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跟唐代大诗人王维同姓同名，唐朝王维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千古流传，譬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等。我公公虽不是诗人，却也偶然出口成篇；虽没有传播于世，在我们家却成了名著名篇，譬如：“深夜思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最近一首是：“儿女得力，爹妈欢心。抓大放小，时效倍增。减少说话，多多作文。适当运动，讲究强身。脚步不停，后继有人。”等等。

公公离休前也曾担任过各级领导，可他只愿称自己为“老报人”，正规的说法，是“老新闻工作者”。掐指算来，自1941年春公公被调到《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算起，他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整整六十年了。《民族日报》为国民党政府浙西行署主办，当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因为公公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报社便让他负责地方新闻版的编辑。公公利用职务之便，常常得将一些诬蔑丑化新四军的稿件销毁，不让它们见报。为此，公公被作为政治嫌疑犯遭到逮捕，几经周折方才逃离虎口，辗转来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这以后，公公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几乎一直从事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的工作。那时，公公的新闻稿都是利用战斗间隙的点滴时间写成的。1945年秋，新四军攻打古城淮安时，公公臂系红布条，跟着突击队一起攀梯登城，冲进城内，并迅速发出了解放淮安的急电。

公公28岁那年担任了新华社盐阜分社社长，29岁便出任《江淮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那正是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日子里，《江淮日报》头版上天天有敌司令官黄维的名字，当时当地部队里流传着“王维办报打黄维”的趣闻。淮海战役以后，公公被任命为蚌埠市军管会出版部长，奉命接收国民党的《皖北日报》、（商报》等三个报馆。公公与另一位记者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乘小木船抢渡淮河，只化了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接收任务，并在第二天就在蚌埠出版了自己的《江浙日报》。据公公回忆，当时接收时用的印章是刻在半张麻将牌上的，印泥是装在万金油盒子里的。公公他们穿着棉军装，人家背后嘀咕：“什么部长？像个伙夫。”

当年，在农场，我和丈夫刚开始谈恋爱时，他就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像你这样自由主义的人，以后到我家做媳妇恐怕很不容易，我爸爸对孩子非常严厉，他做报纸做惯了，横是横、竖是竖，一个标点都不允许错，他决定的事，丝毫通融的余地都没有。”春节我们探亲回上海，我见到了公公，看他慈眉善目的面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心中便对丈夫的警告不以为然。数年后我们工调回城，商议结婚之事，便初次偿到了公公报人的脾气。那年我们二十八岁，公公却不同意我们结婚。公公认为我们刚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并且应该先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我的两个小姑和小叔都是党员，大哥大嫂却还是一般群众显得太落后了。丈夫也是辈脾气，坚持要马上结婚，父子俩争得互不相让。后来是婆婆做了工作，公公方才松口同意我们结婚，但提了个条件，不能过早生孩子，以免妨碍工作。我因为感谢公公的宽容，便百分之百严格执行他提出的条件，一直拖到结婚十四年以后方才生孩子。情况其实并不像丈夫描绘的那般恐怖，我们结婚第二天，公公便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了他的“扶媳压儿”的治家政策，原来公公只是对丈夫这个长子特别严厉。我在公公身边生活了十多年，公公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记忆中只有一次，他跟我发了脾气。有一天，我坐在客厅的阳光下看报，手中提了支笔，便随意在报纸边上的空白处东涂西抹。正巧被公公看见了，他红了脸，刷地将报纸夺过去，怒声斥责道：“你怎么这样不爱惜报纸呀！”当时我虽然十分难堪，却很理解公公对报纸特殊的感情，六十年来，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公公的住房不算小，却总见拥挤，因为角角落落，墙边走廊，到处堆满了一裸裸的旧报纸，分门别类，按年月排列得整整齐齐。我写文章需要什么资料，就钻到公公的报纸堆中去找。公公自己办报，读报也读得非常用功，大小各类报纸一一读来，并将其间重要的文章用红笔勾出，言令孩子们传阅。这对我们真是获益非浅，可以不用花大时间浏览全部报纸却能了解最有价值的东西。

公公办报六十年间，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是在《解放日报》工作。 自1954年秋冬之交公公到《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起，后任第二总编辑，后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其间虽有短暂的调离，包括“文革”期间的靠边站，最终仍是回到（解放日报》。公公说：“我这丫辈子，要算和《解放日报》关系最多，得到它的教益大，为它出力的时间长，因它吃的批评也多。”可想而知，公公对《解放日报》感情有多深，以致我母亲一时想改订《文汇报》或《新民晚报》看看，都不敢告诉亲家翁，生怕他伤心。有时候我替公公算算，自他54年走进《解放日报》直至他退居二线，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少次政治运动，他常常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解放日报》是党报，又要坚持新闻的原则，又要坚持党性，在那波诵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主持笔政真是“左”右为难，犹如走纲丝般惊险。常常因为怕犯错误，却偏偏犯了错误；刚刚检讨了这个错误，这检讨又成了错误。而公公，凭着他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热忱和坚贞，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的理解和敏感，他在这根钢丝上走得非常出色。

1978年，公公调回（解放日报》主持工作。当时报纸的新闻版常常是一个整版登2-3篇本报调，每篇引几条毛主席语录，洋洋数千言，多议论，少生动的事实。鉴于现状，公公便提出了“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的主张，并认为“新闻要新，要让事实说话”，提倡“大家来写短新闻”。 自1978年11月3日起，《解放日报》第一版每天发表10条左右短新闻，大多是昨天或前天发生事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次年，又创办了《报刊文摘》，以此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

1979年1月28日，农历已未年正月初一，（解放日报》冲破禁区，率先在二、三版的下端刊登了两条通栏商品广告。这个日后在中国新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便是由当时的《解放日报》五老总提议并拍板实施的。公公回忆道，当时大的政治环境好了，客观上有这个需要。那时他没有什么顾虑，他认为报纸登广告古已有之，天经地义。所以他既没有送审，也没有和上级部门打招呼。却未曾料到，这张报纸出来后会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从此，商品广告重新成为大众传媒的组成要件。

1982年4月30日晚，苏州河畔发生了怀孕女工陈燕华跳水救人的事情，第二天，却只有（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则社会新闻。原来，陈燕华是个普通的女工，平时在厂里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而公公和《解放日报》负责夜班的编辑却认为，这桩事情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的课题，怎样把蕴藏在群众之中的心灵美好的地方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因此，《解放日报》对陈燕华作了连续跟踪报遗，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并就此改变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轨迹。

公公一生经历坎坷，磨炼出他宠辱不惊，深藏若虚。解放初期他在安徽工作，三反五反中被错打成“老虎”，关进了死牢。他却在牢中用带铁镣的双手捧着列宁著作细读，读至兴味之处，还情不自禁发出笑声，令守卫的士兵大为惊愕，且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公公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曾经为了教育儿子奋进，诉说老一代革命家创业之艰而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我曾经自告奋勇来撰写公公老新闻工作者的传记，被公公拒绝。我们写小说的人喜欢添油加醋胡编乱造，公公一定生怕我的笔会裹读了新闻的真实与客观。每逢假日，我带着年幼的女儿去看望年迈的公公，看着他霜白的大脑门从报纸堆中仰起来的身影，心中往往会盛满静静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