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大清统治下的中国日益虚弱，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连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比利时，都敢狮子大开口，向大清国租借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的甘肃省。当时的天津还有比利时的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利时人索性将租界里的一条街道更名为“伊普尔路”，这是因为伊普尔是比利时的一座小城，也是一座蜚声世界的名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加来港是英法联军的补给生命线，伊普尔是加来港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成为英法联军在比利时境内唯一死守不撤的阵地。并且由于是德军首次使用化学武器的战场而载入了世界战争史册，所以在比利时人心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比利时人不仅霸占着中国的土地，还掌管着大清王朝的天津海关。

何玉中对鲁芸阁说“中国政府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这话倒着实是冤枉了中国当时的执政者。

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带着想吞并塞尔维亚的野心，偕同妻子到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在萨拉热窝遭遇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暗杀。这次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本是世代姻亲的欧洲各国皇族瞬间变得来你死我活，视同水火。政治家们趁机以新的合纵连横，重组政治格局与国际秩序。一个月后的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3日，奥匈帝国的同盟德国分别向俄、法两国宣战，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长达4年之久，前后被卷入战争的有6大洲的33个国家、15亿人，大约有7000万人被动员参军。

在亚洲，中国趁世界大乱之际要求陷入战争的德国直接将山东权益交还，却遭断然拒绝，于是宣布保持中立。而在中国占有最大利益的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它在远东地区的盟友。

对青岛早有觊觎之心的日本趁德国陷入欧战而无力东顾之机，在英国的支持下，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随即派海军封锁胶州湾。日军任命神尾光臣中将为司令官，调动了以第18师团为主力的陆军5万人，配备了数百门重型攻城重炮、山炮、野炮在内的火炮和多架飞机，从陆上进攻青岛。日本海军出动了第2舰队的60余艘军舰，由舰队司令官加藤正吉中将指挥封锁胶州湾和从海上攻击驻青德军，另以第1、第3舰队在南中国海域警戒和攻占德国在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地。面对日本的进攻，德国总督瓦尔得克一面驱使数万中国人为其修筑临时炮台、挖掘壕沟工事、运送物资，积极备战。一面紧急召集在华的德国预备役人员到青岛参战，并将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驻守的德国军队调往青岛。到战争爆发时，青岛德军总兵力已达4﹒5万人。

9月2日，日军主力在山东龙口强行登陆，侵占黄县、掖县、平度、即墨，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分路向青岛逼进。9月18日，日军一部又在崂山仰口湾登陆，击退德军警戒部队后侵抵李村，与南下日军会合。数日后，英军2000人亦在仰口登陆，加入进攻青岛的行列。9月26日，日英联军向青岛外围发起进攻，占领德军在孤山、楼山、罗圈涧、浮山等德军外围阵地，随后向德军堡垒线发起全面攻击。日本陆军以火炮猛轰德军各炮台，日海军亦从海上轰击各海防炮台。德军不甘示弱，各炮台一齐开炮，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飞机亦加入战斗，除侦察和轰炸对方炮兵阵地外，并进行了空中格斗，成为亚洲战史上的首次空战。由于德军防守严密，加上连日大雨，日军攻击未能奏效，战斗呈胶着状态。

10月31日是日本大正天皇的生日，日本称为“天长节”。是日，日军于此日向青岛德军发起总攻击。日本陆军炮兵在新登陆参战的海军重炮联队配合下，向德军各炮台、堡垒猛烈炮击。日本步兵向各堡垒群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集团攻击。德军依托坚固的堡垒拼死抵抗，各炮台亦向日军猛烈回击，战斗至为激烈。仅11月1日一天，日军就向德军阵地倾洒了1600吨炮弹，德军发射的炮弹数量亦与之相当。经多日激战，德军弹药日渐匮乏，炮台、堡垒损毁日增，火力逐渐减弱。

11月7日凌晨1时30分，日军敢死队趁德军极度疲惫之机，偷袭中央堡垒，经过激烈肉搏之后，中央堡垒陷落。德军遂集中全部炮火轰击中央堡垒，并组织军队反攻，企图夺回堡垒，但未能成功。日军乘势从前后两面夹击各堡垒，先后攻陷湛山、台东镇等堡垒。伊尔奇斯诸炮台随后相继失守。早6时，俾斯麦南炮台失陷。6时30分，俾斯麦北炮台亦告失守。至此，德军最后一道防线全线崩溃。

7时正，德军在信号山悬挂白旗投降。投降前夕，德军自行将炮台火炮炸毁，将所有军舰和浮船坞自沉于海中。

是役，德军战死500余人，被俘4000余人；日军死亡1000余人。

日德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夺取了其梦寐以求的青岛与威海卫的控制权，也在协约国中树立了新的地位，使其在一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有了强有力的发言权。并进一步实施了其侵略中国的目的。而德国则失去了在青岛的殖民地，在远东的陆海军兵力也全部损失。这样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西线战场上的态势。

和10年前爆发于中国东北大地上的日俄战争一模一样，尽管中国宣布保持中立，却仍然难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命运。

近70年来，这个古老国家的命运，已被欧洲列强的在华势力分割殆尽。而中国自身，也是政局动**，国无宁日，一战爆发3年前的1911年，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同，因为两大交战群体在中国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包括青岛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威海卫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尽管欧洲西线战场远在万里之外，它也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利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新兴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看到一战的爆发，旧的世界秩序虽已崩溃，新的国际体系尚未建立，促使列强长期以来在中国营建的均势机制濒临瓦解，从而为中国寻求国际化平等待遇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渴望积极进入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竭力争取改变对自己相当不利的旧的国际格局，所以一战爆发后，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精英看到了这场战争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改变自身处境的新的契机，登高疾呼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与新的世界文明的重建。

这时，新近兴起的日本视欧战的爆发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的千载难逢之机，日本正可利用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无暇东顾之际，将中国沦为自己的后院。当时之中国固然积贫积弱，但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潜流。这种一发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垮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王朝体系，并在中国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以陈独秀、顾维钧、王宠惠、陈锦涛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势，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战爆发，导致近代中国首次有计划、有策略、有准备的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之举，并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两度主动寻求加入世界大战，意欲乘机收回山东，进而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失的国家主权。

可恨的是，力图乘机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竭力阻挠中国的参战计划和复兴图谋。博弈的结果是，日本的反对导致中国的参战谋略胎死腹中，未能得已付诸实施。

参战受阻，虽然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大战略一时受挫，但中国的雄心并未因此消沉。特别是在日本于1915年初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2)，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参与一战的决心更为坚定、迫切。因为中国知道，倘不如此，中国迟早只能沦为日本的附属国。

主导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以新的谋略来阻止日本阴谋得逞，并帮助中国同协约国加强联系，以实现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及成为平等一员的外交大战略。向协约国派出华工，就是在这种悲情氛围中催生出来的锦囊妙计。

中国北洋政府的决策层中，力主参战者大有人在。

首先提出这一谋略的，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系广东人，袁世凯的高级幕僚，权力极大，凡是外交重要事件，他都可以参与一切。又由于长期手握财政大权，使他同时获得了“二总统”和“梁财神”两个绰号。此君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竭力主张以战争手段来谋求国家地位的上升。

梁士诒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颇为关注，并认真研究一战对世界格局及中国命运的影响。早在1914年8月，战争烽火在欧洲刚刚燃起之际，梁以其独到分析，预测一战对国际格局、中国前途影响深远，呼吁中国应该当机立断，主动参战，并预言德国寡不敌众，决不能久胜，中国因此可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此举一可收复青岛山东，二可帮助中国加入战后和会，分享国际论坛，参与国际新格局的建设。

概言之，参战有利中国长远发展及大战略。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1915年时，梁氏更是认为协约国必胜，主张中国一定要把握时机，争取适时参战。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梁士诒的“以工代兵”计划孕育成熟，并在1915年开始推行。这年夏天，梁和他的得力助手叶恭绰首先向英国兜售华工计划。根据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鲁伯逊向英国国防部呈递的报告，梁在1915年6月同英国接触，提议中国向英国派遣30万华工并装备10万支步枪。这些华工由英国军官指挥，驰援欧洲战场。

令梁士诒失望的是，已经和日本结盟的英国对其计划并不热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称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纯属天方夜谭。英国国防部也认为“利用中国人作战或做工的提议不可行”，因为无论选择作战或做工都会导致中国成为协约国一员，从而改变大英帝国在华势力范围，从政治上考虑是“不可取的”，英国因此断然拒绝了梁氏的提议。

然而，英国的冷遇并未使梁士诒放弃他的计划，他将华工计划略做修改，转而同法国接洽，修改后的计划中不再有“武装华工”的字样出现。此时法国因战争伤亡过重，兵源无以为继，也在考虑利用华工的问题。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立即接受梁氏提议，马上成立陶履德招工团，专司华工招募事务。

1915年底，陶履德打着农业开发的旗号来到北京，其真实身份是法国陆军中校，真正目的是与北洋政府密谈华工招募事宜。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既想摆脱大清不断与西方列强签署屈辱条约的历史，又担心国力不济而引火烧身，最终采取“以工代兵”的方略，首先是默许法国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欧间接参战。达成协议后，梁士治控制的惠民公司专门负责招募和运送华工。

按照华工与法方签署的契约，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挖战壕、掘地洞、修铁路、抬担架、分拆炮弹、清洗火车头、清理战场（掩埋尸体、排雷）、后勤支援（生产、搬运军火）和战后重建，并不直接参加战斗。华工中的石匠、铁匠、瓦匠、鞋匠、铜匠、银匠等，则从事特殊工种。

华工赴欧有两条线路：一路向东，乘船走日本，渡北太平洋，抵达美国或者加拿大西岸，转乘火车，再在美国和加拿大东岸乘船抵达欧洲，其间一律关在轮船的底层货舱或火车的闷罐子车厢内，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以防止逃亡；另一路向西，乘船走南海、印度洋、地中海，抵达法国马赛港。两个多月的行程中，华工既要忍耐风暴的颠簸，更要凭运气逃脱德国潜艇的袭击。

1917年2月24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用鱼雷击沉了法国“亚瑟”号轮船，死亡平民旅客900多人，其中华工543人。在“亚瑟”号惨案发生前，华工招募没有实行登记造册，他们只有“CLC”（华工团）标牌和编号，官方没有他们的姓名和籍贯的记录，因此遇难的华工无法留下任何痕迹。(3)“恶瑟”号惨案发生后，中华民国政府下令，华工招募必须实名登记造册。

1916年9月，欧战西线战场英法联军对德发起的“索姆河战役”整整打了3个月。这是一战时期改变战争走向的关键一仗，在世界战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战争由势均力敌转向德军丧失主动权。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双方都在拼老底。仗打到如此程度，关键在于后续部队能不能跟上。法国军队有首批中国华北劳工的输入，战场形势明显好于英国军队。

民族危机压倒一切，此时，一向对中国劳工参与欧战存有戒心的英国政界和军界不得不迅速调转方向，仿效法军的做法，加紧到中国招募劳工，以解燃眉之急。

英国在一开始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工代兵”深具戒心并不奇怪，英国人的心态在朱尔典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评价梁士诒的华工计划是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英国作为在中国拥有巨大不平等权利的国家，是不愿看到因中国国际地位上升而丧失这些特权的。由此可窥英国为什么起初对梁氏的“以工代兵”计划进行排斥。

然而，当战争打到1916年夏季时，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代表的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经过两年的较量，主力战场再次转入西线。德军对法军实施了“凡尔登战役”，英法联军则对德实施了“索姆河战役”。战事吃紧，双方兵源不足，特别是英法联军在兵源和保障上出现严重危机：一方面，战争残酷造成伤亡巨大和兵源锐减；另一方面，人民厌战情绪严重，消极避战甚至弃国携家出走的现象越演越烈，也极大地恶化了劳动力资源奇缺的局面。

前方告急，后方束手无策，英、法两国的军政长官们急得团团转。他们迅速把目光转向墙上巨大世界地图的东方。尤其时任英国军需大臣当年出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那鹰一样的眼睛像雷达一样，不停地扫描着东方中国的位置，并迅速聚焦于北方沿海的英租地――威海卫。

索姆河一战使英国元气大伤，英国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保证生存、缓解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英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至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英帝国求助中国人的尊严受损等考虑，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严峻的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一改初衷，从拒绝中国的参与到主动向中国求援。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后，劳合﹒乔治因此同意“在法国及其他战区使用华工”。1916年8月14日，英国正式通知法国关于英国远征军在法国使用华工的法案。

作为盟国，英国除调遣军队赴法国战场参战外，还要抽调人员到法国从事战勤事务，给英国带来了巨大伤亡。面对国内日趋高涨的反战情绪，英国政府最大苦恼是拿不出人来打仗。因而到中国招募劳工，是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中国工作的各驻华机构，把招募华工，视为了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

时间紧迫，欧战告急。连日来，英国驻华公使馆里电话、电报不断。英殖民部、外交部、陆军部，等等，天天来催招募华工之事。急得朱尔典公使团团转。

为了尽快招募到大量华工，英法两国公使甚至向中国政府承诺，“如果中国参战，战争结束后将以大国相待”。

(1) 笔者注：引自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一战华工蒋镜海所撰《十二月歌》。

(2) 笔者注：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递交了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些条款称中日“二十一条”。

(3) 笔者注：2010年4月至8月，在比利时的伊普尔市博物馆举办了主题为“以铲代枪”的展览，再现了当年15万华工远涉重洋、参加欧战的经过。展出的其中一张邮封自广东柏塘寄出，上面盖有中国、外国共计21个邮戳，最终也没有落到收信人王国璋的手中，真实地反映了背井离乡的华工生死两茫茫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