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经谈到，“上帝是谁”的问题实质上是“我是谁”的问题，因为是“我”在需要或探求一个上帝；莫言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兴趣在自己的写作中认真探讨“我是谁”的问题，他们充其量只能假定一个上帝（或真主），或由别人恩赐给他们一个上帝，而无法去展示、去探求、去理解什么是上帝。只有在史铁生这里，上帝的问题才立足于“我”的问题，而“我”的问题则被推到了极致，被推到了主体、作者、写作者本身的一个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第10页）

而正由于这个“我”是一个写作者，所以上述悖论便直接转化成了一个语言悖论：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第9—10页）

我们曾指出过，王朔在潇洒地通知读者“我又要撒谎了”时，他是自以为绝对真诚的，他没有意识到语言本身的悖论。我们也曾揭示了韩少功在“栀子花茉莉花”式的真假难辨中的尴尬处境。更不用说那些一往情深、对自己的写作状态缺乏反思的作家了。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像史铁生这样，在意识到“我”的悖论和“解释学循环”的同时，勇敢地投身于这个痛苦的、钻心的循环，将自己一层一层地撕裂和扬弃，从一个又一个美好的、醉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奋力跳出，看出它的虚假，将它们一一击碎，即使只留下绝对的虚空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恰好表明，作者不相信有绝对的虚空，他相信毁灭即孕育着新生：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不是吗？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那么，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开始着，展开着。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第5页）

这显然是一种信仰。你可以说这就是对上帝全在或无处不在的信仰，但根本说来，这是对自己的“此在”的直接信仰，即一种明证的“被给予性”，是对自己生命本性的一种直接体验的真实性。只有最强有力的人，才有这种坚定的自信，而只有彻底孤独、唯一地思考着自己的存在的人，才拥有这种力量。

所以我们在史铁生那里，虽然处处看到上帝的启示和命运的恶作剧，看到人的软弱如同芦苇，然而我们看不到人的乞求，看不到作者的怯懦和惶恐。我们看到一个个人物在悖论中挣扎，并由于悖论而挣扎，看到他们努力着走向自己的毁灭，或为了自己的毁灭而拼命努力着。但我们在荒诞之中感到了人格的强大，即使最脆弱、最无奈的，也透现出一种强大，因为他们的严肃、认真，因为他们的苦难，因为他们对苦难的意识。《务虚笔记》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幸福的，然而，正是在深深的痛苦中，他们悟出了：“一个美丽的位置才可能是一个幸福的位置，它不排除苦难，它只排除平庸”，“那必不能是一个心血枯焦却被轻描淡写的位置”（第597页，又见第73页）。美丽的位置，或幸福的位置，真正说来就是超出平庸而建构起人的可能性的位置。平庸只不过是现实罢了；而现实往往是丑陋的。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位置提高到现实之上，为某种美丽的理想而追求、而苦恼、而受难时，他便获得了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或者说，他便把自己造就为一个真正的人。人就是他自己造就的东西。人就是人的可能性。

只有在可能性中，一切悖论才迎刃而解。悖论总是现实的，就是说，导致现实的冲突的。在单纯现实中，悖论是不可解的，人与人，人与自己，现在与过去、与未来都不相通。然而在可能性中，一切都是通透的。正因为人是可能性，才会有共通的人性、人道，才会有共通的语言，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想仅仅通过现实性来做到这一点的人，凡是想借助于回复到人的自然本性、回复到植物和婴儿或天然的赤诚本心来沟通人与他人的人，都必将消灭可能性，即消灭人，都必将导致不可解的悖论。我们在寻根文学家（或挽歌文学家）那里多次证实了这一点。但在史铁生这里，可能性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点。它首先体现为“童年之门”：

就像那个绝妙的游戏，O说，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没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会是什么，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第46—47页）

“会”吗？“不会”吗？中文没有虚拟式，但虚拟的语气已经表达出来了。“会”，这就是可能性。动物没有“会”，动物的“会”是人为它们设想的；人则有“会”，而且“会有”两个可能的、永不相交的“世界”，也许是无数个不相交的世界。但“童年之门”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一栋美丽的、饱含诸多可能性（各个不同的“门”）的房子。但不要依赖它！童年只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童年之所以是童年，就在于它从虚无中给人提供了各种存在的可能性。“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结束于‘我’。”（第55页）在这个生命的起点上，借助于“我”的行动，“上帝的人间戏剧继续编写下去，就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第53页）。唯一不可能的是退回到起点，退回到童年，回到虚无。因为虚无的意义并不是虚无，它本身没有意义，它只是作为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才有意义。虚无是存在的可能性，儿童是成人的可能性，如此而已。

所以作者从“可能”（如果、或者、比如、抑或、也许、可以是、也可能、说不定……）开始他的写作，并由同一个“童年之门”（美丽幽静的房子）引出他的诸多人物：“我”、画家Z、医生F、诗人L、政治家WR、残疾人C，以及他们的恋人O、N、T、X。这些人物都是可以混淆、相通的，许多语言或对话都可以互换；但由于他们走进了不同的“童年之门”，他们在普遍语言的基础上逐步展示了他们内心极其不同的个别言语结构，凸显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而由于这些个性是由共同的语言砖瓦建构起来的，所以他们有一种本质上的人性的沟通。人与人当然还是不可通约的（他们走进了不同的“门”），但可以在极深处相逢；相逢之后仍然不可通约，但却可以理解和言说：我不必成为你，也不必赞同你；但我知道，我如果进了你那个“门”，我也就会是你。尽管如此，我现在并不是你，我是我，你是你。我与你的这种分离不是人们想拆除就可以拆除的，它是我和你从小所建立起来的人格构架；我和你的沟通也不是靠回复到天真，而是靠向语言所建构起来的可能世界的超越。

然而，每一个“我”都毕竟是从那个共同的“童年之门”走进这个世界中来的。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就具有一种不可逆性，而最初是现实的东西后来成了梦境，却一直以“现实”的模样存在于梦境之中。这种梦中的现实具有多么大的**力啊！中国当代一切“寻根”精神都是这一**的明证，而在这部小说中，女教师O便是这一**的最典型的牺牲品。孩子的梦是正常的，每个孩子都在祈盼着从母亲的怀抱里获得关怀、温情和快乐，尽管随着孩子的长大，这种快乐会（也许过早地）被剥夺、褪色，成为一种甜蜜却又伤感的回忆，但这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O在其有生之年，却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第57页）。她直到死都是一个“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第58页）。其实，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务虚笔记》中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他们太执着于梦中的现实而放弃了现实的梦想，也就是太执着于已不可能的可能性（童年、过去），而闭眼不看真实的可能性（未来），正如那个受委屈的男孩“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第57页）一样。因此，他们的悲剧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些悲剧通常都发生在他们的青春期，即从孩子进入成人和成熟的过渡时期。他们以孩子的心态追求各自的爱情，他们爱情的破灭是那么凄艳美丽，他们只是逐渐地、通过付出一生的代价才明白这种悲剧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整部《务虚笔记》记录的就是现代中国人的青春发育史，它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正在于标志着中国人终于凭借一种成熟的语言跨入了并确立了他们的青春思想，而扬弃和摆脱了幼儿的无辜、无助和未成年状态。

这一充满悲剧的苦难历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层次：最基本的层次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灰线，即女教师O与政治家WR、画家Z的两次恋爱（如果不算她与前夫的那次失败的婚姻的话）。就O来说，这是纯情爱情的典范，连它的结局都是传统的，但其中已蕴含着绝对非传统的意义。其次是作为对比出现的两对恋人：医生F与女导演N，以及诗人L和他的恋人。前一对仍是传统的，但从头至尾表现的是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及从传统失语桎梏中突围的努力；后一对则是“反传统”的，但仍无法脱离传统窠臼，诗人的千言万语都成了废话，最终归于沉默。再就是两对比较次要的、但同样深刻的情人：X和残疾人C，Z的叔叔和成为叛徒的女人，然后加上T和HJ（Z的同父异母弟弟）、T（或N）的父母、Z（或WR）的母亲与亡夫以及“我”在“写作之夜”的独白和自叙。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体系，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相当的理智和耐心才能理得清。作者似乎在考验读者：一个连这些人物关系都弄不清楚的人，休想清楚地把握书中的观念和哲学意义。史铁生在当代作家中是哲学素养最高的作家，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务虚笔记》之中。这使得他这部书绝不可能用一般消遣和欣赏的态度来读，而必须用全部的灵魂和心力去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