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失业者的数字为两百万，极易以为这意味着有两百万人没了工作，而其他人都还过得不赖。我承认，直到最近，我自己都还有这个习惯。我以前以为，如果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定为两百万左右，加上贫困人群和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登记的人，那么英国食不果腹的人数最多为五百万。

这是大大的低估。因为，首先，只有真正领着失业救济金的人才会体现在失业数字上——通常来说，也就是家庭户数。失业男人的家眷不会计入名单，除非他们也领着另外的补助。一位劳介所的官员告诉我，要得到真正的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而非领取）的人数，你必须把官方数字再乘以三以上。仅这一项就将失业人数提高到了约六百万人。但是此外，有很多人虽有工作，但从经济状况上说，却跟失业差不多，因为他们领到的工资完全够不上糊口。算上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和之前一样加上领养老金的老年人、贫困人口和其他无法定性的，得出的食不果腹人口数量就超过一千万。约翰·奥尔爵士认为是两千万。

就数据来说，威根足以作为工业和矿业地区的典型。有保险的矿工人数约三万六千人（男性两万六千，女性一万）。其中，1936年初的失业人数约一万。但这是在冬天，煤矿全天开工的时候，而夏天大概为一万两千人。同上面一样乘以三，就得到三万或三万六七。威根的总人口略少于八万七千。如此，随时都有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领取或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而不仅是登记在册的工人。这一万或一万两千的失业人员中，稳定的核心组成有四五千矿工，已经连续失业七年。而威根在工业城镇中并不算特别不景气的。就连由于战争和战争的风声而在过去一年左右形势大好的谢菲尔德，失业比例也相差无几——登记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失业。

从最初失业，直到保险额度用尽，都可以领取“全额补助”。

因此，对于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十四岁以上，总收入就为每周三十二先令，外加大孩子可能挣得的一点儿。当保险额度用尽后，在转入PAC（公共援助委员会）之前，能从UAB（失业救助局）领取为期二十六周的“过渡补助”。

因此，在领失业救助时，如果孩子均未就业，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的收入为每周三十七先令六便士。领取失业救助时，救济金的四分之一视作房租，最低每周七先令六便士。如果所交房租高于救济金的四分之一，就会获得一项额外补助，但如果低于七先令六便士，就要减去相应的差额。公援委的支出理论上来自当地税收，但由中央基金支持。补助金额为：

这些金额由当地部门自由掌握，各地有微小差别，单身男子有可能额外获得每周两先令六便士的补助，使补助达到十五先令。同失业救助一样，已婚男子的救济金有四分之一视作房租。因此，如上文考虑的那种典型家庭的总收入为一周三十三先令，其中四分之一视作房租。此外，大部分地区，在圣诞节前后各六周，会发放一份每周一先令六便士的煤炭补贴。

可见，正常情况下，领救济金的家庭平均收入约每周三十先令。其中至少四分之一可以作为房租抵销，也就是说，不论大人小孩，平均每人用来吃饭、穿衣、取暖及其他用度是每周六七先令。在工业地区，大概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庞大人群，都是这样的生活水平。收入调查执行得非常严格，只要发现一点儿你能从其他渠道弄到钱的蛛丝马迹，就很可能拒绝给你救济。例如，码头工人通常按半天受雇，需要一天分两次去劳介所签到。如果没去，就视为在工作，救济金也就相应减少。我见过躲过收入调查的例子，但我要说，在工业城镇仍然存在一定的公共生活，每个人都有相熟的左邻右舍，想在这儿躲过调查要比在伦敦难得多。通常的办法是，实际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捏造住址，假装自己另住一边，从而单独领取一份补助。但是有很多暗探和邻居的监督。例如，我认识一个人，有人看见他在邻居不在家时喂邻居家的鸡，就报告给当局，说他“有一份喂鸡的工作”，而他很难反驳这种说辞。威根最受欢迎的笑话就是，相关部门拒绝给一个人发救济金，理由是他“有一份运柴火的工作”。据说，有人看到他晚上运木柴。他不得不解释说，他不是在运木柴，而是在晚上搬家。所谓的“柴火”是他的家具。

收入调查最残忍最邪恶的效果就是破坏家庭。老人，有时尚且缠绵病榻就因此被赶出了家门。例如，一个领养老金的老人，如果是鳏夫，一般会和某个孩子一起住，他每周的十先令贡献给家庭开支，而他则很可能获得不错的照料。但是，按收入调查的说法，他算是“房客”，如果他待在家里，他的孩子们的救济金就会停发。所以，他或许要在七十甚至七十五岁高龄时，流落旅馆，将养老金拱手交给旅馆的经营者，而徘徊在饿死的边缘。我自己就见过好些这样的事例。托收入调查的“福”，此时此刻全英国正到处上演这样的事。

然而，尽管失业程度骇人听闻，有一个事实是，贫穷——赤贫——在北方工业区不如在伦敦明显。北方事事都穷困寒酸些，汽车也少，衣冠楚楚者也少，但明显赤贫的人也要少些。即使在利物浦或曼彻斯特这样规模的城市，你也会为乞丐之少而惊讶。伦敦像个旋涡，吸引着流离之人，而它又那么大，大得让那里的生活显得孤独而寂寂无闻。只要你不犯法，没人会注意你，你尽可以自暴自弃，这在一个邻里相熟的地方是不行的。但是在工业城镇，古老的公共生活方式尚未崩坏，传统仍然强大，几乎所有人都有家庭——因此，可能拥有一个家。在一个有五万到十万居民的城镇，没有流离人口和所谓的不知底细的人群，比如说，没有人露宿街头。而且，有一点是失业规定唯一的好处，那就是不阻碍人们结婚。夫妻两人一周二十三先令不比饥饿线高出多少，但他们好歹可以组成一个家，比单身汉靠十五先令过活的时候大大要好。无业单身汉的生活很痛苦。他有时住在一间旅馆里，更经常是在一间每周六先令租金的“带家具”出租间里，用另外九先令尽量过得好些（比如每周六先令吃饭，三先令穿衣、抽烟、娱乐）。他当然吃不好饭，也无法好好照顾自己，而每周房租六先令的人，除非逼不得已，不大会待在屋里。于是他整日流连于公共图书馆或者其他任何可以让他保暖的地方。保暖——几乎是无业单身汉冬天里的唯一要务。在威根，最受欢迎的避难所是电影院，在威根真是便宜得难以置信。只要四便士，你就总能找个座儿。在某些电影院的白天场，甚至只要两便士就能有座儿。就算是濒临饿死的人也乐意花两便士摆脱冬日下午可怕的严寒。在谢菲尔德，有人带我去大会堂听过一个教士的布道，这绝对是我听过的空前绝后无可匹敌的最愚蠢、讲得最糟糕的一场布道。我发现要坐到布道结束在生理上就不可能，确实，布道还没进行到一半，我的脚似乎就自发地将我带了出去。然而大会堂里挤满了失业的人，为了有个温暖的地方躲一躲，他们宁愿坐着忍受哪怕比这还糟糕得多的胡说八道。

我有时见到领失业救济金的单身汉过着极度悲惨的生活。我记得，有一个镇上，一大群单身汉私占着一栋简直快要倒塌的废弃房屋，多少是违法的。他们搜罗了几件家具，想必是从垃圾场捡的，我记得他们唯一的一张桌子是一张老旧的大理石面的洗手台。但这种事情是例外。工人阶级的单身汉是稀有物种，只要男人结了婚，相对来说失业就不太会改变他的生活了。他家徒四壁，但仍然是个家，而且在各地都可以注意到，失业造成的反常形势——男人没了工作，女人的工作却一如既往——并没有改变两性的相对地位。工人阶级家庭里，男人是一家之主，不像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女人或孩子做主。例如，你在一个工人阶级家中，几乎永远见不到男人做一丁点家务。失业没有改变这项传统，表面上看这有些不公平。男人从早到晚无所事事，女人却一如既往地忙忙碌碌。事实上比从前更加忙碌了，因为她不得不用更少的钱来过日子。然而，就我的经验来看，女人们并未反抗。我相信，她们，和男人一样，也觉得一个男人如果仅仅因为丢了工作，就变成“家庭妇男”，会失了男子气概。

但是毫无疑问，失业给每个人，无论已婚还是单身，都造成了一种死气沉沉、软弱乏力的影响，而且对男人的影响大过女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受不起这个考验。有一两次，我见过有些失业者是真正的文学才俊，还有一些我虽没见过，却偶尔在杂志上看到他们的作品。他们时不时地创作一篇文章或一个短篇小说，显然比吹捧家们大肆宣扬的那些玩意儿要好，但时隔很久才有一篇。那么，他们为什么很少利用自己的天赋呢？他们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坐下来写写书？因为要写书，你不仅需要舒适和孤独，可是孤独在工人阶级的家庭从来不易获得，此外还需要心灵的平静。失业的阴云笼罩着你，让你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无法鼓起希望的**，创造任何东西。不过，喜欢与书为伴的失业者无论如何也可以投身于阅读。但那些一读书就不舒服的人呢？以一个矿工为例，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在矿井里工作，被训练成了一名矿工，此外别无所长。他到底要怎么填补空虚的时光呢？说他该去找工作是荒唐话。没有工作可找，人人都知道。你不可能一连七年天天都找工作。有社区菜圃，可以打发时间，也帮助养活了一家人，但在大城镇，只有少部分人才有菜圃。那么，有几年前开展起来的帮助失业人员的职业中心。总体来说这项运动一败涂地，但有些职业中心还在蓬勃发展，我去过一两个。有可供人们取暖的藏身之所，还定期开课，教授木工、手工纺织、编篮子、做靴子、做皮具、编海草，等等等等，为的是人们可以用这里的免费的工具和便宜的材料做做家具之类的，不是做买卖，而是用在自己家里。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大肆抨击这项运动，一如抨击给失业者分小型地产的项目——老在说这事儿，却什么实效也没有。他们说，职业中心不过是个工具，好让失业人员安静，给他们一个假象，以为有人在帮助他们。毫无疑问，这就是深层的动机。让人忙于修理靴子，他就不大可能去读《工人日报》了。而且这种地方还萦绕着一种可恶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气氛，你一进去就能感觉到。常去这里的失业者大多是顺民类型——那种油滑地告诉你他“滴酒不沾”并支持保守党的人。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你也觉得左右为难。因为就算把大好光阴浪费在编海草这样的垃圾上，很可能也好过一连好几年一件事都不做。

目前为止，对失业者帮助最大的是NUWM——全国失业工人运动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机构，旨在团结工人，防止工人在罢工中临阵倒戈，给他们法律建议对抗收入调查。这是失业者自己一分一厘、一拳一脚、从无到有开展起来的运动。我见过不少NUWM人士，对这些人万分钦佩，他们像其他人一样衣衫褴褛又食不果腹，却维持着机构的运转。不过，我更钦佩的是他们做事的策略与耐心。因为，要哄领公共援助的人从口袋里每周掏一便士交会费，可不容易。正如我之前所说，英国的工人阶级并未展现多少领导才能，但他们有着高超的组织天赋。这整个工会运动就是明证。在约克郡遍地开花的卓越的工人俱乐部也是一样——确实是一种光荣的合作酒馆，组织得有声有色。NUWM在很多城镇设立了活动室，安排共产主义演说家讲演。但就算在这些活动室，人们也什么都不干，只是围坐在炉火前，偶尔玩一把多米诺骨牌。如果这种运动会议能够和职业中心相辅相成，就会更有帮助。看着一个有本事的人年复一年在彻底而无望的闲散中邋遢起来，真是可怕。总该有办法，给他机会利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的家园制作家具，等等，同时免于把他变成基督教青年会式的、一天到晚喝可可的昏庸之辈。我们最好面对这个现实：英国的几百万男同胞有生之年再也不会拥有一份真正的工作了，除非再爆发一场战争。一件大可以做也当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只要他申请，就给每个失业的男人一片土地和免费的工具。本该靠公共援助过活的人，却连自己种蔬菜养活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岂不可悲。

要研究失业问题及其影响，你就必须前往工业地区。南方存在失业的情况，但比较分散，并不突出，这令人奇怪。在很多农村地区，几乎没听说过有谁失业，你也不会在那里看到像城市里整片整片的街区都在靠失业救济金和公共援助生活的奇景。只有当你寄宿在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找份工作的概率像拥有一架飞机那样大、远比在足彩中赢取五十英镑的概率还小的街道里，你才开始明白我们的文明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因为确实有变化在发生，这是毫无疑问的。工人阶级态度消沉，和七八年前有着天壤之别。

我第一次意识到失业问题是在1928年。那时我刚从缅甸回来，在那里，失业还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我少年时就去了缅甸，战后的繁荣余韵犹存。第一次在附近地区见到失业人员时，我害怕而惊奇地发现，他们很多人对失业感到羞耻。我那时非常无知，但还不至于无知到以为当失去海外市场而害得两百万人丢了工作时，这两百万人比在加尔各答赛马中抽了空签的人更该受谴责。但那时候，没有人愿意承认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失业很可能继续。中产阶级仍在谈论“领救济金的懒汉闲人”，说只要他们想，这些人全都能找到工作。自然，这种观点也渗透到了工人阶级本身。我最初与流浪汉和乞丐来往时，本因流俗偏见将他们视为玩世不恭的寄生虫，却发现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或许有四分之一，竟是正直的年轻矿工和纺织工人。他们瞪视着自己的命运，流露出如同困于陷阱中的动物那样迟钝的惊异，我犹记得，这给了我何等的震惊。他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工作，但是看啊！似乎他们再也不会有工作的机会了。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最初免不了感到人格受辱的困扰。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失业的态度：这是一场发生在你个人身上的灾难，问题在你。

当二十五万矿工失业后，阿尔弗·史密斯，一个住在纽卡斯尔陋巷里的矿工，也自然而然地丢了工作。阿尔弗·史密斯不过是二十五万人之一，只是一个统计单位。但人都难以把自己看成一个统计单位。只要街对面的伯特·琼斯还有工作，阿尔弗·史密斯就免不了觉得自己颜面无光、一败涂地，因此生出无能和绝望的可怕感觉，这是失业最可恶的一点——远比任何艰难困苦可恶得多，也比任何被迫游手好闲造成的道德堕落更可恶，仅次于阿尔弗·史密斯的孩子生来就要领公共援助这种天生的低人一等。每个看过沃尔特·格林伍德《领救济金的爱情》这出戏的人，都一定记得那可怕的瞬间。贫穷、善良而愚蠢的工人捶桌呐喊：“噢，上帝啊，赐我个什么工作吧！”这并非戏剧夸张，而是生活的写照。这声呐喊，在过去十五年里，一定曾几乎原封不动地在千千万万个英国家庭中响起。

但是我想，现在不会再响起来了——或者至少，没有那么频繁了。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此：人们渐渐顺应天命了。毕竟，就连中产阶级——不错，就连乡镇上那些沉溺于桥牌的蠢货——也开始意识到，真有失业问题这种东西。“亲爱的，我可不相信失业问题这种胡说八道。哎呀，就在上个星期，我们想找个人来给花园除草，偏偏一个人也找不到呢。他们不想工作，就这么简单！”这种五年前在任何一个体面的茶桌上都听得见的话，正在清晰可辨地减少。至于工人阶级自身，他们已经大大增长了经济知识。我相信《工人日报》在这一点上成绩斐然：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它的销量。但不管怎样，工人们已经很好地吸收了这些知识，这不仅是因为失业问题波及如此之广，更是因为它持续得如此之久。人们靠救济金生活了多年以后，就习惯了它。领取救济金尽管还是令人不快，却不再可耻了。因此，害怕不自立、害怕济贫院的古老传统被瓦解了，正如分期付款制度瓦解了对欠债的古老恐惧一样。在威根和巴恩斯利的蓬街陋巷中，我见识了种种贫困，但我见到的自认悲惨的人大概比十年前要少得多了。这些人至少已经明白，失业不是他们改变得了的事情。现在不只是阿尔弗·史密斯没工作了，伯特·琼斯也没了工作，而且两个人都已经“没工作”好几年了。当人人都一样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于是，可以说，全部人口都一辈子指望公共援助了。而且，我认为令人钦佩或许甚至充满希望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精神崩溃。工人并不会像中产阶级人士那样因为贫穷的压力而崩溃。例如，工人阶级并不觉得领着救济金结婚有什么不妥。这会让布莱顿的老太太恼火，但这证明了他们在核心问题上有良好的判断，他们认识到，丢了工作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人了。因此，某种意义上，低迷地区的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生活仍然十分正常，比人们所能指望的更加正常。家穷了，但家庭体系还没分崩离析。这些人实际上过着往日生活的精简版。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降低自己的标准，逆来顺受。

但他们降低标准，并不是靠减少奢侈消费而集中于必需品。常常是恰恰相反——细想一下，这是更自然的方式。因此，在十年空前绝后的大萧条中，所有廉价奢侈品的销量不降反增。大概战后影响最大的两件事就是电影和大量生产的廉价漂亮衣服。年轻人十四岁就辍学，找了一份“前途无亮”的工作，二十岁就失业，很可能终身失业。但是，花上两英镑十先令，他就可以分期付款给自己买一套西服，短时间内，远远看去，像在萨维尔街订制的似的。姑娘们甚至只用更少的钱就能变得像时装画一样。或许你口袋里只有三枚半便士的钢镚，前程渺茫，除了一个破漏的卧室角落外无家可归，但当你穿着新衣服站在街角，暗自沉醉在白日梦中，把自己当成克拉克·盖博或葛丽泰·嘉宝，就能大大补偿你。就算是在家，通常也会喝茶——一杯“好茶”——而自1929年就失业的父亲，也因为对皇太子障碍赛马自有高见而暂时展开笑颜。

战后的商贸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收入微薄、食不果腹的人们的要求，结果现如今奢侈品几乎总比必需品还要便宜。一双普通的硬底鞋跟两双极时髦的鞋子一样贵。用一顿饱餐的价钱你能买到两磅廉价糖果。三便士买不到多少肉，却能买到一大堆炸鱼和薯条。牛奶要价三便士一品脱，就连“淡”啤酒也要四便士，但阿司匹林一便士能买七片，一包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能泡四十杯茶。最重要的是赌博，这是所有奢侈品中最廉价的。即使濒临饿死的人也可以花一便士买张彩票，买到几天希望。用他们的话说，日子有个盼头。有组织赌博现在已几乎上升到了支柱产业的地位。例如，想想足彩这种现象：一年营业额约达六百万英镑，几乎全部来自工人阶级的口袋。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时，我正好在约克郡。希特勒、洛迦诺、法西斯、战争的阴云在当地没能激起丝毫兴趣，但足联停止提前发布赛程表的决定（此举意在遏制足彩）在整个约克郡掀起了轩然怒涛。还有现代电学科技向肚内空空的民众倾泻各种奇迹的怪异景象。你或许整晚都因被褥单薄而瑟瑟发抖，但到了早上，你就可以去公共图书馆，阅读那些为了你而从旧金山和新加坡拍电报传来的新闻。两千万人食不果腹，但几乎全英格兰的人都能听到广播。我们在食物上失去的都从电报上获得了。整区整区的工人阶级被夺走了他们真正需要的，却被粉饰生活表面的廉价奢侈品部分补偿了。

你觉得这一切令人满意吗？不，我不觉得。但工人阶级显然在做心理调适，在此情况下或许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了。他们既没有揭竿起义，也没有失去自尊，他们只是忍辱负重，定下心来，在炸鱼和薯条的水平上尽力泰然处之。若不如此，要么绝望的痛苦持续，天知道像什么样子；要么可能企图暴动，而在英国这样强力的政府的统治下，只能导致无谓的屠杀和野蛮的镇压。

当然战后廉价奢侈品的发展对我们的统治者来说是一大幸事。很有可能，炸鱼和薯条、刺绣丝袜、鲑鱼罐头、减价巧克力（六便士能买五根两盎司巧克力棒），电影、广播、浓茶和足彩帮他们避过了革命。因此，我们有时听说这整个事情都是统治阶级在搞鬼——一种“面包和马戏”的把戏——用以稳住失业者。依我所见，我不相信我们的统治阶级有这等的聪明智慧。而事实上确实产生了这种效果，但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是生产商对市场的需求和饿得半死的人民对廉价镇痛剂的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