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咨询行业里，王志纲工作室一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很多人听说过，但并不容易说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从地产到城市，从产业园区到区域合作，从企业战略到国家战略，这个团队就像一艘潜水艇，当人们还在回味这个案例的精彩时，却又猛然发现它在另外的领域浮出水面。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介绍我们的时候都不无困惑，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将近二十年前，我刚刚离开新华社，卷起裤脚奔向市场经济的大潮。有一天，一位堪称南中国读书最多的知识分子看到我给一些企业做的策划案，兴冲冲地找到我，说王志纲你给别的企业找定位，有没有给自己找定位？我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你知道美国的兰德吗？你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我礼貌地送别他。作为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从事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著名思想库何尝不是心存向往。但就那个时期来说，无论是中国的需求，还是个人的准备，都还没有到时候。当时正是市场经济在中国恢复并开始快速发展的时代，体制机制的不成熟造成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作为一个民间智力机构，也没有那么多大的课题交到我们手上。所以在后来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把目标设定为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
在欧美，战略思想库和商业咨询机构有着明显区别。战略思想库的代表是兰德、伦敦战略研究所,主要服务政府;商业咨询机构的代表是麦肯锡,主要服务市场。不同机构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使命。
拿美国来说，最初一批咨询公司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候一是流水线生产催生了科学管理的思想，二是整个经济步入萧条，需要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比如麦肯锡成立于1921年，他最初给别人教会计学，经济危机出现后帮助别人整理烂账，从事企业兼并、购买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企业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问题，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于是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成为咨询公司的代表。像兰德这样的战略思想库则诞生于二战期间，最初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作为美军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保密室(类似作战参谋部),二战结束后成为军工企业的研究发展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ions),缩写为RAND。战后大量军事工业转化成民用工业（比如计算机以及后来的互联网），军事服务业转化成了民用服务业，原来服务于军事战略的兰德就继续服务于国家安全以及一些发展趋势的研究。
毫无疑问，在美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机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咨询公司或战略机构长期持续地研究，使得美国在对外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军事领域上的决策都能够长远着眼，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反过来也是一样，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美国实力的支撑，麦肯锡也好，兰德也罢，也无法随着美国的企业或是政治军事力量把触角伸向全世界。
二十年前的中国，首先解决的还是解决自身的问题。我们作为一家从根子上就是体制外的智力机构，除了将根深深地扎进市场的土壤，也别无其他选择。这并非是迫于生存压力的无奈之举，相反却恰好锻炼了作为思想库的性格。因为真正的思想库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提供相应的对策，而不是纯粹理论研究的机构；第二，它必须要独立于政府、企业和利益集团之外，拥有独立的视角和超然的位置，因此才具备公信力。
即便作为一个长期活跃在市场前线的资深记者，站在岸上和下到海里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将近二十年的市场化生存之路，不仅让我们具备了丙方的实力，更让我们在实践中检验了知识，锻炼了方法论武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之路。
二十年的探索
过去的二十年，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见证并参与中国天翻地覆的过程。从自身来说，大概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03年之前的工作室，为人所熟知的是在地产领域的影响，虽然这个时候参与的茅台、昆明世博会等项目已经有后来从事企业和城市战略的雏形，但是主要工作还是在地产领域。
2001年的华南板块大盘之战是中国地产界前所未有的盛事，在一块方圆不过两万多亩的土地上聚集了南中国最有实力的八大发展商，其竞争之激烈、竞争规模之大、竞争水平之高至今无出其右者。在各路地产豪杰中，工作室同时担当两家发展商的总策划，当时几乎所有的地产行家和专业人士都对华南板块的前景表示悲观和怀疑。事后还是证实了我的判断，这场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工作室发展命运的商战过后，工作室再一次引领中国地产的发展潮流。
正是在地产行业一片高歌猛进的形势下，我做出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选择，开始从传统地产领域转向城市发展领域。其实，华南板块的胜利中已经蕴含了城市战略的判断。一个如此规模的大盘，如果不放在城市发展的背景中，如果不和政府跳好双人舞，如果不是把握住市场发展的大势，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2003年夏天，时任成都市长的李春城委托工作室为大成都未来5年的发展之路提供战略咨询，这是工作室参与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前奏。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启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课题蓦然摆在我们面前。从大北京到大上海，从华东到西南，随着此起彼伏的城市化浪潮，越来越多的城市乃至省级政府开始找到这家来自市场的策划机构。
战略需要时间的验证。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曾经走过的一个个城市和地区，不无欣慰地看到当年的战略判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做成都战略的时候，我们没有纠缠于成都是中心城市还是美食之都，而是站在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大格局下寻找成都的定位。站在整个中国城市竞争的版图上，东部三大城市圈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犹如一支强劲的长弓，而长江流域经济带则如一支利箭，张弓搭箭，确立了中国经济整体均衡发展的格局。决定这支箭的射程和威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弓，更在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支点。在城市中国这个引弦待发的格局上，幅员辽阔、发展滞后的西部亟需形成新的城市圈作为发力点！如果说中国城市经济的新格局是张弓搭箭的“3+1”，那么“3+1”格局中的“1”，只可能出现在西部！这是历史给予西部的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天时！那么放眼西部，在有可能竞争的种子选手中，谁能抢先一步、扮演“1”的角色呢？
重庆可谓得天时，拥有直辖市的政治优势，同时享有三峡工程建设带来的机遇，已经成为国家拉动西部经济增长的战略基地。西安占据地利，从来就是西北的中心，文化底蕴深厚，悠悠十三朝古都，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已提出争创“西部最佳”城市的发展目标战略。相比之下，成都并不占优，顶多能能占人和。它在软性资源上更胜一筹，作为天府之国，几千年来就是休闲城市，富饶闲适，山川秀美，文化底蕴独特，从来都是西部最大的消费城市。说实在的，在这场新三国演义中，成都的战略地位并不突出，但在这场战略突围之中，成都“大梦谁先觉”，勇于代言西部，按照中西部中心城市来制定战略。打出“休闲之都”的品牌，以三产带动二产。不仅没有耽误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反而因为重视环境，吸引来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
十年间，得益于成都领导班子对这一战略坚定不移的落实，成都在城市发展、城乡统筹、高新产业、文化产业、休闲旅游以及城市营销方面都做得风生水起。我们也一路深入参与了众多前沿课题的探索。2009年，成都重新审视发展战略目标，充分肯定了过去的发展成绩，并且开始在世界城市体系的格局中提出新的定位。
——再比如大北京，首都圈的打造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酝酿之后，为了真正实现世界城市的目标，也开始进入到更为实质性推进的阶段。行政的短板需要市场来补。无论是从国内外区域合作的经验，还是从现实运作的实践来看，都不难发现：区域合作的推进，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高度共识，更需要符合市场规律的操作来支持。翻开我们的案例库，几乎这个区域中的所有重要城市都赫然在列：从廊坊到张家口，从承德到保定，从秦皇岛到天津。因此，北京市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领导小组委托工作室进行首都圈战略研究也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沿边中国：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趋势，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置身其中，或者主动引领时代发展，或者被携裹着一路向前。开放使得中国接轨全球化，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完整意义上的开放包括“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在沿海快速发展的同时，沿边开放却是许多年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虽然一些地方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沿边开放区域合作，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效应无法与沿海开放相提并论。这是经济规律所致。之所以中国的沿海开放能够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沿海城市承接了世界产业转移的浪潮，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充当了世界加工厂的角色，以这样的角色嵌进世界经济体系。而在沿边开放区域，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到一定程度，与周边国家的互补性还没有体现出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沿边开放远远没有办法和沿海开放相提并论。
今天沿边的时机已经成熟。从国内的需求来看，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和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如果不解决均衡发展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就会脱节。所以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都是要解决东部和西部、东北和沿海差距拉大的问题。从国际需求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改变又一波世界产业转移浪潮兴起，沿边开放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如果说沿海开放开启了中国过去的三十年的话，沿边开放则将接过接力棒，成为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我从东部的黑河、绥芬河、丹东、珲春到西边的新疆，再到西南的西双版纳、红河以及广西的钦州和崇左等，走遍了这些边境城市，他们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热潮。
——还有诸如万达、泛海这样中国顶级的民营企业，在他们探索新领域的时候也找到我们。四年前，由王健林牵头的考察团北上长白山，南下云南，探索旅游开发的新模式。在跟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的会面中，我代表战略咨询方阐述了长白山整体开发的意义和价值，直接促进了项目的落定。而在后来云南的考察中，西双版纳、普洱、玉溪和昆明都拿出最好的资源，究竟该不该投，投在什么地方，这些向来谨慎的大佬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恰好此前半年，我们受西双版纳政府委托完成区域发展战略，不仅挖地三尺，而且走出国门，沿着湄公河，深入金三角，充分研究了未来西双版纳的发展价值，因此对这里的资源和未来的发展非常了解。几位投资者非常认同我们对西双版纳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认同这里的投资价值，决定拿下澜沧江边一块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出资两百亿打造国际级休闲目的地。经过了长白山和西双版纳的探索，这几家大企业的投资组合在旅游产业开发上开始大展拳脚，随后在福建武夷山、大连金石滩、武汉等若干地方攻城拔寨，用不了几年时间又将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者。
此次考察也给云南省方面很大的触动。事后听朋友说，陪同的省委领导在全省的会议上感慨，我们之前的招商方式往往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但是这一次亲眼目睹这些大企业的决策过程才明白，对于这些着眼长远的大项目来说，不仅要看到眼前的资源，更要看到未来发展的价值，而要能够深入挖掘清楚这些价值，把资源与市场发展的趋势相结合，把企业与地方的共赢方式说清楚，则非需要经过战略策划的过程不可。
……
从沿海到内地，从北国到南疆，哪里有难以解决的前沿课题，哪里就活跃着我们的小分队。每当我亲自奔赴前线或是收到各个队伍反馈回来的信息的时候，我都深深地感到：一个战略时代终于到来了，我们为这一天已经整整准备了10年；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告诉国人，规划之前是策划，我们还要用10年时间告诉国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战略。
时代的呼唤
2009年的年会上，我提出把工作室的目标从打造“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改成“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从商业思想库到战略思想库，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变，却经历了多年积累和磨练的过程。
思想库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战略地位密切相关。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智库，一方面跟他的政治决策方式有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走向全球，要对全球的趋势和动向进行研究和控制，所以它以咨询为前沿，在全世界推行他的体系。
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战略思想库的兴盛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到了一个关口：一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一边又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深刻转型；一边要应对国内出现的种种问题，一边又要面对国际发展环境的风云变幻。这些关系之间既相辅相成又存在着矛盾。打个比方，昨天的中国像是在长江和珠江里面的航船，那时候只要是“船老大”就行了。怎么叫船老大？左边有村庄，右面有庙宇，那他就基本上可以知道他在哪里了，可以操作船了。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珠江口、长江口，到了浩瀚的太平洋。这时候，东经、西经、南纬、北纬，如果没有一套现代意识，没有航海图、没有罗盘、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分工，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我们是不可能“挂云帆济沧海”的。这就要呼唤战略了。
对于中国而言，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中国正在从过去较为被动的全球化提升为更为主动的全球化，从过去产业层面的全球化提升为产业与资本相结合的全球化，从过去引进来为主的全球化提升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球化。
比如在非洲，中国的影响正在持续上升。由于中国给非洲的援助给非洲带来了“一种新选择”，中非合作为非洲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2006年的中非论坛上，非洲国家希望更多借鉴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经验，胡锦涛主席提出在非洲设立3-5家经济贸易合作区的设想。我们介入了其中一家毛里求斯经贸合作区发展战略的研究。
工作室团队两次赴毛里求斯，遍访毛国总统总理及各部大臣。在深入考察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境外合作区发展规律后递交的毛里求斯天利经贸合作区发展战略得到从毛里求斯朝野到中国商务部以及天利集团的高度认同。毛里求斯政府从这个被誉为打造“中国首家海外经济特区”的宏伟计划中看到了成为“非洲新加坡”的希望。2009年2月，胡锦涛主席将亚非五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放在毛里求斯。在会晤中，毛总统总理多次提到合作区。会后在发展中毛关系的五点建议中，胡主席明确指出加强发展经济贸易合作区，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全力支持。
再比如东南亚，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西南是闭塞的边陲；但是以全球化的眼光，尤其是区域一体化的眼光来看，西南则是前哨。如果我们的目光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将会发现中国并非只是东面临海的大陆国家，不拘泥于国界局限来看的话，西南是通往另一海洋的出口。今天东南亚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美国高调回归，缅甸、泰国的动**，都给这一区域带来不确定的因素。这一区域对于我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除了国家层面加强合作与沟通之外，有没有一些操作层面的抓手可以成为战略的地方，能够将合作落到实处，让联系更为紧密。
四年前，在做西双版纳战略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沿着昆曼大通道，南下老缅泰，认识到西双版纳的价值在于打通国内国外两个扇面，由此确定了“金三角枢纽、湄公河明珠”的战略定位。版纳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深耕版纳的企业也做得风生水起，不仅成为这一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者，甚至参与到老挝国家经济特区的开发之中。
三年前，我们参与广西北海、钦州以及崇左的城市发展战略，深入河内、西贡，沿着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深入考察越南，体会世界产业转移的又一波浪潮，梳理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过程中，在北部湾战略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城市应该所应该选择的发展路径。
2011年末，受到中工国际的邀请，我们又深入老挝首都万象，参与到为2012年亚欧首脑峰会所打造的国际中心项目中去。作为一家走出去多年的企业，中工在海外完成了众多的工程项目，承担了大量国家援助的任务，也与对象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时刻，中工希望探索出一条从单纯工程向复合投资转变的道路，整合国家资源，将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以及相关优惠政策整合到一起，为央企走出去探索一种新的模式。
放眼向洋看世界，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鼓舞下，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个体走出去，就像一支庞大的船队，有万吨巨轮，也有小帆板，他们的出发点不同，目标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有没有可能在一些先行者的带领下，形成一只只具有战斗力的舰队，让中国走出去走得更远更好。我们试图用亲身的经历、真实的案例来做出回答，这些仍然在探索中的答案，并不一定完善，却无比鲜活。
把目光拉回到国内，同样面临关键的转折。全球化初期中国以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嵌入全球体系，成为世界工厂。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这一基础正在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嵌入全球产业链低端的时候，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就因为成本的上升要被迫往高端走，无论日本，还是韩国或者台湾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由于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不断地从内地往沿海迁徙，一拨人走了有来一拨人，竟然将这一劳动力优势保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今天这个低成本终于不复存在：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使得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不再唾手可得，新一代的农民工子弟不愿意从事父辈的工作；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成本，今天在什邡、启东等很多地方爆发的矛盾正是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再认为经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还有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低成本的土地也不多了。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低迷伴随着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生。全球经济形式的恶化使得各种类型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而新的技术又将改变全球分工体系，制造业有回流本土靠近消费市场的趋势。这一切都在倒逼中国进行升级和转型。
首当其冲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过去三十年中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家、个体创业者作为微观经济运行的主体，走出了一条涓涓细流汇成江河的壮丽诗篇。如今，由民营企业创造的生产总值已经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而民营企业所解决的就业更是高达80%以上，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今天后发优势正在消失，简单的发展模式就能带来快速增长的奇迹难再，不升级难以继续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当年那一批为改变命运而奋勇前行的创业一代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功成名就，当最初的目标已经实现之后，企业做下去的动力在哪里？当财富的增长与幸福感的增加并不成正比的时候，做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在日益严峻的外部竞争环境和逐渐消磨的创业**双重夹击之下，众多企业家陷入内心的焦灼之中。除了一小部分明星企业家之外，大量多半从事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家缺少主流社会的关注和认同，他们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有了傲人的财富，却因为缺少精神的皈依而倍感困惑。他们涌向商学院，但这样的问题不是商学院能够回答；他们拜倒在各路神仙之下，但飘渺的宗教目标仍然难以解决此世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以这个群体为对象的培训行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生长起来。
思八达是这一培训行业的代表。在众多培训机构专注于技能培训的时候，思八达发现这些企业家精神领域的困惑。专注于心灵辅导的智慧系列课程受到众多中小企业家的追捧。由于缺乏终极目标，企业家对于经营企业缺乏坚定的信仰，当企业只是实现财富的手段之一，那么什么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就成为众人追求的对象。而一旦大势走低，他也缺乏深入研究，挖掘市场空缺的耐心和毅力。对于这样的企业家来说，即使财富仍在积聚，地位依旧隆盛，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变老。而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临，他的反应也开始迟缓。
中国的草根企业家们在真正实现从小草成长成为大树的目标之前，势必面临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拷问：做企业的真正动力在哪里？这如同一个世纪以前韦伯的命题。西方中世纪之前，对于工商从业者的蔑视也与东方无异。正是宗教改革把上帝的天命与此世的追求相结合，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重构。
这一群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真问题是什么，如何引导这一群体，如何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与困惑，不仅对于他们很重要，对于他们的企业能否真正成长壮大也很重要，甚至往远了说，这样一批民营经济的主体能否完成一次蜕变，从无意识的拼搏奋斗到有意识的理想追求，对于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国富民强，可持续发展也很重要。也正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工作室与思八达的合作，以及与思八达所凝聚起来的这个群体的合作也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还有产业园区的转型。高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二十多年来在带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其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政策驱动阶段，以税收、土地等优惠吸引国内外企业入驻；土地驱动阶段，主要通过土地配比、城市配套建设等吸引和支持企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前两个驱动源的能量即将释放完全，高新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驱动自身并推动城市的发展？
大庆高新区可能会成为高新科技园区探索新发展路径的一个代表。它的特殊意义不在于它的体量，而是因为它的思路和模式——真正通过高新区的战略找到与城市战略的结合点，从高新区整体战略到产业推进策略，从经开区战略再到企业孵化战略，完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演进的过程。在完成整体战略和产业推进战略之后，大庆高新区再委托工作室和长城战略研究所完成100家重点企业的发展战略调查和发展策略建议。希望通过探索一条从传统的“送政策、送土地”到“送智慧、送战略”的创新道路，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推动企业跨越式成长，从而培育和孵化出一批国家级、世界级企业，为大庆转型提供动力引擎，为中国城市发展探索新的模式。这不仅是大庆高新区的创举，在全国高新区发展史上也极具创新性。这种发展理念和支持模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国家科技部等各方的高度关注。
……
今天中国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在如此短促的时期内发生，这是在稳定发展时期内的观察者难以想象的丰富体验，也爆发出对于战略的巨大需求。感谢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面对一个个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时代命题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机会频生而又扑朔迷离的时代里，如果不借助科学的方法，人们的认识往往会陷入迷途。
时代在呼唤更多的战略研究机构。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与世界更深度的交锋势必催生更多战略研究机构，而中国未来的发展要走得更合理，更少弯路无疑也离不开更多的战略研究机构的工作。
迎接战略时代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想起那位跟我讲兰德的朋友，今天的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未来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战略研究机构？
今天中国的准战略思想库主要有三种类,其一是政府主导的思想库,例如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二是大学主导的思想库,例如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其三，还有一些企业自己的战略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有各自的优缺点。比如政府在政策研究方面经验丰富，但是立场决定了他会受到领导的影响；学校在理论研究上功底深厚，但是在实践经验上的缺乏却使得其解决方案往往缺乏操作性；还有企业的研究，应该来说在专业领域上是有广阔的前景，但是目前还没有多少企业能够真正组建自己的战略研究机构。
未来中国需要需要能够在这几个领域之间能够打通的战略机构。用工作室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纵横官、产、学，打通学、术、道”。这句话的口气听起来很大，但确实是一个合格的战略咨询机构对自己的要求。
术是实践,也就是知其然,解决客户需要的;学是理论,也就是知其所以然，解决客观上可能的。在实际工作中学重要还是术重要是很难说的。我们策划可能从“学”开始,也可能从“术”开始。但是真正困难的就是在学与术之间形成互动，也就是道的过程。我们自身的探索首先是从学到术，作为曾经传统体制之中的知识分子，我带领团队去经受产业领域中市场的考验，复合地产、大盘地产、城市运营商这些理论对企业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当我们把这些时间变成《大盘时代》、《城市中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在向着学的回归，今天工作室已经对市县政府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对省级政府的影响也已经开始。再下一个十年,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法、研究模式、重要理论,有自己的专著,就像《国家竞争优势》，成为世界研究中国和中国研究世界的理论武器和现实案例。
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空洞的理论,实践若不以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工作室的“道”就是在学与术之间起舞,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穿梭。这对于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合格的策划人,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理论,由理论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成熟。一个合格的战略机构也要经历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和现实检验才能够承担起战略研究的使命。
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战略思想库，一定会带有东方智慧思维的特征，也一定会与中国发展的阶段和实际相结合，提出可以实现的发展路径。
在东西方思维的对比中，通常会认为西方思维是分类式，而东方智慧是综合的。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分类的好处在于可以条分缕析，不断细分，不断专业化；而东方的往往看起来是整体的，笼统的。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正在发生转变，正在重新认识系统的、综合的方法的价值。
这正是工作室独到的地方。曾经在与国外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对方往往在交流的时候感慨，他们既得益于强大的数据库，也受制于数据库。有些创新的思路也很难得到系统的支持，因为这种综合分析各种信息之后的突破和高屋建瓴在数据上，在模型上不一定能得到验证。而正是这种“穿越魔方”的工作方法使得工作室攻克了不少常规方式难以解决难题，成为我们屡试不爽，于没有路的地方开出路来的“秘密武器”。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更多是从经济体量上而言的，未来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贡献更多的思路和思想，才能无愧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积淀。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已成为西方各个思想库的必修课，对于数百年西风东渐的中国来说，重估自身思想的价值，并以此作为全球竞争的支点则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命题。
放眼未来，前方的道路还很长。战略的研究和制定是一个发现规律的过程，更是一个承认规律的过程。发现规律并不容易，而承认规律则更难。有的时候并不是不懂，而是因为“屁股指挥脑袋”，不愿意承认。这无疑会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只有完成这一变革，中国才会更具竞争力。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不少政府和决策机构认识到原有决策方式的局限，而开始了新决策方式的探索。其中就包括尊重市场的力量，尊重科学的方法，至少按照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和发现规律。毋庸讳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开明决策者的存在，我们作为一个来自市场的战略咨询机构，才有可能参与到许多城市与区域乃至国家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之中去。
过去十几年里，我们不断地把实践总结出来，贡献给大家。很多人也在关心我们这两年又有哪些方面的探索。一个机构能力再大所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而今天中国需要以一种科学的方法、合理的战略思维去处理的问题太多。因此我们一直试图把我们的探索和方法和盘托出，希望能够对于别人有所启发。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也是基于这样的目的。相比起来，这本书与之前的书籍有所不同：其一是时间上的跨度：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总量突飞猛进，一批企业从几千万到几十亿几百亿的规模，一批城市从偏安一隅走向世界级城市，从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些规律；其二是领域上的跨度，它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城市，而是涉及六大领域：国家战略、地产战略、城市战略、区域战略、产业战略以及企业战略。这六大领域如同一个六面体，每一个战略的制定，都需要在这个六面空间中碰撞，最后才能得到一个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战略，跟六面之间已经形成牵丝挂网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坐标系，而是多维坐标。每一个面的内容都与其它面的战略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同领域之间的穿越才拓展了原来的视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战略时代。它呼唤决断的勇气，同时也需要科学的方法。无论如何，未来中国向何处去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也需要有更新的思路与方法去发现突破性的解决之道。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家战略咨询机构孜孜以求的目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探索，通过把这一过程中的思考与收获跟大家分享，来对更大范围内的发展有所帮助。如果真的或多或少能够有助于此，那么也就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所给予我们的诸多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