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习惯了东部和南部的风貌以后，在一路向北而行时，要过了伯明翰才会意识到区别。在考文垂，你仿佛置身于芬斯伯里公园，伯明翰的牛环购物区与诺维奇市场也不无相似，中部的所有城镇之间，都绵延着别墅文明，与南部文明别无二致。只有当你更往北走一点儿，到达陶瓷城镇以北，才会开始遭遇工业文明真正丑陋之处——丑陋得如此可怕而醒目，可以说，让你不得不服。

用丑陋来形容煤渣堆已经是最客气的了，因为它实在太无章法太无作用，就像巨人的垃圾桶被打翻了，随便在地上倒了一堆东西。矿镇郊区的风景骇人，你的视野完全被参差不齐的灰色大山环绕，脚下是泥巴和灰烬，头顶是条条钢缆，载着煤渣缸缓缓跨过数英里的村庄。渣堆常常起火，晚上你能看见红色的火流左右蜿蜒，还有蓝色的硫火缓缓移动，似乎早已奄奄一息，却又总会死灰复燃。渣堆最终总会塌落，即使当它塌下，也只有一种丑恶的棕色小草会在上面生长，表面仍然是那副起伏不平的样子。威根的贫民窟里有一堆渣堆用作操场，看起来就像波涛汹涌的海面被突然冻住了，被当地人称为“羊毛垫”。即使几个世纪之后，曾经的煤矿上已经翻过了犁耙，也仍然能从飞机上辨认出古老的矿渣堆的所在。

我记得在一个冬日的下午，置身于威根丑恶的环境中的情景。四周全是煤渣堆组成的月表风貌。北边，透过煤渣山之间的小径，能看见工厂的烟囱送出道道烟柱。水道中混合着煤渣和冻泥，数不清的木屐印记纵横交错。四面八方，一直到远方的渣堆，都一路绵延着“闪滩”——古老的矿井下陷时渗入空洞中的一摊摊死水。天气冷得可怕，“闪滩”上覆盖着土棕色的冰块；驳船船员们全身裹得严实，只露出眼睛；闸门上结着冰凌，像胡子一样。这像一个寸草不生的世界，除了烟雾、页岩、冰块、泥土、灰烬和污水以外别无一物。但和谢菲尔德一比，就连威根也算美丽。我想，把谢菲尔德称为旧世界里最丑陋的城镇也算实至名归：它的居民希望它能事事争先，很可能要抢这个名号。它有五十万人口，像样的房子却比五百人的东安格利亚的普通村庄还要少。还有那股恶臭味儿！如果你千载难逢地没有闻到硫黄味儿，那就是因为你开始闻到煤气味儿了。就连穿过城市的那条浅浅的河，也常常呈亮黄色，不知混有什么化学物质。有一次我在大街上驻足，数了数目之所见的工厂烟囱，有三十三个，但如果没有烟雾遮蔽，还远远不止这个数。有一个场景尤其让我难以忘怀。一片可怕的荒地上（不知怎的，那儿的荒地之肮脏，就连伦敦也难以望其项背），草地被踩得光秃秃的，报纸和旧炖锅遍地散落。右边有一排孤零零的、破落的四室房屋，暗红色，被烟雾熏得漆黑。左边是一溜无穷无尽的工厂烟囱，一个接着一个，渐渐隐没在一片黝黑的雾霾中。我的身后是一道用高炉的炉渣修成的铁路堤。前方，在荒地那边，是一栋红黄相间的砖块砌成的立方体建筑，挂着“托马斯·格洛科克，货运承包商”的招牌。

晚上，当你看不见房屋丑陋的形状和万物漆黑的颜色时，谢菲尔德这样的城镇就展现出一种邪异的壮丽。有时含硫的烟雾泛着绯红，锯齿状的火焰如同圆锯似的，从铸造厂的烟囱罩子下钻出来。透过铸造厂洞开的大门，你看见被照得红红的小伙子们拖着火蛇般的钢铁来来往往，你听见汽锤嗖嗖作响、砰砰撞击，听见铁器在被击打下尖叫连连。陶瓷镇几乎同样丑陋，却没那么霸气。就在一排排漆黑的小房子之间，一部分街道就算是“陶瓷工厂”——圆锥形的砖砌烟囱如同埋在土里的巨大的勃艮第酒瓶，差点就把烟雾喷到你脸上。你见到绵延几百英尺、也差不多这么深的巨大黏土沟，锈迹斑斑的小桶从一边沿着铁链往上爬，另一边的工人们像采海蓬子的人一样紧贴着，用锄头切削着岩面。我是在下雪天经过那条路的，就连雪都是黑的。陶瓷镇最好的一点就是它们相当小，会戛然而止。不到十英里之外，你就能站在未受污染的乡野中，站在几乎**的小山上，而陶瓷镇只是远处的一个小黑点。

当你思考这般的丑陋时，会想到两个问题。第一，这是不可避免的吗？第二，这重要吗？

我不相信工业化天生就不可避免地丑陋。一家工厂，甚至一家煤气厂，不见得就该比一座宫殿、一座狗舍、一座教堂生性更丑。这全都取决于那个时期的建筑传统。北方的工业城镇丑陋，是因为它们碰巧建于一个现代的钢铁建设和烟雾减排方法尚未发明的时代，一个人人都忙着赚钱无暇他顾的时代。它们接着丑下去，是因为北方人已经习惯了这种事，已经熟视无睹了。谢菲尔德和曼彻斯特的很多人就算闻到康沃尔峭壁的空气，八成也会说没什么味道。但战后以来，工业化有了转战南方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简直变得清秀了。典型的战后工厂并不是粗陋的营房或者一团可怕的乌黑的喘着粗气的烟囱，而是一座由混凝土、玻璃和钢铁组成的熠熠闪光的白色建筑，周围环绕着绿色的草坪和郁金香花圃。当你沿着西部大铁路离开伦敦时，看看你经过的那些工厂，它们或许算不上美学上的伟大胜利，但肯定不像谢菲尔德的煤气厂那般丑陋。但不管怎样，尽管丑陋是工业化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每个新来的人大声抱怨的事情，我却怀疑这在根本上是否重要。工业化本就如此，若要它伪装成别的样子，或许也不是什么好事。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先生的真知灼见——一座黑暗的恶魔的工厂就该像一座黑暗的恶魔的工厂，而不是像神秘而辉煌的神庙。而且，即使在最糟糕的工业城镇，也可以看到不少在狭义的美学意义上并非丑陋的事物。喷着浓烟的烟囱和臭气熏天的贫民窟之所以可恶，主要是因为它暗示着扭曲的生活和多病的孩子。若纯粹从美学的立场上看，它可能有某种恐怖的魅力。我发现任何怪不可言的事物，纵然叫我讨厌，总的来说也终究让我着迷。我在缅甸时，那里的风土让我如此惊骇，以至有了噩梦般的效果，后来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弄得我非得因此写本小说才能摆脱（所有关于东方的小说里，景色其实都是主观内容）。可能很容易像阿诺德·贝内特那样，从工业城镇的漆黑之中提炼出一种美，比如，很容易想象波德莱尔就煤渣堆写一首诗。但工业化不论是美是丑都没关系。它真正的邪恶隐藏得深得多，而且是无法消除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因为人们总是禁不住以为，只要整洁有序了，工业化就无害了。

但是当你走进工业化的北方时，排除那不熟悉的风景，你也会意识到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这部分是因为确实存在某些真正的差异，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在过去如此长的时间里，南北的对立已经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英格兰存在一种奇怪的北方崇拜，对北方有些趋炎附势。身在南方的约克郡人总会着意让你知道，他看待你要低他一等。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他会解释说，只有北方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只有北方干的工业类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北方住的是“真正的”人，南方住的不过是些吃租的家伙，是他们的寄生虫。北方人坚毅、冷峻、顽强、大胆、热心、民主，南方人势利、柔弱、懒惰——反正理论上如此。因此南方人到了北方，至少第一次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文明人冒险涉足野蛮之境的感觉，而约克郡人，会像苏格兰人一样，到了伦敦有种野蛮人出外掠夺的劲头。而且这种感觉是传统所致，并不受眼见的事实影响。就像一个身高一米六二、胸围七十三厘米的英国人，也会觉得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在体格上就要胜过卡梅拉（卡梅拉是南欧的外国佬），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也是如此。我记得一个矮小瘦弱、哪怕一只猎狐小狗扑过来也八成要跑的约克郡人告诉我，在南英格兰，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野蛮的入侵者”。但常常是本身并非出生于北方的人会染上这样的崇拜。一两年前，我的一个生长在南方、现在住在北方的朋友驾车带我穿过萨福克。我们穿过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庄。他不以为然地看着那些农舍，说：“诚然，约克郡的村庄大多丑陋无比，但约克郡人是响当当的汉子。在南方恰恰相反——美丽的村庄，堕落的人民。那些农舍里的人都一无是处，绝对的一无是处。”

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正好认识那个村子里的哪个人。不，他不认识他们，但因为这里是东安格利亚，他们显然就一无是处。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生于南方的，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歌颂北方，贬斥南方。这里摘录他给我写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

我在兰开夏的克利札罗……我觉得沼泽和山野中的流水比在臃肿驽钝的南方时迷人得多。莎士比亚说什么“澄澈明净的特伦特河”，要我说，是自以为是的南方佬。

这是北方崇拜一个有趣的例子。不仅你我以及所有南英格兰的人被一竿子打死，成了“臃肿驽钝”，就连流水的纬度往北走一点儿，也不再是H2O，而会莫名其妙地高级起来。但此文有趣之处在于，其作者是个极明事理的人，有着“先进”的观念，对普通形式的民族主义从来不屑一顾。要是跟他说“一个英国人顶得上三个外国人”这种主张，会被他批得体无完肤。但谈到南北方问题，他也大搞一般化。所有民族主义的区分——所有因为长着形状不同的脑壳，说着不同的方言，就觉得谁比谁强的论断——都是彻底的无稽之谈。但只要人们相信，它就有了意义。毫无疑问，英格兰人天生相信，凡是生活在他南边的人，都不如他，就连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多少受制于这一点。因此，我认为值得指出它是什么时候以及通过什么原因形成的。

民族主义最初会成为一种宗教，是因为英格兰人看看地图，发现他们的岛屿高悬于北半球，就逐渐发展出讨人欢心的理论，说你住得越偏北，你的品质就越优秀。我小时候上过的历史课，一开始就用最天真的方式解释，寒冷的气候使人活力充沛，炎热则使人懒惰，因此我们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番吹捧英国人精力过人的谎言已经流传了至少一百年。有一位《季度评论》的作者1827年写道：“我们为了国家的福祉忍受劳累之苦，要好过在橄榄油、葡萄酒和罪恶中奢靡。”“橄榄油、葡萄酒和罪恶”概括了英格兰对于拉丁种族的总体态度。在卡莱尔、克瑞希等人的传奇故事中，北方人（“条顿人”，后来称为“北欧人”）被描绘成健壮有力的汉子，有着金色的胡须和纯洁的品德，南方人则狡诈懦弱又**。从没有人把这套理论的逻辑推衍到极致，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是爱斯基摩人，但它确实承认了生活在我们北方的人优于我们自己。因此，部分来说，对苏格兰和苏格兰事物的崇拜近五十年间也在英格兰人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是，是北方的工业化在南北之争中加上了特别的筹码。直到比较晚近的时候，英格兰北部仍然是落后的封建地区，仅有的一点儿工业都集中在伦敦和东南部。例如内战，大致说来就是一场金钱和封建制度的战争，北部和西部支持国王，南部和东部效忠议会。但随着煤的用量日增，工业向北方迁移，便成长起来一批新的人群，白手起家的北方商人——狄更斯笔下的朗斯维尔先生和庞得贝先生。北方商人以他那可恶的“要么成功要么滚”的处世哲学，成了19世纪的主导形象，至今仍然阴魂不散，专横地统治着我们。这是深受阿诺德·贝内特教诲的一类人——从半克朗起家，赚到五万英镑，最大的骄傲就是赚更多的钱，当更大的土豪的那类人。分析起来，他唯一的优点就是赚钱的才能。我们必须敬佩他，因为，尽管他可能心胸狭隘、卑鄙无耻、贪婪粗野，他还是“坚毅”，他还是“成功”，换句话说，他知道怎么赚钱。

这种套话如今已是纯粹的过时论调，因为北方商人们已经不再富有了。但传统不会被事实扼杀，北方人“坚毅”的传统留存了下来。人们仍然隐隐觉得北方人会“成功”，也就是赚钱，而南方人会失败。内心深处，每一个来伦敦的约克郡人和苏格兰人都有一种迪克·惠灵顿式的想象，当自己是个靠卖报纸起家，终成市长大人的小伙子。真的，这就是他傲慢的根源。但是，要是以为这种感觉也蔓延到了工人阶级身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几年前，我第一次来约克郡时，我以为我会见到一群自大狂。我习惯了伦敦的约克郡人，习惯了他们的高谈阔论和对自以为粗豪的方言的骄傲（在西赖丁我们管这叫“一针及时，九针省事”）。我以为我会遭遇很多粗鲁的对待。但我完全没有遭遇这种事，尤其在矿工中最为少见。实际上，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矿工都对我友善客气得甚至有些让人难为情，因为如果有哪种人让我觉得自愧不如，那就是煤矿工人。完全没有任何人因为我来自一个不同的地方就露出鄙夷的意思。想到英格兰之间的地域歧视是民族主义的细分表现，这就有了重要意义，因为这说明，地域歧视并非工人阶级的品性。

不过南北之间真有区别，而且，把南英格兰想象成一座懒洋洋的蜥蜴盘踞的大布莱顿，至少也有一分道理。由于气候的原因，领俸禄的寄生阶级喜欢定居南方。在兰开夏郡的棉纺城镇，你很可能一连几个月也听不到一次“文化人”的口音，然而在南英格兰的城镇，你随便扔块砖头，都很难不砸到哪位主教的侄女。因此，没有小贵族们带头，工人阶级的小资化尽管在北方也有所滋生，却滋生得更为缓慢。例如，所有的北方口音都顽固不化，而南方口音则在电影和BBC面前崩溃了。因此，你那“文化人”的口音与其说标志着小贵族的身份，倒不如说像个外国人，这是一项大大的优势，因为这让你与工人阶级交往起来容易多了。

但要和工人阶级达到真正的亲密，有可能吗？这一点我稍后再谈，这里我只说我觉得这不可能。但毫无疑问，要和工人阶级大致平等相待，在北方要比在南方容易。在北方很容易就能住到矿工的家里，被接纳为家庭的一分子；而假设在南方农村的农场劳工家里，很可能做不到。我已经见识了足够多的工人阶级，不会把他们理想化，但我确实知道你可以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学到很多，只要你能进得去。关键点是，其他人不一定更好，但肯定与你不同，在与他们接触时，你那些中产阶级的想象和偏见会受到检验。

就以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为例吧。工人阶级家庭也像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待在一起，但这种关系就远没有那么大压力。家庭声望的致命负担不会像千钧巨石一样挂在工人的脖子上。之前我已经指出过，一个中产阶级人士最终会在贫穷的影响下崩溃，但一般来说这要归咎于他家人的行为——归咎于他有几十个亲属夜以继日地唠叨他纠缠他，怪他不能“成功”。工人阶级知道如何团结，而中产阶级不知道，很可能就是由于他们对忠于家庭有着不同观念。中产阶级的工作者无法组成有效的工会，因为在罢工时期，几乎每个中产阶级的妻子都会煽动丈夫叛变，夺取同行的工作。工人阶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任何他们平等看待的人坦率直言，这在一开始会令人不安。如果你想给一个工人某样东西，而他不想要，他会告诉你他不想要，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则会接受，免得冒犯别人。再拿工人阶级对“教育”的态度来说，和我们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又多么有道理！工人阶级对于别人的学识常常有微微的膜拜，但当“教育”触及他们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凭借一种健全的本能，一眼看穿并予以拒绝。曾经，我想象着十四岁的小伙子在抗议声中被迫辍学而干起无望的工作，常常唏嘘不已。在我看来，“工作”的阴云竟要降临到十四岁的人身上，真是可怕。当然，我现在知道了，工人阶级的小伙子，一千个里面有九百九十九个以上渴望着离开学校的那天。他想干真正的工作，而不是在历史和地理这样荒唐的垃圾上浪费时间。对工人阶级而言，要在学校里一直待到接近成年，只是招人鄙视又无男子气概的表现。想想看，一个十八岁的大男孩，本应该每周带回一英镑孝敬父母，却穿着可笑的制服上学，甚至还要因没做功课挨打！光是十八岁的工人子弟还要挨打就难以想象！他已经是个男人，另一个却还是个婴孩。塞缪尔·巴特勒《众生之路》里的欧内斯特·庞蒂菲克斯在领略了真正的生活之后，回想自己在公学和大学里所受的教育，发现它是一种“病态而令人颓丧的堕落”。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很多东西看起来都是病态而令人颓丧的。

在工人阶级的家中——我这里说的不是失业人员家里，而是相对富裕的家庭——你会呼吸到一种温暖、健康、极具人味儿的空气，这在别处是不容易见到的。我要说，一个体力劳动者，如果有稳定的工作，领着不错的薪水，当然，这个“如果”越来越不容易，他就会比一个“有文化”的人更有可能快乐。他的家庭生活似乎会更加自然地形成一种健康、舒适的形态。我常常惊异于工人阶级家中最佳状态时那特别的轻松圆满，那可以说是完美的对称。尤其是冬天的夜晚喝过茶之后，火焰在壁炉里闪烁舞动，映照在钢筋炉围上，父亲穿着衬衣，坐在炉火一侧的摇椅里读着赛马决赛的结果，母亲坐在另一侧做着缝纫，孩子们高兴地吃着一便士的薄荷糖，狗儿在布垫子上懒洋洋地烤着火——这真是个好地方，只要你不仅能进入其中，而且能融入其中，成为自然而然的一分子。

这幅场景仍然在大部分英国家庭中上演，尽管不如战前那么多了。幸福与否主要取决于一个问题——父亲有没有工作。但要注意，我刚刚描绘的这幅场景，一个工人家庭吃过腌鱼喝过茶，围坐在煤火旁，这仅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而无法属于未来或者过去。跳到两百年后，进入乌托邦的未来，这场景就全然不同了。我想象的这些东西几乎全都不见了。在那个时代，没有了体力劳动者，人人都“有文化”，父亲几乎不可能仍是一个粗犷的男人，长着一双大手，喜欢穿着衬衫而坐，说：“啊，我们上街去。”隔栅里不会有煤火了，只有某种看不见的取暖器。家具是用橡胶、玻璃、钢铁做的。如果还有晚报这种东西，上面也一定没有赛马新闻了，因为在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里，赌博是没有意义的，马也会从地球上消失。狗也会因为卫生的原因被控制。如果控制生育大行其道，那时也没有那么多孩子了。但退回到中世纪，你也会进入几乎同样陌生的世界。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一堆直熏你脸的柴火——因为没有烟囱——发霉的面包、腌鳕鱼干、虱子、坏血病，每年生一个孩子，每年死一个孩子，还有用地狱的故事吓唬你的牧师。

奇怪的是，并非现代工艺的辉煌，也非收音机、电影放映机，更不是每年出版的五千本小说，也不是阿斯科特赛马会和伊顿哈罗比赛时的人群，而是对工人阶级室内场景的记忆——尤其是我童年时，英格兰仍然繁华富庶的时候，有时见到的场景——提醒着我，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起来，总体上也不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