？哦，那有什么呢？难道在我和这个青年军官之间存在着或者能够存在什么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本来；但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她拿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脸颊上，一种欢喜之感突然没来由地攫住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了。她感到她的神经好像是绕在旋转着的弦轴上越拉越紧的弦。她感到她的眼睛越张越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搐着，身体内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的半明半暗的灯光里以其稀有的鲜明使她不胜惊异。瞬息即逝的疑惑不断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弄不清火车是在向前开，还是往后倒退，或者完全停住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努什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椅子扶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而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什么东西却把她拉过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她站起身来定一定神，掀开方格毛毯和暖和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个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着他从门口吹进来；但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啃墙上什么东西，老妇人把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使车厢里布满了黑影；接着是一阵可怕的尖叫和轰隆声，好像有谁被碾碎了；接着耀眼的通红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仿佛有一堵墙耸立起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感觉得好像自己在沉下去。但是这并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而这就是乘务员。她叫安努什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向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努什卡问。

“是，我想透一透气。这里热得很呢。”

于是她开开门。猛烈的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堵住门口和她争夺车门。但是她觉得这很有趣。她开了门，走出去。风好像埋伏着等待着她，欢乐地呼啸着，竭力想擒住她，把她带走，但是她抓牢了冰冷的门柱，按住衣服，走下来，到月台上，离开了车厢。风在踏板上是很猛烈的，但是在月台上，被火车挡住，却处于静息的状态。她快乐地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含雪的空气，站立在火车旁边，环顾着月台和***辉煌的车站。

三十

暴风雪在火车车轮之间、在柱子周围、在车站转角呼啸着，冲击着。火车、柱子、人们和一切看得出来的东西半边都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风暴平静了片刻，接着又那么猛烈地刮起来，简直好像是不可抵挡的。但是人们跑来跑去，快乐地交谈着，咯吱咯吱地在月台的垫板上跑过去，他们不断地开关着大门。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影在她脚旁悄然滑过，她听到了锤子敲打铁的声音。“把那电报递过来！”从那边暴风雪的黑暗里传来一个生气的声音。“请到这边！二十人号！”各种不同的声音又叫喊起来，人们裹住脖颈，身上落满白雪跑过去。两个绅士叼着燃着的纸烟从她身边走过。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正待从暖手筒里抽出手来握住门柱走回车厢的时候，另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近她身边，遮住了路灯的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了弗龙斯基的面孔。他把手举在帽檐上，向她行礼，问她有什么事，他能否为她略效微劳。她凝视了他好一会，没有回答，而且，虽然他站在阴影中，她看出了，或者自以为她看出了他的面孔和眼睛的表情。这又是昨天那么打动了她的那种崇敬的狂喜的表情。她在最近几天中不止一次地暗自念叨说，就是刚才她还在说，弗龙斯基对于她不过是无数的、到处可以遇见的、永远是同一类型的青年之一，她决不会让自己去想他的；但是现在和他重逢的最初一刹那，她心上就洋溢着一种喜悦的骄矜心情。她无须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像他告诉了她他来这里是为了要到她待的地方一样。

“我不知道您也去。您为什么去呢？”她说，放下她那只本来要抓牢门柱的手。压抑不住的欢喜和生气闪耀在她脸上。

“我为什么去吗？”他重复着说，直视着她的眼睛。“您知道，您在哪儿，我就到哪儿去，”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呢。”

在这一瞬间，风好像征服了一切障碍，把积雪从车顶上吹下来，使吹掉了的什么铁片发出铿锵声，火车头的深沉的汽笛在前面凄惋而又忧郁地鸣叫着。暴风雪的一切恐怖景象在她现在看来似乎更显得壮丽了。他说了她心里希望的话，但是她在理智上却很怕听这种话。她没有回答，他在她的脸上看出了内心的冲突。

“要是您不高兴我所说的话，就请您原谅我吧，”他谦卑地说。

他说得很文雅谦恭，但又是那么坚定，那么执拗，使得她好久答不出话来。

“您说的话是错了，我请求您，如果您真是一个好人，忘记您所说的，就像我忘记它一样，”她终于说了。

“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够了，够了！”她大声说，徒然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她的脸正被他贪婪地凝视着。她抓住冰冷的门柱，跨上踏板，急速地走进火车的走廊。但是在狭小的过道里她停住脚步，在她的想像里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她记不起她自己的或他的话，但是她本能地领悟到，那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她为此感到惊惶，也感到幸福。静立了几秒钟之后，她走进车厢，在她的座位上坐下。以前苦恼过她的那种紧张状态不但恢复了，而且更强烈了，竟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她时时惧怕由于过度紧张，什么东西会在她的胸中爆裂。她彻夜未眠。但是在这种神经质的紧张中，在充溢在她想像里的幻影中，并没有什么不愉快或阴郁的地方；相反地，却有些幸福的、炽热的、令人激动的快感。将近天明，安娜坐在软席上打了一会瞌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火车驶近彼得堡。家、丈夫和儿子，快要来临的日子和今后的一切琐事立刻袭上她的心头。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啊哟！他的耳朵怎么会是那种样子呢？”她想，望着他的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那双撑住他的圆帽边缘的耳朵。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他的嘴唇挂着他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他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瞪着她。当她遇到他那执拗而疲惫的眼光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她心情沉重起来，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她见到他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对自己的不满情绪。那种情绪，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中她是经常体验到的，而且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得自己在作假的感觉；但是她从前一直没有注意过这点，现在她才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哦，你看，你的温存的丈夫，还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他用缓慢的尖细声音说，而且是用他经常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的，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

“谢廖沙很好吗？”她问。

“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他说，“他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