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和《动物凶猛》是理解王朔的“痞子文学”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尽管它们本身并没有过多地渲染和标榜那种油滑、玩世的生活态度，但它们清晰地表现了这种态度的来源，表明这种痞性不过是纯情的一种变样、一种极限和一种原型显露。根据王朔自己的分类，这两部作品属于用了心的比较严肃的作品，而另外一些被人视为典型的“痞子文学”的作品，如《顽主》《一点正经也没有》《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等等，却属于卖钱的或哗众取宠、主题先行的作品。尤其是《千万别把我当人》，是油腔滑调、痞里痞气的极致，也是王朔自己最不满意的作品，但在读者大众中声誉却最高。然而，说它完全是媚俗之作也是不公平的。尽管王朔说这篇小说他一开始就知道要写什么，但这个“什么”毕竟还是他长期积累不吐不快的东西，也是广大读者郁积于心的东西。所以这是一篇“解气”的作品，也是为大众解气的作品。但大众和一般评论家只看到作品的解气功能，而不去深究它为什么能解气。其实，王朔的人物不仅仅是痞，其主要人物往往都是很纯真的，纯真到像婴儿。王朔作品中充斥着看见皇帝什么也没穿并嚷嚷了出来的儿童，只不过这些儿童一边嚷嚷着，一边又假戏真做，狡黠奸猾地利用皇帝和不开窍的民众的愚昧去谋各人的私利，从这点说他们又更像为皇帝做“新衣”的那位老奸巨猾的裁缝。小说中，刘顺民、赵航宇、白度、孙国仁等都自认为是一些“梦醒者”，最大的梦醒者、儿童兼裁缝则是王朔本人。他们嘲弄和调侃的对象则是以唐元豹为代表的坛子胡同的居民。不过，这种调侃其实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调侃，“全总”（“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的玩家们与他们所调侃的民众并没有什么区别，全社会的人都处在互相调侃和人人自嘲的氛围之中。更重要的是，当这个社会中的人一旦意识到整个生活本身的喜剧或闹剧性质时，便会有一种回归儿童天真的轻松感，而将过去历来所受到的人性压抑束缚付之一笑，觉得自己现在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纯洁透明的，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觉得自己老练成熟、聪明乖巧、游刃有余、人莫予毒的得意。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有意的胡编乱造，应了老阿Q的一句话：要什么是什么。说的是男女老少四个痞子为了骗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或公司，据说宗旨是要弘扬国威，为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上挣回面子。他们千辛万苦找到了当年义和团义士的后裔、“大梦拳”传人唐元豹，给以现代化的系统训练，包括施行阉割手术，最后在“国际忍术大赛”上，唐元豹以自打耳光、自揭脸皮等一系列糟践自我、不把自己当人的手段而获得了世界冠军。小说的主题是明显的，甚至是过分直露的，它把严肃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都融入了玩笑，给当代人沉闷抑郁的情绪加上了轻松活泼的佐料，却并不显得低级庸俗。一般说来，王朔的作品虽受俗众欢迎，但并不是由于迎合了俗众的低级趣味；恰好相反，他能给俗众提供一种翻俗为雅的良好自我感，使人觉得心明眼亮、层次上浮、境界提高。看了小说，谁都不会愿意当那个傻乎乎的唐元豹，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把人家只是在口头上“弘扬”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实际运用了而已。他成了冤大头，并不是他的意愿，他是文化和传统观念的牺牲品。书中写到他在同意被阉割后接受催眠术测试，道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你是否一直暗暗希望做一个女人？”（催眠师在以西方变态心理学揣度唐元豹，其实完全不相干，中国女性化的男人是普遍的正常现象。）

“不，我说不上，也许有过，但不强烈。我不认为当一个女人是天大的好事，也不认为是件坏事。我没仔细权衡过。我不太关心我是个什么样子，无论是什么样子好与坏只能是给别人带来问题，我个人很少看到自己。”（最后一句有意思，这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别人着想、从不考虑自己的好人。）

“你对你目前作为一个男人的境遇感到满意吗？”

“我不能要求更好的境遇了。我不抱怨，一切理所应当。”

“什么理？”

“什么都是理，因而也什么都不必讲理。”（中国传统“理性主义”的实质正是如此，它决不是要寻求什么“规律”，而是压制情感冲动，对一切既成事实盲目地畏惧和遵循。）

“如果现在要你放弃你的男人身份你是否乐意？”

“我自己不动手，可以由别人代劳。我获得这个男人身份也是别人卖的力气，我是什么我没费过劲儿。”

“得来容易去也容易？”

“无所谓容易，更无所谓捍卫。没有什么可坚持的，因为没有一样儿是我自己的。”

“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意志？”

“包括一切，都是别人的功劳和别人的罪孽。我算什么？不就是你们眼睛里的一个活物儿，只要你们都闭上眼，我就不存在了。只有你们有反应，我才会感到自己在活着。只要你们高兴，我就会觉得自己活得特有价值。不要管我，让列宁同志先走。”（《千万别把我当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19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应当说，唐元豹这一番表白是带着自豪甚至出风头的情绪说出来的，正像一些劳模标兵在接受采访时惯常表现的那样。这些话根本不用催眠师来问，他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想问题和表现自己的，他的确是心口如一。当白度好心劝他逃走以免被阉割时，他毫不在乎地说：“您就当我是二分钱一个的鸡屁眼儿，贵贱不说。压根就不是个物儿——不值当操心我死活。”白度说：“你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回答是：“您千万别难过，我本来就不是个人。”“您以为我们因为您没仗义执言遭了灾灭了顶落得挺惨的是吧？不对，我们乐着呢。打小就没这么热闹过。什么叫穷人翻身？这就叫穷人翻身！……只要是观众喝彩、需要，咱们不挑角色——人生能得几回搏？”（第206页）

够刻薄的了。但仔细一想，可不就是这样！这正是在中国几乎人人都在争着自我标榜的那股“浩然之气”！难怪人们说中国文化“阴盛阳衰”，原来是有这股子“气”在把一个个男子汉的自我化解于无形，同时又使他们自认为这才是自己的“真精神”、“真性情”！王朔通过唐元豹这个形象揭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这一深刻秘密，这在当代作家中几乎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它的确使读者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问题是：这种反思似乎并没有结果。或者不如说，反思的结果在小说中是现成的：不做唐元豹，就成为刘顺明、赵航宇等等，不被别人玩就只有玩别人，不做传统文化的牺牲品，就做传统文化的主持人和鼓吹者，就去制造更多的牺牲品……

这实际上也就是王朔本人的态度，他与他笔下的“顽主”们实在就是一回事。他把整个事情看了个透，于是他“不挑角色”地“乐着”，嘲讽着，自嘲着，调侃着，嬉笑着。他同时扮演着牺牲者和鼓吹者的双重角色，他的作品其实就是在自打耳光、自揭脸皮，整个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在这个氛围中，提高就是沉沦，弘扬就是牺牲，赤诚就是奸猾，害人者正在害己。刘顺明就是另一个唐元豹，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一个是利用道德来实现痞性，一个是用最痞的方式来表现道德心和责任感。王朔本人则是兼而有之，他不知道哪一方更值得嘲笑。所以他告诉读者：什么都不可当真，只有这样，才能返回人的真心。但真心是什么？真心其实是“无”、“无心”。无心的人，如果抛开“宇宙即是我心”（王阳明）的大话、假话和空话，就只剩下肉体，而无心的肉体是什么呢？是痞。由此可见，王朔的“痞子文学”，其症结并不在于它“痞”，而在于这“痞”恰好被看作是人的真情、真心、本性或赤子之心，即“自然”的“纯情”，也就是一切文雅、高尚、文明的事物的根。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文明发展到过熟而变得虚伪的时代，就会发生一场“返璞归真”、即返回到痞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力图从痞的原始基础上重建文明，甚至历次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也是如此。然而不幸的是，每次重建的文明又只不过是以前文明的恢复，而没有本质上新的、有生命力的内容。西方也有“痞子文学”，如薄伽丘的《十日谈》到处充斥着人的本能的发泄；但其结果是导向个人的独立自主和对自己生存的自由掌握的，痞在此是独立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文明的新型文明的萌芽；王朔的痞则毫无新的希望，只能导致个人人格的消融和混世的麻木，导致在群体的互相虐待、讨好、献媚、出丑和自残中讨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用一个中国字来概括：“顽”。这个字有双重含义，一是愚顽不化，不开窍，不思进取，固执于顽劣本性；二是游戏，通“玩”，特别指玩世不恭的恶作剧（顽皮）。这两重含义其实是相通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从冥顽不化的动物变来的，在“人之初”即孩提时代，人最愚昧、也最好玩。这正是道家所崇尚和欣赏的生存状态，如老子说的“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这样，尽管王朔把中国文化嬉笑怒骂、畅快淋漓地揭了个底朝天，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王朔本人和读者（不管捧他的还是骂他的）都仍然陷在这个中国文化中无法自拔，也无法作进一步的反省。王朔所推出的一系列顽主绝不是什么新时代的新人，甚至也不是“多余的人”，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传统惰性的大众，是这个大众自身的内心形象（当然不见得人人都承认并认识到这一点），至少是他们内心隐藏的一面。这就可以说明王朔的读者面为什么如此之广了，他说出了大众的“心里话”，同时又使大众感到痛快和舒坦，觉得过动物式的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理想岂不更轻松，觉得这种生活态度自有一种超脱放达的魅力，有如老庄和禅的高超洒脱。这是一种巨大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它使最聪明、最深刻、最有个性的中国人都面临一种“看穿了却无路可走”的绝境，而且只要稍微松懈一下自己独立个性的执着，一个人就会不由自主甚至高高兴兴地加入这种群体的堕落中去。王朔表面上与这种堕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好像他是中性地、客观地、不动声色地在描述，好像他站在自己所设的圈套之外看别人钻来钻去，由此显出他独有的个性和创造力，但其实他是投入的、津津乐道的。他笔下的人物就是他自己。他不能把别人带出绝境正因为他自己陷在绝境之中。他最得意的正是他最虚弱的，他的调侃和玩世正说明他无法承担灵魂撕裂的痛苦。他刚刚触及本质便马上怕烫似的缩回到了温暖狭小的蜗壳之中。他正要表现出和鼓吹一下子人的原始生命力却又向古老的群体惰性投降，因为这种惰性既是他批判的又是他须臾离不了的。

但毕竟，王朔把世纪末中国人的灵魂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他向我们提出质问：“中国何来灵魂？一切痛苦、焦虑都来自肉体！”我们无言以对。我们宁可把这当作一句愤激之辞，而不惜走遍中国大地，去寻找中国人或许还在某个角落里隐藏着的灵魂。

于是就出现了张承志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