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事情自然而然地滑向了它应去的方向，直到**。在蜜月中，“我”和杜梅的眼光都是朝向过去的，“从不想未来，因为我们没有未来”（第27页）。未来应当是成熟、独立，这是他们不愿看见的，他们念念不忘的是人格尚未独立、只有一片依恋之情的儿童和少年时代。为了彻底将两个人合成一个，首先要排除“她们”的存在，“就当她们没出生过”（第28页）。事实上，他们这时唯愿世界上的人都死光，只剩下他们俩和一个卖烧饼的。现代观念又使他们连孩子也不打算要了，“就我们俩，一辈子，老了我侍候你。”“万一你死在我前头呢？”“那我就先毒死你，然后自己再死。”“我的天！”（第29页）其实这一点也不突兀，也决不是说笑话，顾城杀妻自杀就是这一逻辑的实现，杜梅后来也确实差点把“我”给杀了。但在此以前，杜梅对我的那股“粘乎劲儿”也的确感人。“那些天她几乎没日没夜地猴在我身上，即便是在睡梦中也紧紧抓住我。当我重新回单位上班，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第23页）她是像小孩子依恋大人一样依恋着“我”，但这种“小”的地位无形中使她拥有某种特权，即使在争吵中对方也得放让。社会也在教训“我”：“她还比你小好几岁呢”。（第51页）她自己说得更明白：“不过是耍点小性子，你就应该哄哄我，那我早就好了。”（第52页）“我”也认可了她这种态度：“我发现她这人像孩子一样情绪不稳”（第54页），并题写“制怒”二字“书赠杜梅小朋友共勉”（第55页）。她与他像孩子依赖大人一样整日形影不离，“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第56页）。她充分意识到自己“小”的地位和权利，能够随时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然而，对这种爱情观念的共同认可并不能避免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相反，它正是这种冲突的根源，它以无法抗拒的力量把一个潇洒自在的男子汉朝“妻管严”的路上赶。在夫妻关系中，只要一方把自己放在没有人格或人格不健全的小孩子的地位，另一方的人格也就无法不被侵蚀和一点点拆除。这种侵害所造成的怨恨使他们开始互相折磨，互相越来越不能容忍，最后终于导致为了“爱”的证实而不惜以性命相拼。

在一次斗嘴之后，杜梅趁“我”睡着的当儿把“我”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用刀架在“我”脖子上逼问：“你爱不爱我？”“我恨你！”“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了就说句真话吧。”“不爱不爱——不爱！”“你爱过我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杜梅仍然不死心，更用力地按着刀：

“说你爱我。”她命令道。

“我被割破了。”

“说你爱我！”残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

“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第116页）

当“我”后来被送进医院时，杜梅一边流泪，一边向别人解释：“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我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第118页）多么天真、纯洁的动机啊！这完全是她的真实想法。可是给别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再也无法弥补了。“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睥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第117—118页）

终于下决心真的离婚了。双方都清楚，对方是好人，是好得不能再好、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的好人，是自己唯一可能爱的人。分手前的那一番温情脉脉而又客客气气、互相检讨的对话，看了使人落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那么荒唐、悖理，但又是那么顺理成章，想要改变一个细节都不可能。小说在这里点了题：“过把瘾就死！”（第129页）这是一句痞得不能再痞了的话。什么叫“过把瘾就死”？就是说，爱情和死是连着的，爱就是要把人整死，不把人整死的爱不算是真正的爱，至少也要把对方变成活死人。所以杜梅说：“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因为一个残废的男人就可以让她任意折腾了，同时也证明了她的爱的程度。其实，中国的那些“妻管严”的丈夫们多少都已经是心理上的残疾人，是这种中国式的“爱情”的活证据和牺牲品。

从故事的完整性来看，小说在这里本可以结束了。但作者似乎意犹未尽，最后安排了一个与疯癫了的杜梅重新相遇和旧情复萌的场面。杜梅醒过来一见“我”，就把几个月前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全忘了，以为还在自己家中，仍然还像过去那样充满了对丈夫的深情，这使“我”无比感动。“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第135页）那一夜，“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那种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爱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种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第135—136页）那一夜，他使杜梅怀上了孕。

小说在这儿打住了。它的结尾淡淡的，却让读者陷入了更深的悲哀。杜梅说对了，她不是用刀，而是用巨大的情感力量把“我”变成了残废，而且这种残废还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种力量的确是不可抵御的，因为它不是外来强加的力量，而是中国人灵魂深处自发地涌动着、呼应着的力量。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结局看起来竟像一个“大团圆”。我们可以设想，故事如果再发展下去，无非是复婚，杜梅的疯病随之痊愈，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两口子经过这场折腾，都变老成了，不再成天吵嘴，女的成了贤妻良母，男的成了自愿的“妻管严”。一切都很正常，本来无事，就这么平安幸福地过下去……王朔当然还没有愚蠢到这一步，这样写肯定违背他的初衷，而且冲淡和模糊了小说的主题。但由这个观点来看，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尽管极为煽情，却仍然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作者本来以无人企及的细致和深刻写出了中国人的“纯情”逐步显露出“痞”的本相的必然过程，最后却又回过头来告诉人们：这“痞”其实不算什么，它还是纯情啊！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王朔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如此肆无忌惮地痞话连篇、痞性大发而决无一丝愧疚和难堪了。这是因为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纯情的表现，而且对中国人来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只有浅薄之徒才会把这种痞性与纯情对立起来，视为与人的纯洁的道德天性不相容的“堕落”、“变态”或“畸形”。其实纯情和痞在中国人灵魂的原点上就是一回事，也可以说，“人之初，性本痞”。回到原点就是回到未受教化的儿童状态，也就是回到原始痞性。根本就不用像张贤亮那样为这种痞性寻找什么文明的语言，那都是自欺欺人。相反，市井之徒的脏话、痞话本身就是纯粹本心的毫不矫饰的直接表达，正如阿Q的一声“我和你困觉”一样无比真诚和不做作。杜梅和“我”在“爱”字上所感到的困惑从这种观点来看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点也没有什么玄奥莫测的地方，因为这恰好说明了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爱。对于子虚乌有的东西，自然说不出口，而说不出口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中国人还没有成熟到配享受真正爱情的程度，他们的日常爱情都是“性欲+儿童心理”这样一种代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