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书吏的艺术形象是个盘腿而坐的人，书写工具摆在膝上，随时准备着接到命令就行动。而古典时代的书吏也同样一直处于活动之中：他们是职员而非官员。我们永不会发现任何古代的办公楼或者书桌。说起来令人惊讶，当古代行政管理部门需要一个隐喻性的名称时，被选中的不是笨重的家具，而是书吏的便携式手提袋(scrinium)。行政管理是围绕人运转的，而非围绕地点或者建筑，也不是围绕文档，尽管有那些堆积如山的纸草。
文档被存放于档案室中，经过考古挖掘部分档案室已重见天日。然而，纸张可能保存下来，文件柜、索引卡片、参考编号以及注册表格等却不可能。罗马人汇集文档的方法是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或者按字母顺序粘贴在一起，其中按字母顺序的方法虽然很方便，但绝非惯常的方法。他们偶尔会利用抄本(codex)[23]以书籍形式介绍文档，但对于需要经常参考的真正重要文档而言，较好的选择是建立文档保管处，罗马人对此却并不知晓。纸草文档存放在档案室中，但众所周知，多数情况下纸草的保存状况并不好。那为什么不在乎这些呢？因为在档案室的形成过程中，对库存文档的检索并非特别重要的考量。在检查某一特别税的收取或者执行某决定的过程中，税收摊派通知、来自指挥官的信函、缴税收据、出生登记等只会用到一次。有可能会有第二次使用文档的要求，但多半只是全部文档中的一小部分会被再度浏览。对一件文档的查看可谓相当严肃的事情。比如一位向哈德良请愿的人(在铭文中)称：“为此，虔诚而仁慈的恺撒命令：如你父亲所愿，交给我一份你的记录(commentarii)抄件。”行政管理过程是一种恩惠、一种特权、一种奇迹，这就是为什么在此类只记录碑铭买主引以为傲事物的文档中，这些对我们而言相当无聊的细节会被全文照录。因此，这篇(铭文)实际上保存下了哈德良下达给自己秘书的命令：“斯塔西穆斯(Stasimus)，达佩尼斯(Dapenis)，请发布记录文件中的决定或者意见(edite ex forma)。”认证是个大问题，该问题从未完全解决，不过这也有助于防止过度依赖文档的权威性。带有皇帝私章的戒指，即“印戒”(sardonychus)一词，成了“宫廷内府部门”的称谓(参见例, ILS 1677)，不过常常有传闻称皇帝印戒已落入未经授权的官宦手中。皇帝会利用法典，但大多为很简单的法典。滥用公职系统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确保仅仅是数量有限的人拥有官方特许，有权要求款待和服务。文件分发是另一个大问题。虽然具有通讯的效率，但系统交换文档信息的困难程度对于我们来说，是极难想象的。图拉真皇帝在一封写给普林尼的信函中做出了一些有关行政管理的重要指示，但这些信息在临近的亚细亚[24]都不为人知，更遑论下日耳曼尼亚(Germania Inferior)地区了。这大概也是普林尼的后人公开其信件的真实原因之一。这样的困难无疑会成为建立单一帝国行政系统的严重阻碍。
文档一旦被收存，就基本上没有了用处。政府的行动不可能以如此不可靠的基础来支撑。存档是连续和稳定的象征，但并不是为了经常使用。公元192年罗马的大火灾难可谓对这一真相的极好诠释，帕拉丁山(Palatine)上的中央皇家档案馆在火灾中被彻底焚毁。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马政府的活动因此受到什么干扰，然而这一事故却被视为罗马权威即将衰减的标志，毕竟这些文档乃罗马权威的体现。这种没落先兆的显现，时间上与《路加福音》开头将户籍登记和罗马的普遍统治关联在一起相距并不算太遥远。
另一场著名的大火并不是事故，它发生于公元69年的内战期间，大火毁掉了卡皮托林山上的3000块刻字板。但此事的善后却跟前述192年的大火形成鲜明对比：韦帕芗皇帝下令，只要能发现被毁文档的其他版本，则务必将其重新刻写保存。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国家的文档还包括石头、青铜和木材上的文字，而且在执政的艺术中，这些文字的重要性恐怕胜过那些堆积在尘封档案室中的文档。古代世界拥有其独特的碑铭文化，若不如此，则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对其制度的看法，将会是另一番模样。若论勒石记录官方文本的热情程度，希腊古典时代的雅典曾是一个例外。在整个希腊化时代，这样的重要政府活动成为普遍做法，其影响所及的罗马也顺理成章接受了这种做法。镌刻于石头上的决议显得更具有永久性，何况它们的旁边就铭刻着其他深受敬重与欢迎的法规。加之它们所矗立之地充满了宗教、政治或者情感色彩，这些都使铭刻的记录决议得到了无尽的彰显。这里仅举一例：给予退役辅助军战士的公民权所包含的特权多达数百条，它们首先被钉在“罗马人民对友人之善意”圣殿中，这里是罗马的心脏，位于高高的卡皮托区(Capitol)，[25]此举有力地展现了罗马与其忠心臣属之间的关系。有关特权或者荣誉，甚至有关历史或者哲学的文字都可以成为自豪炫耀的资本，即便对那些读不懂它们的人也同样有效。这里所说关于哲学的文字虽然少见，但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实例。有零星证据能证明这些铭文是公众的信息之源，比如据称有僭主玩弄诡计，将残暴的法律悬挂在民众无法看清楚之处。后面的事实颇有启发性：有时颁布的罗马法律会附带条款，规定法律文本必须定期被大声朗读。我们于是可以同样设想这样一个时刻：传令官、使臣或者行政官员总是先向城市宣读皇帝的信函，如此场景自有其效能，铭刻信函是城市表达感激之情与爱戴之心的一种象征，也表明这种措施的永久性质。
将一份文档保存于档案室与此并无太大区别。存放这些记录的地点可能是有名的神庙，比如在罗马，死亡登记就保存在丧葬女神的园林中。罗马城的主档案馆高居于广场之上，为卡皮托林圣山上辉煌壮丽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一座意大利城镇发现了一篇碑铭，其文本将不易保存的文档与公共铭文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保存文字的目的表达得淋漓尽致。该文本有页数，每一节还带有标题。整个文本是城市议事会记录的一部分，内容涉及当时表达尊崇的议题。实际上，作为仪典的一部分，会议记录本身有些脱离实际，而且这是有意为之的。似乎在每年奥古斯都生日的官方活动上，会正式发布一份新名册。保存此类记录基本上跟未来的实用性无关。
如果我们需要如此理解古代社会的记录保存活动，那么下面的结论就开始变得清晰了，即在古代世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僚制度，也没有“行政艺术”这回事，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奇。政府活动所涉及的事情无须专门培训。例如，速记员这一行业确实得到了发展，但了解以下事实更具启发性：在罗马，速记员与两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相关联，即西塞罗的秘书提罗(Tiro)与贺拉斯的庇护人梅塞纳斯(Maecenas)。而更重要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有关计算与税收的纸草，古代世界却没有系统的计数知识，也没有算术概念。由于受制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计数系统，簿记方式一直十分原始。考虑到古代穷人的生活所需微乎其微，纸草与碑铭上的计算准确度却还如此之低，着实令人惊讶。一名行政管理者所必需的素质除了忠心与正直之外，还有“文学”(litterae)，这是古代文化教育的全部内涵。小普林尼(Ep. 1. 10. 9)的事迹可谓这一论题的最佳说明。担任罗马金库长官时，他必须花时间处理最为平凡的常规行政事务，他的工作“极端缺乏文化气息”——但他依然用“文学”这个字眼对之进行描述。
行政管理即是“文学”，这种观点是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使我们最终能够对罗马的行政管理具有更为积极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奥登想象中的无聊职员的“粉红色公文纸”，这有点可悲。前面已经强调过，古代政府关注战争、司法以及私人财产的管理。这种意识之所以一直流行，原因在于古代文明中一向最为显著的要素——贵族文学教育。自荷马以来，民众的领袖、正义的法官，还有公正的主人就是理想的典范。照希罗多德的说法，米底人(Median)以及后来波斯人的王权的起源很简单，那就是迪奥塞斯(Deioces)[26]的判案能力对于维护社会公正至关重要。执政的艺术跟古代精英们自身所关注的其他“技巧”(technai)与“艺术”(artes)并没有区别。首先是修辞学，这门技艺统摄了我们所知的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门类。辩才是古代行政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罗马皇帝本人总是以书信或演讲等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把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倾听类似的古代文学化的作品当中。罗马政府的各类公告所表达的概括与原则并非一种连贯的思想，也算不上关于帝国政策的启示，它们只是些有关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的老生常谈——以一种文学作文的形式适当地表现出来。想参与此类作文活动殊非易事。事实上，在正规的智识要求方面，罗马行政管理精英们与中国的体制所要求的没有多大的区别。
负责公共服务的建筑师维特鲁维乌斯(Vitruvius)撰文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提供常规的哲学与技术/艺术教育，从而使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斐罗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讥笑一名不太走运的皇家被释奴，认为此人失败的原因在于文学造诣不足：“克勒尔，一位技术型的书本作家，合格的皇帝秘书，但尚欠优雅。”文化是社会成功的标志，也往往是社会成功的阶梯，对奴隶和被释奴而言如此，对骑士和元老亦复如此。高层长官们固然沉溺于文化爱好，但在罗马行政管理的任何阶层，我们没有发现施行某种“真正”行政管理活动的官员。
罗马将帝国之内的精英们纳入自己的政府，首先是希腊的知识精英。前面已强调过此举的重要性。如果操希腊语者与讲拉丁语者不是在事实上已共享一种文化遗产，则此举也将付之阙如。因此，古代世界政府最为复杂的时期亦是我们称之为“第二智者学派”(the Second Sophistic)的文化高度繁荣之时，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支撑古代政府的贵族理想同样也要求统治者一方支付巨额费用。吉本[27]对安东尼王朝黄金时代的罗马世界有着著名的描写，其他人也有很多相似的描述，内容便源自这里。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帕拉斯(Pallas)的巨大陵墓、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哈德良之墙(Hadrian’s Wall)[28]、皇帝在罗马以及城市上层人物在数以百计帝国城市中兴建的众多宏伟建筑，所有这些都属于帝国本身赖以维持的伟大“艺术”。控制着古代世界资源的人之中，有着捐助、竞争与声望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这一现象贯穿了整个古代史，从古风时代的希腊城市贵族到罗马的皇帝们，概莫能外。这些互动关系囊括了古代文化活动的全部范围，从建筑与实用性房屋到各种赞助和庇护活动，赞助与庇护的对象除了文学、音乐与绘画，还有马戏团与竞技场的各种娱乐活动，其他还有几乎包含了全套此类表现形式的宗教节庆活动。古代社会这极具特色的一面产生了一种精英与城市民众间独一无二的联系纽带，这种纽带将希腊世界与罗马世界稳定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不幸的是，古代文化从未消除自身的不稳定伴生物——战争。最终，黩武的一面成为主导。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书吏、主教、地方总督甚至皇帝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战士。至此，古代世界的终结便近在眼前了。因此，罗马统治的首度严重危机时期正是公元3世纪的“文化荒漠”时期，这同样绝非偶然。当然，如果说这两者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结果，又过于草率了。
延伸阅读：
基本读物是F. Millar的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London, 1977），它不仅涉及元首扮演的角色，也介绍了罗马行政的诸多方面。关于城邦体制，M.I. Finley的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1983）富于启发性且十分有趣，但它对罗马城本身的介绍并不可靠；关于公民权问题，A.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 2（Ocford, 1973）仍是基本读物。关于希腊世界，见A.H.M. Jones的The Greek City（Oxford, 1940）；关于意大利则请参见W. Eck的Di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Italiens（Munich, 1979）。在论城镇地位方面，F. Abbott and A.C. Johnson的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Princeton, 1926）仍然非常有用。关于行省和行省管辖权（imperium）的定义，见A. Lintott的Greece & Rome 28（1981），53f.。关于行省总督法令，见G. Burton, JRS 65（1975），第926页。关于论述帝国运作模式、补充本书的材料可在P. Garnsey和R.P. Saller的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London, 1987）的第二章“无官僚主义特征的行政管理”中查阅。
在军事方面，R. MacMullen的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Harvard, 1963）十分重要；还可参见L. Keppie的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London, 1984）和J.B. Campbell的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Oxford, 1984）；关于元首的军事决策，见F. Milar的Britannia 13（1982），1f.。关于贸易管理（praefecti fabrum），见B. Dobson的Britain and Rome（B. Dobson and M.G. Jarrett编, Kendal, 1966），61f.。关于非职业将领，见J.B. Campbell, JRS 65（1975），11f.。
关于公有奴隶，见L.Halkin的Les ésclaves publics chez lesromains（Liége, 1897）；关于仆役（apparitores），见N. Purcell的PBSR 51（1983），125f.。关于皇室家庭，见A.M. Duff的Freedmen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Oxford, 1926）及P.R.C. Weaver的Familia Caesaris（Cambridge, 1972）。关于帝国市政服务的引述见P.A. Brunt, JRS 65（1975），124f., 该文提出了罗马治下埃及的行政官员们并无专门任职资格的假说。关于骑士阶层中的法官，H.G. Pfaum在Les procurateurs équestres（Paris, 1972）一书中展示了其里程碑式研究的成果。关于官职升迁的原因，见R.P. Saller的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Cambridge, 1982），第2—3章，该书有力地反驳了升迁主要依靠业绩的看法。关于官职以外的社会地位〔理解恺撒家族（familia Caesaris）的关键〕，见G. Burton, JRS 67（1977），162f.。关于信差的史料引用见Weaver, cit.。
关于法律，见J. Crook的Law and Life of Rome（London, 1967）及A.N. Sherwin-White的Roman Society and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Oxford, 1963）。对帝国财政的详细研究见P.A. Brunt, JRS 71（1981），161f.。关于猪的看法引自N. de Lange的Jewish Attitudes to the Roman Empire，载于P. Garnsey and C. Whittaker编辑的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1978），255页。关于古代行省臣民的悲惨生活状况见R. MacMullen的Roman Social Relations（Yale, 1974）。关于赏赐和依附关系，见P. Veyne的Bread and Games [29]（Le Pain et le cirque（Paris, 1976）的英文版）。
关于罗马治下的埃及，A.K. Bowman的Egypt after the Pharaohs（London, 1986）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关于档案和官方记录，见E. Posner的Archivew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Mass., 1972）。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见G.E.M.de Ste. Croix的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London, 1981），他（在书中第503页）把帝国统治者们的行为同吸血蝙蝠的相提并论。
[1]即塞维鲁(Severan)王朝。——译注
[2]此话不确，中间有一年多(公元217—218)的马克里努斯(Macrinus)当政时期。——译注
[3]在位时间为公元69—79年。——译注
[4]在位时间为公元81—96年。——译注
[5]意指旧贵族基本被杀绝，意大利城市的自治权也基本被取消。——译注
[6]在位时间为公元138—161年。
[7]在位时间为公元180—193年。
[8]即马可·奥勒留。——译注
[9]通行和合本《圣经》的译文：“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Luke 2:1)——译注
[10]本书讲述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伦娜(即后来发现“真十字架”的圣海伦娜)皈依基督教的历程。用在这里似乎时间上略有错位。——译注
[11]白厅(Whitehall)是伦敦中部的一条重要街道，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附近是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译注
[12]唯一归元老院行省总督控制的军团是阿非利加省的第三奥古斯塔(III Augusta)军团。——译注
[13]指总督为前任执政官的行省。后面的“前大法官总督”的含义与此类似，指卸任大法官出任的行省总督。一般情况下如无特别强调，“前执政官”与“前大法官”都直接译为“总督”。——译注
[14]活动于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译注
[15]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284—305年。后文(第17章)称在位时间为公元284—306年。——译注
[16]“统治权”(imperium)原意为最高权力、军事指挥权，其拥有者为罗马共和时期的“统帅”(imperator)或独裁官。“统帅”一词后来演变为“皇帝”一词，由此“统治权”也成了“帝国”(empire)的词源。——译注
[17]这里显然是反驳吉本以来某些学者的传统说法。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的盛世时期，一个人可以从帝国腹地走到北部边境，一路上遇不到一个士兵。——译注
[18]奥古斯都之妻。——译注
[19]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Octavia)与安东尼之女，奥古斯都的继子德鲁苏斯之妻，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之母。——译注
[20]指奴隶与被释奴。——译注
[21]犹太人认为哺乳动物中只有反刍并有分蹄者(例如牛羊)才是洁净可食的，猪是不洁的。——译注
[22]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译注
[23]这里指类似于现代书籍的翻页式文本，区别于传统的卷轴式(scroll)文本。——译注
[24]指小亚细亚地区，靠近普林尼担任总督的比提尼亚(Bithynia)省。——译注
[25]即卡皮托林山，罗马起源地七丘的主丘，上有罗马主神庙宇。——译注
[26]希罗多德笔下的米底首任国王，因为断案公正无私而被米底人拥立为王。——译注
[27]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n,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其代表作。——译注
[28]亦有“哈德良长城”之译。——译注
[29] 该著作英文版实际为Bread and Circuses, 1990年，Viking Adult。——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