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AAA”是欧阳的一个杰作。在开盘销售不多日,这栋深圳眼下耀眼的地产“标王”花园封顶时,欧阳电话里告诉我,他让公司里的人买了上万元各种鞭炮,并连成长长的炮鞭,从七十多米的楼顶一直挂到地面,然后齐鸣……“那天整个龙华区的人都来看我们‘美丽AAA’,太热闹了!”欧阳用“美丽AAA”的空前成功,又一次将自己送进了中国地产界的几大霸主之列。2005年7月26日他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房地产‘双星’表彰大会”,在此次会上欧阳荣获了国家建设部等几个单位颁发的“双星奖”。深圳地产界获此殊荣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人称“中国房地产老大”的万科老董事长王石先生。论起王石,欧阳的眼里有种闪光,他说他很敬佩王石先生,也曾经在从事房地产事业的初始时十分敬畏地请求王石先生接见过。但仅仅几年时间,“学生”则与“老师”同台一起接受“双星”大奖,这也许是欧阳和王石都不曾想到的。欧阳几次跟我说过,他说他在经商方面特别是在房地产方面仍然是个新兵,很多地产界的前辈都是他终身学习的榜样。
不管欧阳如何谦虚,有一点可以不用争议:现今他本身也算是中国房地产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深圳、东莞、武汉、北京……都有他规模越来越大的项目在崛起和拓展,其事业可以用“蒸蒸日上”和“如日中天”来形容并不为过。有钱人容易引起人们关注,有太多钱的人更容易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现在学界在议论中国大亨时常常抛出一种“原罪”之说,就是说,中国的有钱人不像西方的贵族是出于家族的承传,也不像美国的比尔·盖茨等靠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和营销本领获得巨额财富,中国的大亨通常是“暴发户”。而这样的“暴发户”在原始积累时通常是有“原罪”的,即他们在资本积累初级阶段,一般情况下是有违法乱纪的犯罪色彩。记得媒体报道过浙江省有关法制部门还专门为保障民营经济领袖人物们的政治地位,特意作出过类似“豁免”曾经有过劣迹的民营企业家们的专门的司法条例。
但我知道,中国的不少国民仍然对一夜间突然暴富的人有种心理上的蔑视,通常认为钱赚得越多的人其“罪恶”也越大。
我知道欧阳在部队时,是位全军先进连队的连长,立过功、嘉过奖的我党我军好干部。但现在他富了,富得特别快,很多人用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艰苦创业时间,他却才用了几年时间,他的“原罪”是否更加巨大?更加恶劣?是否“罪大恶极”?
是战友,我就要让他吐个清楚,以便向我的读者交待。
欧阳一听我的问话,有些张口结舌:我、我……这对你写书很重要吗?
当然,而且十分重要。我直逼他的要害,如此回答他。
那行吧。你一定要问,我们就约个时间,我彻彻底底地向你坦白。他后来说。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党的一贯政策。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也是赞同这一政策的。谁让你们太有钱了!有钱多风光!太风光的人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这才符合文明社会的民主意识。欧阳也不例外。
读书人大概都曾读过“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语。而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切罪恶都源于资本的产生”。中外哲人告诉我们一个人类的基本定律:当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都是善良的,无邪的,但当他们开始有欲念的时候,特别是积聚财富和物质资本时,罪恶也许从此开始。
欧阳的“原罪”是什么?
那天欧阳被我逼得无处躲藏,似乎很胆战心惊地与我商量:能再上一次我老家去吗?
为什么?我有些不明白。
因为我欧阳是从那块土地上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的,在那个地方我说自己的事时不会有任何顾忌。可在深圳——尽管这里很繁华、很富有,但有时我感觉它又很肮脏……欧阳的这句话决定了我再一次随他远行湖北——那一刻,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
我想到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我想知道今日的“深圳基督山伯爵”是不是也有一个深藏在遥远海岸的“基督山小岛”,那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让欧阳暴富的神秘“宝窟”?
“有啊!”欧阳一听我的奇思,很是得意道。
“走,今夜出发!”我一听更加来劲。那天欧阳甩下深圳日理万机的事,潇潇洒洒与我一同飞抵武汉,再达孝感,可临到老家云梦时,他让前来迎接我们的车子在一个岔道口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上汉川去!”
欧阳第二次带我上他的故乡时并没有回他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子,而是到了距云梦县隔蒲镇小阳小郑村一百多里外的汉川市文李台村……
落日西斜,一缕血色晚霞披洒在炊烟四起的乡野。远远望着那片黑压压的村庄,欧阳有些激动,我也十分激动——因为在我出生的苏南,这样的大村庄是不曾有的,而且保持了中国传统样式的村落现在更少了。地处中原的文李台村依旧完整地保留了这种原生状态,绵延几里长的村子很像一个集镇。沿着那条可以开动汽车的村落大道缓缓而行,可见不少村民们自己开的各式各样小卖部和露天摆放的日用品小摊铺,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追随在我们的车子后面,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在农村干活时拖拉机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文李台村确实有种神秘之感,大道两侧依旧保留的许多百年老房,它清楚地告诉我这个村落曾经的辉煌。如今的文李台村虽然没有一条能够可以全程进得了大汽车的通道,但井井有条、交叉纵横的一条条巷道可以延伸到村落的每一个角落,这使得文李台村更具“城镇”特色。欧阳告诉我,文李台村最热闹的时候有过上万人口。“一个村庄上,有三个大队,你说大不大?”难怪,这也许是我见过的中国最大的一个村庄。而就在这个村庄上,我们的“深圳基督山伯爵”欧阳却有一段影响他一生命运的传奇经历——
欧阳七岁那年,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但生来懂事的他,却知道了一件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的事:一日,母亲长叹了一声后,拍拍残留在双膝上的灰末,站起身把二儿子欧阳祥山拉到自己身边,说:花子,你把哥哥的那件衣服换上,一会儿娘送你上姐姐家去。小欧阳以为自己听错了,瞪圆了一双小眼睛,疑惑地看着母亲愣了半晌。
这孩子,傻了啊?母亲有些生气地过来帮儿子三下两下地扒了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罩衣,然后又将一件新洗干净的肥大的蓝布衫给儿子穿上。忽而出出神,又问儿子:娘还要干活,你一个人去姐家成不?
这回轮到儿子说话了。小欧阳猛地点点头:我跟哥去过几次了,我认识路。
母亲想了想,然后掏出一元钱塞在儿子手里,吩咐道:那你路上小心点,别把这车票钱再给我丢了。
谁知儿子把一元钱推还给母亲:妈,我不用买车票的。
不买票你咋上得了火车?母亲瞪圆了眼。
儿子狡黠地笑开了,很骄傲地:每次我跟哥一起上姐家去,都是扒车去的,一分钱也不花的!
啥!你们每次去都是扒火车去的呀?母亲一听脸色煞白,胸脯起伏地斥道:你这小兔崽子,那火车飞快,扒不上去就把你们压在轮子底下……
儿子却并没有意识到母亲的担忧,仍在得意地讲述自己的英雄行为:没事,我和哥每次先上站台,等火车车门关上后慢慢开动时,就看准当口迅速抓住车门两边的把手,再跳到上下车的踏梯板就行了……
儿子说得轻松,母亲听后双手捂着胸口直嚷:你们一对贼大胆,那火车飞一样的快,踏梯板才那么窄的一块屁股大地方,不摔死你们才怪!
没事。儿子则愈加显摆道:坐在那儿不要动就没事。哥哥有时还教我把裤带解下来系在那把手上,那样更没事了。
警察看到了还不抓你们?
他们看不到的。儿子哪知母亲内心的那份担忧,更加起劲地讲他的本事:每次到前面一站停下时,我们就先跳下来,等乘客上上下下后车子再开时,我们再跳上去……
不抓去让你们坐牢才怪!母亲不再追问了,转身钻进灶后添火,只有嘴里仍在嘀咕。
小欧阳颇为得意,因为他没有说那次警察发现他扒车后,揪着他耳朵让他站在候车室的大厅内向全体乘客低头认错的耻辱一幕。他也没有告诉母亲,每每冰天雪地的寒冬时节,每一次上姐姐家的扒车之苦:那才叫苦!刺骨的寒风,比袭人的毒蛇噬咬还疼痛。有几回,小欧阳差点因为冻僵的小手拉不住结冰的铁把手而几乎丧命于荒野……
从欧阳老家云梦到汉川文李台村的火车约两个小时的慢车路程,当时的车票虽然只有6毛钱,可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欧阳祥山来说,6毛钱比如今他手中的一亿元还要稀罕。
穷人和富翁之间的差异就这般天壤之别,而这却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它的意义便更不平凡。发生在欧阳身上的这一天一地的事,仅有三十余年的短暂光阴,可它却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这三十余年里所发生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欧阳生于1959年,那时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了,但中国农村的百姓除在政治地位上“翻身当家做主”外,物质生活上没有多少变化。欧阳出生地湖北云梦,地处江汉平原的北部,一条绵延数百里的府河,挟着大洪山奔泻而下的滔滔河水,经广水,过安陆,蜿蜒迂回进入云梦境内,肥沃着这块古老的土地。被云梦人称为“母亲河”的府河,在途经云梦西端又向南流经八公里左右突然一个急转弯,呈“J”型折向东流,弯弯的河水环绕着一片冲积平原。在这个几平方公里的小平原上,散落着几个村庄,这便是欧阳的出生地隔蒲镇。史书记载,隔蒲镇一带历来以种棉花为主,在风和日丽之年,银棉如雪,五谷丰登,但这种好景十年中能有一两年算是老天对这儿的百姓的恩赐。府河并不像母亲那样温存,当洪水暴发时,它像一头失去人性的野兽,冲走了地里的庄稼,卷走了村庄的舍棚与牛羊,留下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人群只能去逃荒讨饭……当地至今仍流传着一首民谣:“隔蒲潭,府河边,十年就有九年淹;大雨下,洪水滥,颗粒无收好凄怜;老百姓,人天怨,卖儿卖女去讨饭。”也许正是这种很难改变的自然条件所致,今天的云梦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沿海地区还是相差很远。我第一次随欧阳踏上那片土地时,看到云梦隔蒲镇上和欧阳老家的小阳小郑村及周边几个村庄那些像样一点的柏油道路,基本上都是欧阳这些年资助修建的。故而欧阳在当地官员和百姓心目中就是一个太了不起的人物。提起欧阳祥山的名字,云梦五十多万父老乡亲有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自豪感。
如果不是欧阳自己揭短,今天他站在别人面前,那气质、那谈吐、那潇洒的风度,无论谁也难以想像他的童年和少年,竟然能同“花子”两个字连在一起。
“花子”是欧阳19岁前的小名。我亲耳目睹今天的欧阳在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不少年长的乡亲们仍这样称呼他。“花子”不是一种尊称,而是当地人辱骂、耻笑讨饭的流浪儿的一种叫法,与我们通常知道的“叫花子”是同一个意思。
欧阳小名为“花子”,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一种无法抺去的耻辱的印记。欧阳的父母都是农民,但两人的结合则颇为特殊。欧阳的父亲欧阳万林,瘦小貌俗,1米55的个头,在男人堆里绝对是个矮子。但欧阳的母亲则身材高挑,1米68的个头,加上貌美体健,即便在83岁高寿的今天我见她时,老人家依然颇有风度。这样一对差异很大的夫妻,在农村并不少见,通常他们之间的结合都是有些特殊原因的。欧阳父母的成亲也不例外。
父亲瘦弱矮小不是天生的,完全是从小家境赤贫之苦所致。欧阳万林生来命苦,两岁时父亲病死,十一岁时母亲上吊而亡,两个姐姐做了童养媳,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哥哥欧阳万金在富人家放牛。一个十一岁的穷家男娃儿,只能去富人家做长工混口饭吃,哪可能谈得上发育健体?1米55的个头和瘦弱有病的身子骨注定了这个男人的不幸命运。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比欧阳万林命苦的人其实还很多。后来成为这个矮男人妻子的沈桂香便是其中之一。
沈桂香是欧阳祥山的母亲,但走进欧阳家之前她是个富有家庭里的“千金”。父亲是黄陂人,是当地田地最多的富人家,也在武汉汉阳开茶馆。沈桂香是家里的长女,因为在茶馆对面有家油榨坊,年轻美貌的沈家大闺女渐渐与开油榨坊家的一位詹姓青年有了感情。一年忙收季节,二位相爱的年轻人回到老家成婚,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叫发发。可沈氏命不好,儿子4岁时,丈夫得病而逝。在旧社会,再出众的女人,亡夫之后又拖带着一个娃儿,富人家出身的沈桂香无奈改嫁给了当时在亡夫家当长工的一个矮小有病的男人。他就是欧阳万林——欧阳祥山的生父。
25岁那年,在外漂泊了近二十个年头的欧阳万林碰上了“桃花运”——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还有一个现成的大儿子。这是1948年的事。
欧阳万林和沈桂香外加一个胖儿子组成的家庭,让小阳小郑村有了一件新鲜的事儿。转眼间新中国成立,贫苦家出身的小男人欧阳万林家又添一个跟沈桂香生的闺女!真是喜上加喜。然而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颠覆。个高貌美的沈桂香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而矮小病弱的欧阳万林则是可以在乡亲们面前挺着脖子说“我家在解放前最苦”的话的贫农。加上平时村上的人经常耻笑欧阳万林在自家的女人面前没有地位,连吵架时也只能举着铁钳子躲在灶台后面装腔作势砸锅沿的“孬种”——欧阳家那口土灶上的锅沿上缺一块,就是欧阳万林跟自家女人在一次吵架时有气不敢撒、只好拿锅出气的见证。
自尊心极强的欧阳万林性格开朗,个小但人非常灵活,喜爱说唱,小商意识强,但因个小无势无助受人耻笑,常常一个人闷着落泪。然而老天并不可怜这位庄稼人,第一个闺女出生的那年,眼看辛辛苦苦换来的稻谷飘香即将到手,一场洪水将整个隔蒲潭淹没成汪洋泽国……地没了,房子也没了,欧阳万林只得带着妻儿幼女举家投奔武汉的姑妈家,靠卖菜维系一家四口生计。由于欧阳万林每天都要起早摸黑张罗贩菜,妻子帮人缝衣做鞋,留下不足一岁的女儿独自在家整天啼哭。一日,欧阳万林的姑老表张彦顺带着一根棒糖来看孩子,可当他将棒糖递给啼哭的娃儿时,却不见孩子的眼睛有任何反应。“怎么啦这娃儿?”
收工回家的娃儿父母急忙抱起孩子,又用棒糖在娃儿眼前晃动了几下:“娃儿,你看这是啥?啊,你快看看……”孩子依然没有意识,伸出的手却胡乱地抓起母亲的头发。
“怎么啦!怎么啦这孩子?”母亲大哭起来,夫妻二人抱起孩子就往医院奔……
经过一番检查测试,医生看到睁眼目瞎的孩子惋惜地摇头:“最好的治疗时间错过了,现在晚了……”
“苦命的孩子呀!”母亲一声哀嚎,昏死过去。
女儿幼年失明,在欧阳的父母心灵上留下了一生的愧疚。像所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一样,欧阳家的这对带着各自的不幸命运而走到一起的夫妇,后来又添了几个儿女,在欧阳祥山之上,有个取名“水山”的哥哥,那是因发水的灾荒之年得子,父亲给儿子起的名。等五年后第二个儿子再出生时,乡亲们都说:“这娃儿哭声亮堂,有吉祥之兆。”父亲好不欣喜,便说:“那就叫祥山吧!”
欧阳祥山便这样来到了人间。孕育他的是无边的苦水和父母挥不尽的泪水……父亲告诉过儿子,说他眼看儿子要出生时的前一天就想弄点粮食犒劳犒劳妻子,哪知当时农村全都吃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了,家里找不到一粒粮食。急坏了的欧阳祥山父亲只好去求食堂师傅。好心的烧饭师傅调了碗麦粉子南瓜羹给了欧阳父亲。欧阳万林欣喜万分,端着羹碗就往家跑,因为赶急,因为欣喜,结果半路一个趔趄,“扑通”一声连人带碗掉进了路沟里……几十年后,父亲仍念念不忘那碗麦粉南瓜羹,感叹道:“祥山儿小时候瘦小得很,就因为他妈连碗南瓜羹都没有吃上……”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饿死人并不为奇。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吃不饱饭是那个时期的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无法想像的,而这些情景对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我们都记忆犹新,如同昨天发生的事。
欧阳出生之后,他的母亲还为他生过4个妹妹,可只有一个妹妹活了下来,其余的不是被病魔就是被饥饿夺走了生命,而病魔和饥饿皆根源于贫穷。
母亲在结婚的十余年间,不停地生育过七八个孩子,每一次怀孕分娩到哺乳,都将是半年一载。这期间,在生产队永远只能拿“半劳力”工分的父亲,以其矮小多病的身躯支撑着这个五六口之家,欧阳幼年时家庭的清苦不言而喻。“整天哭,瘦得皮包骨”,母亲嘴里所回忆起的童年时的儿子的情形时,永远是这八个字。
欧阳能在地上跑的时候,母亲和父亲都上地里挣工分去了,就连五六岁的哥哥也背着小筐干起了农活。家里只剩下一个瞎了的姐姐,她的任务是看守满地打滚的弟弟小欧阳。
有个女明星见了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欧阳祥山时,曾当着我的面挑逗地对欧阳说:“你的眼睛很有神,也很炽热……”欧阳听后当下流出两行热泪,他说:“谢谢你夸奖,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看清我的眼睛,因为它们更多的是忧伤和自卑。”
那女明星很是惊诧,说她怎么也看不出。欧阳则淡然笑之,说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
“明白了,第一次我们一起回云梦时,你在‘算命街’上给瞎子们大把施舍是不是因为联想到了自己的姐姐?”我突然想起几个月前的一个不解之谜。
欧阳听后情绪似乎一下坠入低谷:“是联想起我苦命的姐姐,但也联想起了我自己的童年……”
“你又不是瞎子!”
“可我从小伴着瞎子的命运成长……”欧阳说这话时,脸颊上滴下一行泪珠……
下面的事,是我从欧阳的那个瞎子姐姐嘴里知道的:
同母异父的哥哥发发几岁时走失了,幼年时的欧阳,一直由瞎子姐姐带着。父母出去干活了,留下咿呀学语和蹒跚学步的他在家时,姐姐担当起了看管他的全部任务。姐姐看不到世界是个什么样,但却知道弟弟的每一个细微的声音和想要做什么。姐姐比欧阳大十岁,弟弟抓屎抓尿的幼年时,她为他抱哄背搂,甚至用手指为母亲给弟弟喂那永远不出汁水的乳汁;弟弟大一些时学走路和登高,她手拉着到处乱跌撞的弟弟——常常一天下来自己比弟弟摔得更加鼻青脸肿。“我最怕弟弟饿肚,一饿他就死命地哭,哭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时家里什么也没有,我喂他水喝,他把水打在一地;我哄他,他死命抓我头发皮肉……最后没得办法,我只能跟着他对哭呗!可我一哭,他又不哭了!”欧阳的姐姐这么说。
欧阳不记得这样的事,但他记得下面的事——
那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四五岁的欧阳挣脱姐姐的双手走出家门时,他被一阵飕飕刺骨的北风刮倒在地。这时他听到村东头一群比他大的孩子在哄笑,他好奇地走过去,见同村的大孩子们围着一个50多岁、穿着破烂的乞丐在吵吵嚷嚷。小欧阳那时不懂啥叫乞丐,只觉得那大人穿的衣服跟自己差不多破旧,于是便跟在人家后面挨家挨户走着……
“哈哈,今儿个怎么回事?湾里来了一大一小两个花子啊!”村东老郑大叔突然嘻嘻哈哈地嚷道。
“哪来的小花子呀?”有人左右光顾,奇怪不已。
老郑大叔指指跟着那个乞丐后面、上身穿着麻布袋缝成的衣服、老棉裤补丁连着补丁、腰上系着一根粗草绳、满头蓬松着烂稻草的小欧阳,大声道:“这不是小花子吗?”
“啊哈,小祥山是花子哟!”从此,在村上欧阳祥山的名字被“花子”所替代了。那时欧阳虽不懂事,但却不习惯别人这样叫他,甚至用小手抓起一把泥巴扔人家,结果村上的大人小孩更欢实地叫他“花子”,后来再有人这样叫时,他便满脸天真稚气地莞尔一笑,算是默认了。
“花子”是欧阳的童年和少年的名字。也是这位家境贫寒出身的农家子弟的真实命运写照。也许现在很有钱的缘故,欧阳对童年和少年时的钱的记忆特别深,他讲过跟哥哥为省6毛钱的火车票,几次差点丢了小命的惊心动魄的往事。而那次母亲让他买两斤盐他却把一元钱丢了的事更让他刻骨铭心。
“盐买回来后,别忘了把找回的零钱放好!”临走时母亲再三叮嘱。
这是小欧阳第一次经手一元钱,“而且是新票子。”40年后的欧阳清楚记得,“那天我拿着妈给的钱,像接受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似的,一路又蹦又跳的,走到村口看不到后面的妈妈了,便忍不住从衣袋里掏出那张一元钱的新票子看了又看……那时正值秋里,田埂两边净是棉花田,爆开的棉花已经挂满了枝头,秋风一阵阵迎面扑来。我顶着风一路跑步越过几道沟和一座石拱桥,又过了几个村子,到了公社的一个供销店。当我气喘吁吁地站到卖盐的柜台前,伸手掏口袋摸钱票的那一刻,我吓呆了:钱没了!再上下口袋翻个遍,还是没有找到!我一下哭了起来,因为我太知道母亲的厉害,这一元钱对当时的我家来说,好像比我们一个娃儿的一条命还重要似的。我记得每年队里年终分红时,有劳力的庄稼户,他们能分到二三十块钱,我们家人多拖累重,七算八算,总是到头来还得欠生产队一屁股账。父亲和母亲为了让我们全家人也能过上年,便到会计那儿想借三块钱,那会计说这得找队长批准。父亲母亲又找队长,队长说啥就是不批,说欠支户最多也就能让生产队照顾分些萝卜而已。最后父母还是厚着脸皮从亲戚那儿借了几块钱给我们一家过了个年。我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一元钱对我家来说,比我现在的一亿元还贵重……”欧阳回忆起往事,双眼泪盈盈。
“从代销店折回原路后,我一边哭,一边一路寻找,寻了几个来回,可就是找不到……天黑了,田埂都看不清了,我知道肯定找不到了,知道给家里闯了大祸,所以不敢回家。我悄悄溜进村,看到家家都上了灯,有的已经拿着饭碗在吃了,可我只能躲在村头池塘边的一丛灌木里,心惊肉跳地听着妈妈在挨家挨户地撑着灯寻找我,问他们看到花子没有。人家都回答她说没有看见。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忽忽悠悠间见妈提着一根棍子从池塘的另一端朝我躲藏的灌木丛走来,然后三步两步地上来一把将我从草丛里揪出来,大声问我‘买的盐呢?’我妈十分恼怒,又提着一根木棍,加上我知道自己闯的祸,所以一听她的问话,早已魂飞胆失,哇哇大哭,并如实吐出了原委。妈妈一听,火冒三丈,抡起木棍就朝我身上打来,还一边破口大骂起来。我自知理亏,只得忍痛挨打。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隔壁家的林山路过撞见我们娘儿俩,才劝住了我妈。可这一夜,我哆哆嗦嗦地躺在**一夜没睡,又不敢出声,听爸和妈一直为我丢了那一元钱在吵架,我的眼泪湿透了被子……”
到了上学的年龄,欧阳看着村里同龄的伙伴都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可他没有那福分,因为此时的父亲重病卧床不起,全家六口人的担子全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小欧阳多么渴望能同伙伴们一起系着红领巾,捧着书本,坐在学校的课堂里朗朗有声地上学读书,但他不能——母亲告诉他:“人家骂你是狗崽子,你读了书也没有用。再说,你上学校,爸爸躺在**谁端水?瞎子姐姐和小妹妹谁照顾?”那时欧阳还不知道地主出身的母亲和当过几天皇伪军的父亲为什么总受人欺负,但他清楚“牛鬼蛇神”是“坏人”。既然与“牛鬼蛇神”有关的人,肯定在生产队和村上遭人瞧不起的。我又不是“牛鬼蛇神”,为啥我不能上学?为不能跟本村的同龄伙伴一起上学的事,欧阳那颗幼小的心灵曾经刻烙过很深的伤痕。但想到母亲后面的几句话时,他再也不向母亲提上学的事。瘦弱高挑的欧阳过早地帮助母亲和哥哥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瞎子姐姐和妹妹的责任。有句话叫“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欧阳对啥是苦他真的不知道,只知道每天除了帮助母亲家里家外忙乎外,还经常抽空跳进村前的池塘里抓小麻鱼。“有鱼吃喽!有鱼吃喽——”每每小欧阳给病榻上的父亲和姐姐妹妹端上自己抓来的煮鱼汤时,他感到了一种成长的满足。
“花子,今天你姑老表詹志兰结婚,你替妈吃喜酒去!”一日,母亲满脸喜色地对小欧阳说。
“让我去——吃喜酒?”欧阳不敢相信,一双大眼睛盯着母亲半晌仍然怀疑有这事。
“让你去就去呗,又不远。到那儿你往桌上一坐,只管夹好吃的菜吃就得了!”父亲倚在病榻头搭讪道。
“哎!”欧阳这一天太喜气了,因为不仅第一次穿上了新衣服——不知母亲什么地方弄来的一套新衣服,不过就这一天穿了后欧阳就再没见那衣服,更重要的是他今天可是代表欧阳万林家的人去“坐席”的。在农村,婚丧嫁娶办大事时,亲戚乡邻到场,排次轮辈有讲究着呢!十人一桌,八人一席,能坐上前桌头席的通常都是一户之主,有名有姓,有辈有分。今儿个欧阳入席的是十人一席之桌,除他之外,是九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九个女人围在一桌上,那热闹劲就别提了。欧阳的耳朵现在是聋的,只有一双贪婪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一盆盆他连见都没见过的香喷喷的菜肴……“大肉来啦——”鞭炮的“噼里啪啦”声中,端菜的师傅将一碗让欧阳见了就流口水的红烧肉放在桌子的中央。这是婚庆上十分有说头的第五道菜,每碗大肉盛装十块,一人一块,当地有句俗话,叫做“吃喜酒吃喜酒,吃了大肉才会走”。这意思是,凡出份子来吃喜酒的人,一定要吃上大肉才算事。欧阳哪懂这些?从小不曾沾过多少油味的他见香喷喷的大肉扑鼻而来,起身夹上一块就往嘴里塞。三下五除二,就消灭在肚子里。再次抬头时,他见肉碗中既然还留有一块肉快冷了,女人们左顾右盼地闲谈去了,于是毫不迟疑地举筷就夹。“哎哎,我的那块肉呢?谁贪得无厌多偷吃了一块?啊!谁?”突然,同桌的一位女人张开大嗓门、一双眼珠子瞪得贼溜圆地叫唤起来。同桌的、还有邻旁几桌的人都把目光渐渐聚到了一起,聚到了仍在嗓门内嚼动着肉块的欧阳身上……
“那时我虽然才八九岁,可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耻的人!我不敢抬头,也不敢再嚼肉,浑身仿佛像被一把把利剑插刺着,那才真正叫无地自容。我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只知道特别羞愧,丢尽脸面。我后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桌子的,反正我记得再没吃一口东西就一路哭着跑回了家。妈见我后赶紧问怎么回事,我便哭得更厉害了。妈终于知道事情原委后,忍不住一把抱住我也呜呜地痛哭起来,我发觉她像比我还要委屈似的,直哭得双肩哆嗦,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孩子多吃块肉错在哪儿嘛!你们这样欺负他啊——’”欧阳在北京时我们一起吃饭,他非要个“红烧肉”,最后才知道他是为给我讲这一段故事才专门吃红烧肉的。
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文李台村的故事吧。
那天傍晚,当欧阳引我进入文李台村时,由于我们两个看上去都是外乡的陌生人,所以走在村子的那条大道上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欧阳忽而指着这一家道出一两个熟悉的人名,忽而又跑到另一家的客堂里把上了一些年纪的人拉到跟前问长问短,故而到后来我们基本就走不动了……
“你就是花子?当年住在瞎子姐家的那个花子?”
欧阳这时泪珠在眼眶里打转:“是,我就是花子。”
“哎哟,花子你现在长这么高了啊!”
“听说你在深圳发了大财,是真的吗?”
“小财,发了点小财。你们还好吗?我看老伯、婶娘你们没啥变化,身子骨还硬朗吧?”
“凑合活着。我们这些人,跟这个文李台村一样,门面还撑着,可也塌得差不离了……”
看着欧阳与村民们打得火热,我想当年欧阳肯定在这儿有过不同寻常的经历,而且住的时间也不会短。“到目的地再跟你说……”欧阳总算从被簇拥的老乡那儿抽出身子,然后跟我卖了个关子。
文李台村确实是个罕见的大村庄,我们的车子停停走走,花去了近半个多小时,才在村落的后街一条窄道那儿不得不下车,改步行来到一栋破落不堪的旧房子前。“这就是我姐和姐夫当年住的房子。”欧阳一下车子显得格外激动,像是见了一位久别的亲人。
我特意近距离打量了一下这栋旧瓦房子,见砖墙上残留的几个文革标语,我估量着它也应该是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翻盖的农舍。这当儿,欧阳已经找人来把系在那扇能过孩儿的破门上的一把铁锁打开了……
“怎么成牛圈了?”欧阳带我缩着脖子进屋后,便指着右边的那间竖着栅栏的房间问开锁的人。
“我、我们看你姐他们搬走后一直没人来住,就、就当牛圏用了。”那位老农很胆怯很歉意地站在一旁低声喃喃着。
欧阳听后连忙改口说:“没事没事,闲着也是闲着嘛!”随后他指着右边那间已经成牛圈的房子对我说:“过去这是房间,我就住里面。正间是客堂,左边是厨房……”
在那个所谓的厨房门口,有一口大缸,旁边放置着一对水桶。欧阳突然拿起搁在水桶中的一只木勺,然后十分夸张地在我眼前摇晃了几下,说:“当年我恨透了这对水桶,因为姐姐和姐夫都是瞎子,八九岁时我牵着姐夫挑水,以后每天担水的事便落在我身上。从这儿到河边要走近千米路,那时我年岁又小,只能挑半桶水,村上的孩子就奚落我,弄得我每天为这担水的事气恼……”
不用多说,我已经明白了:在欧阳的历史里找不到“基督山伯爵”的影子,更不可能有那个使海员的儿子在绝望的边缘一下拥有了征服世界、完成复仇的那个“宝窟”了。一切信息告诉我:欧阳这位富翁的“原罪”历史将与苦难相连。但我感到异常意外的是,我的这位战友和同龄人竟然会有那么大的苦难史,如果不是亲自跟他上其老家走一趟,我无论如何也不太可能相信真实的生活里竟然会有比我们的艺术创作更生动的存在,我觉得“传奇”两字无论怎么套在欧阳身上都是合适的。
如果不是后来天太黑的缘故,我想欧阳也许会在这栋破旧的老屋内无节制地呆下去。“走,上我姐家吃饭去吧!”显然他是为了照顾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
欧阳的姐姐家在当地的一个小镇上,是连体的那种两层楼,欧阳说是他出钱给姐家买的,为的是方便生活。亲兄弟的到来,让欧阳的瞎子姐姐和瞎子姐夫格外高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一对瞎子家吃饭,而且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欧阳的瞎子姐姐竟然能做出几个像模像样的饭菜来——尽管我觉得一个远道而来的来访者端起一个瞎子做的饭菜是那样的于心不忍,可我觉得这比吃生猛海鲜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姐姐嫁过来后,母亲怕他们二人没法生活,所以就把我弄来伺候他们,而我知道妈妈心里还有一个实际的想法,就是把我送出来可以减少我家里一个吃饭的人!”欧阳放下饭碗后苦笑着跟我说。
欧阳的姐姐和姐夫有个儿子叫李维进,女儿叫李芙蓉,现在都已长大成家,儿媳带着孙子在家。欧阳说他们一直以来都比较讲良心,也是我最大的安慰。这样一对瞎子老人便有了生活的基本保证。我能感觉瞎子夫妇生活得不错,而这肯定是欧阳出资把这个不平常的家给安顿好的。“大姐,听说你进李家门时,你弟弟欧阳‘随嫁’了好几年,有没有这事啊?”不想我这一句话,把欧阳的瞎子姐姐与姐夫都给逗乐了。
“可以这么说吧!”欧阳的姐姐性情温柔,说完这句话后便再也听不到她的下文。倒是欧阳的姐夫特别健谈:“祥山在我们家住了有五年零七个月,加上前后来看望我们零零碎碎住的时间,总共不少于六年……”他叫李红修,比妻子大十岁,虽然眼瞎,却看得出是个手脚灵活、脑子很精明的人。
在欧阳姐姐家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欧阳建议回县城住下后他再给我讲他“随嫁”姐姐家的事。这当然是我巴不得的事。令我好奇的是在临离开他姐家时,欧阳环顾了一下姐姐家的房子,然后将眼睛盯在墙上的一把已经很陈旧的二胡,凝视了很久。他上前摘下二胡,弹了弹弦,二胡立即发出清脆的声音。
“是你以前留下的?”我突然想起在深圳时看过欧阳他们美丽集团举行的一个晚会磁盘,那上面有欧阳一个二胡独奏:《真的好想你》。
“哪——是?”不想欧阳把嗓门提得高高的,然后眼盯着姐夫,说:“这是他的,我连摸一摸的资格都没有!”
我感到不可思议,便问欧阳姐夫:“是不是这回事呀?”
谁知欧阳姐夫“嘿嘿”笑道:弦拉断了哪有钱买呢?
“姐夫,今晚我把它带到县城,给何作家拉几曲可以吗?”欧阳带着恳请的口吻问自己的姐夫。
“带去!他几年不拉了!”这次是欧阳的姐姐说话。我看了一眼欧阳的姐夫,只见他面色凝重,看得出心情复杂。
欧阳还是把二胡带到了我们下榻的县城内一个宾馆。那一夜,欧阳拉了许多曲子,而拉得最多和最好听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卖花来呀卖花来……”这首曾经让中国人落了数不清泪水的歌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风靡一时,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几乎人人都会唱它。
但在欧阳拉的二胡中所发出的声音则与众不同,它有一种叫人听后不得不凄然泪下的忧伤与悲怆。“每一次拉这曲《卖花姑娘》,我的心就会跟着流血……”
我们都知道“卖花姑娘”是个瞎子,正是因为她是个瞎子,所以她的命运令人同情和揪心。欧阳那么倾情这首歌曲,正是联想到了他童年的苦难岁月。这还得从他瞎子姐姐说起——
前文已有言所述,欧阳的姐姐是个双目失明的瞎子,她因此成了欧阳母亲最担心的孩子。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瞎了的女孩大了怎么办呀?母亲看着好不容易长大的女儿一声长叹一声短唉:娃儿这辈子咋个着落?有心琢磨总成事。18岁那年,经人牵线,欧阳姐姐总算有了着落,男的叫李红修,家住汉川县文李台村,照说欧阳家可以放心了,但这桩婚姻并没有给欧阳家带来解脱的喜悦,倒是欧阳母亲在将女儿嫁出去的那天起,更增了一分担忧:女儿嫁的是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同样是瞎子的男人,而且出身地主成份,上有七八十岁的老母亲,一个弟弟李洪应快三十了还未找到媳妇。虽说瞎子嫁瞎子也算“门当户对”,但毕竟是过日子,为此欧阳母亲一想到苦命的女儿就忍不住落泪……要命的是女儿出嫁不到一年,还有了一个孩子。小宝宝不残不傻,十分可爱,然而俩瞎子本来自己管自己就够呛,有了孩子日子就更无法应付。欧阳的姐姐虽然从小自理能力很强,可那也仅仅是对付一些最基本的吃穿拉撒一类的事,现在让她瞎着双眼带个小孩,这让欧阳的母亲又急又无奈,坐月子时她把瞎子女儿带回了家,但这不是长远之计。最后欧阳母亲跟丈夫商量,决定让欧阳随姐姐回李家。
“那一天我印象特深,外面是冰天雪地,姐姐抱着刚满月的孩子,我一手提着一个装满大人和孩子换洗衣服的大包袱,一手牵着姐姐,在风雪泥泞的路上走着。从我们家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远,我们俩人到火车站时,下身被泥水溅得又脏又湿,狼狈不堪。车站上有很多人,他们一见是个瞎子抱着一个婴儿,就像见了耍猴的将我姐团团围住。我当时感到十分屈辱。但最感到难堪的是姐姐要上厕所,这可把我急得差点哭出来:一是我得拉着她往女厕所里走,可我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二是在她解手时我还得抱着又哭又闹的小外甥——那时我才十岁,既要顾大人,又要顾小孩,那几分钟的时间,我像经历了一次要命的大仗似的,最受不了的是车站上还有那么多人在一旁嘲笑我们……”欧阳说他无法忘却当年的那一幕。“上火车后,小外甥不知咋的哭个不停,吵得一车厢的人不得安宁,一会儿小家伙又屙了姐姐一身屎,可怜的姐姐又什么都看不到,车厢内又有人大声嚷嚷臭,急得我姐直哭。没办法,笨手笨脚的我只好又给姐擦屎又得给孩子换尿布,结果大冬天里的我忙得满头大汗,当费尽力气完事后我抬起头的那一瞬间,看到满车厢的人以各种各样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的心像被一千根针扎了一般……”
十岁的欧阳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最屈辱、也是最磨砺的一段岁月——
一对瞎子,加上一个婴儿,十岁的欧阳来到姐姐家的任务是帮助这个无人可以支撑的家庭能够在风雨飘**中支撑起来、生存下去。姐姐没有独立带过婴儿,欧阳初到这个家主要是帮助姐姐料理孩子,担水烧茶和洗晒尿布,同时帮姐姐熟悉并适应周围环境。比如为了不让姐姐受村里那些淘气孩子的欺负,欧阳主动讨好村上的孩子王,时不时还悄悄从姐夫的口袋里偷出几毛钱,买些糖块塞给那些孩子吃。姐夫眼瞎,心里可有数,有一次他终于发现口袋里少了钱,愤怒的双拳追不到欧阳,却重重地落在他瞎子姐姐的身上,这让做弟弟的欧阳倍加心痛和忏悔。其实瞎子姐夫并不坏,只是他知道挣来的钱太不易,所以显得格外吝惜。而小欧阳则以自己的聪慧和勤劳,很快在姐姐的新家赢得了周围的邻居和村上孩子们的好感与友善。每天清晨,报晓的雄鸡啼鸣时,欧阳早已把姐姐家的庭院宅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将邻居的门前宅后收拾得清清爽爽……从这以后,“花子”这个名字成了文李台村的乡亲们对欧阳的一个爱称。
然而,欧阳姐姐家毕竟是个生活在农村的夫妇双瞎的残疾家庭,更何况那是个政治浩劫把整个国家弄得民不聊生的年代,中原地区的地薄水咸的一些地方,百姓甚至出现举家远迁和逃荒的困境。欧阳的姐姐一家加上欧阳五口人,老的老、小的小、瞎的瞎,没有一个人可以参加生产队上的集体劳动,因而也挣不到一个工分。在人民公社的年代,不挣工分就等于断了基本口粮和生计。怎么办?在婴儿的啼哭声中,欧阳左瞅着姐姐,右瞅着姐夫,那颗过早成熟的心灵在流泪又流血。不知多少个夏天的黑夜,小欧阳躺在门外的凉**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思念着父母和小朋友,想到可怜的姐姐和姐夫,不时幻想着长大后能让家人全都过上好日子……
“哎,天无绝人之路。我有办法。”倒是瞎子姐夫乐观,他从墙上取下那把蒙上厚厚尘土的二胡,然后调了一下弦丝,十指轻盈地弹奏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还有当时最流行的《卖花姑娘》。
姐夫了不得呀!欧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瞎子姐夫的尊敬。而让他激动的是《卖花姑娘》那曲旋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巨大的共鸣,这种共鸣在以后的日子里越发强烈。
日子无法过下去,任凭欧阳每天卖力地为姐姐家担水洗衣及帮助邻居干活,但他见姐姐家能吃的食物几乎不剩,尤其欧阳见小外甥在母亲怀里吮吸着干瘪的**不停啼哭的情景时,他甚至感到了绝望——坐在床头与门槛上的姐姐与姐夫长吁短叹着证明了他们的根本无助。
“姐,要不我回去让妈弄点啥吃的来?”欧阳悄悄地抺着眼泪,问姐姐。
“妈都让你来这边了,她那儿能有啥剩的嘛?”姐姐长长地叹了一声,连连摇头。
欧阳又看看手执二胡的姐夫,沉默了。
“卖花来呀卖花来……”二胡响起,立即被很少说话的欧阳姐姐打断了:“拉啥呀拉?孩子都断奶了,你能拉出奶来嘛?”
欧阳骇然一震:他从没见姐姐会有这么大的脾气。
让欧阳更为惊诧的是瞎子姐夫这回不仅眼睛瞎了,耳朵跟着一起“聋”了——那把凄凄切切的二胡越拉越发来劲,“卖花来呀卖花来”的曲子宛如盘旋在李家屋顶一团不散的乌云……
“这日子没法活了!呜呜……”欧阳的姐姐突然将怀中的婴儿往床头一放,双手捂着脸,踉踉跄跄地朝门外跌撞,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哇哇!哇哇哇——!”婴儿的啼哭声立即划破静寂的村庄。
“姐,姐——!”小欧阳似乎意识到什么似的,一边往啼哭的小外甥嘴里塞进一个空**,一边又拔腿追赶消失在夜幕中的姐姐……
姐姐总算被欧阳找了回来,而这一夜欧阳和姐姐、姐夫三个谁也没有合眼。第二天清晨天色刚刚透亮,姐夫李红修用二胡敲了敲欧阳的小肩膀,带着命令的口气说:“跟我走吧!”
“做啥去?”欧阳不明白。
“赚钱去!”姐夫义无反顾地转身就往院墙外跌跌歪歪地走去,欧阳见状后赶紧追上去搀扶……
“梆!梆梆!要算命吗——?梆,梆梆!”
“抽签算命的一次5分钱,卜命算卦2毛钱——梆!梆梆!”
从此,无论在汉川一带的大路田埂,还是村头巷尾,人们时常见到一壮一少两位“算命先生”,一前一后地出现在大伙面前。他们正是瞎子李红修与少年欧阳祥山。
中国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那些越落后、越愚昧的地方,相信算命和迷信的人则越多,而且给人算命的往往都是些连自己走路也要依靠明眼人帮助的瞎子,这是个极其荒诞和有意思的社会现象。走投无路的李红修倚仗自己拉得一手好二胡和一双别人无法探测到真假的失明眼睛,开始了养家糊口的算命赚钱之路——欧阳则是他成功“事业”的工具和拐杖。
占卜吉凶,询问未来,抽签算命,欧阳看着姐夫竟然能用一曲京腔二胡把那些欲知自己命运的人召到跟前,并海阔天空、虚无缥缈、云山雾罩地侃上一阵赚回几分几毛的现钱而感到惊喜与意外。
“姐夫,刚才那个老婆婆真的能活到九十岁?还有那个瘦小的婶娘她来年真有啥灾附身了?”一天,欧阳趁无人时,悄悄问姐夫。
“去去!小孩子家,你只管引我走路,啥事不许瞎问!听清楚了没有?”姐夫举着竹梆,威吓着欧阳,一脸凶相。
欧阳从此再没有敢问一声姐夫的“算命技术”,他甚至有意在姐夫为别人算命时躲到远远的一边——幼年的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些手脚麻利、耳聪目明的人为什么就那么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乱说一通”的瞎子姐夫,临走时还毕恭毕敬地道一声“谢谢算命先生”。
“傻子!”欧阳暗暗在心头骂了一句,可一回家看到小外甥又能欢腾着小手吮吸母亲的**时,他再也不会骂那些虔诚地来找他姐夫算命的人了。
算别人的命、养活自己一家人的命。欧阳开始渐渐理解姐夫,也为自己能引道让姐夫每天多走几个村庄而感到一分深深的责任。
若以为瞎子算命是件多么惬意的事,那一定是个无知的蠢人。瞎子算命的苦水从来不曾有人向公众倒过,因为他们是社会最弱势的那一部分,无人关注他们。如果不是欧阳,也许就连我这个一向被人冠以“专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作家”,同样不会去眷顾这样一些边缘人群的真实生态。
欧阳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有过五年多的与“瞎子算命”为伍的经历,他所倒出的苦水我听后只想哭——
“初到汉川一带,我人地两生,此地又是稻田为多,田埂窄而泥泞。为了让瞎子姐夫不至于经常摔跤,我只能赤脚走在水田里,让出路面给他走。这样一天下来,我的双脚不知要划破多少道。稍不留意,还会踩空在深沟里,活像个泥猴子,有时弄不好连姐夫一起栽倒在泥沟里。姐夫脾气大心情不好,这个时候他会抡起手中的竹篙朝我头上砸来。我想哭又不敢哭,我知道姐夫自己也很苦恼,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而且一哭也会把那些来找他算命的人烦走了……
“那会儿我最忌讳走大路,因为在这样的路上经常会碰到上学和放学回家的同龄孩子,他们见我牵着瞎子不是嘲笑我就是用泥块追打我和姐夫。可我受不得他们的欺负,所以尽量避开大路走小路。但乡间的小路不仅难走,而且稍不留神就会踩在牛羊粪堆上,有几次姐夫摔倒在粪堆,他特生气,因为这样他就无法给别人算命了。可姐夫哪看得到我摔在粪堆后的难堪?那时我已经十岁多了,懂些事,本来看着自己赤着脚、上下穿的净是补丁破衣已够没面子的,现在又外加满身都是臭粪味儿。到一个陌生的村子后,姐夫忙着给人算命时,我就远远躲着,怕被人瞅着难堪。可我人生地不熟的往哪儿躲?多少次,我一躲反倒成了那些专门喜欢欺生的人的袭击对象。他们不是骂我叫花子,就冤枉我是小偷;不是用棍棒追打我,就是用砖块或者脏东西扔我,再就是朝我身上脸上吐唾沫、揪头发……我不敢哭,一哭又怕影响姐夫的生意。可我不哭又心头觉得太难受和委屈,几次甩手不想干了,但每当这个时候,我立马会想到等在家里的姐姐、想到饥饿待哺的小外甥,还有独立行走在陌生路途上一不小心掉进河塘与沟谷的姐夫……于是我还得干下去,继续牵着瞎子姐夫走向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庄和镇子。
“有一次,我牵着姐夫来到一个叫下辛店姓代的大村庄,突然村里奔出一群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他们见了我俩不问青红皂白就朝我们扔泥块和砖头。我吓得直想躲,可又不舍得瞎子姐夫,所以只好用身子挡着雨点一般袭来的泥块,我被击打得直哭,姐夫就跪下向那些孩子求饶,但换来的是一阵‘哈哈哈’的嘲讽和更加猛烈的袭击……姐夫觉得不对劲,便拉扯着我往回逃跑。哪知这一跑让这个村上的孩子们越发得意和来劲,他们狂叫着边走边向我们投掷东西,又放出几条凶猛的狗崽追赶我和姐夫,我生性怕恶狗,回头见几条吐着红红长舌头的狗崽朝这边扑过来时,吓得大哭起来。这回姐夫就急了,突然见他扔掉手中的二胡和竹篙,‘扑通’一下整个身子往地上一躺,嘴里还喊着‘你们要我死就来咬吧!就来砸脑壳吧!’我怎么也想不到姐夫的这个绝招,竟然会把那些坏孩子给蒙呆了,也把那几条疯狂的狗崽给唬住在原地。稍许,狗和使坏的孩子们都走了,我便去扶姐夫,哪知他不仅不起,反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竟然痛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悲怆……那时我姐夫30多岁,他眼睛虽然是瞎的,身体却还壮实。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壮年汉子的哭嚎,声音很吓人,我至今难以忘怀……”
欧阳给我讲述这一段情景时,依然一脸惊愕之色。
“生活还在继续,姐姐和小外甥还在家里等待我们将换回的食物带回家。我必须一如既往地牵着姐夫向更远更远的地方去为那些期待运气的人算命测字。现在看起来,当年我引着姐夫走过的路好像也就几个县市的范围,可那时我感觉像走遍了整个世界似的,路那么远,道那么难……姐夫是个很会算账的人,生意好时一天他能赚上一两块钱,有时则一天没一个找他算命的。所以我们俩出门不管多少天,他从不花挣来的钱,哪怕是一毛钱他也舍不得。我们吃的都是我姐在我们出门时给做的一些食物,一吃就是好几天。带的东西吃完了,就沿途讨饭。有时找我姐夫算命的人不给钱,端上一碗半勺的饭菜也就成了我们填肚的食物。我们老家这儿的河道很多,那时农村许多地方造不起桥,就设了摆渡口。摆渡口是要收钱的,姐夫为了省钱,一般不让我引他上渡船。怎么办?我们就只能脱光衣服,游水过河。夏天还好说,秋里和冬天就不行了,河水冰凉刺骨,但为了省一毛、几分的摆渡费,我和姐夫经常光着身子在冰凉的河水中游过去……没法子,瞎子算命,其实跟乞丐没什么两样。走路是这样,夜宿更没个准。碰上好运气,睡个牛棚猪栏,或者生产队的稻谷堆什么的。运气不好,只能裹着单薄的衣衫缩在田埂边的沟洼坎道内。
“记得下辛店的‘泗洲寺’是我们疲惫时经常落脚的地方,当时我真的想到了死,心想这么受罪,这么没面子,干脆一死算了。可姐夫像意识到什么似的,举着竹篙就是不让我离开他。有一回我走着走着,看到一条很深的沟,心想这儿是个寻死的合适地方,就加快了步子往那儿走。我一快步,瞎子姐夫好像明白啥似的,就在后面不顾一切地边喊边追:‘花子!花子你想干什么?你姐还在家里等我们回去呢!你快回来——’看着姐夫跌跌撞撞的可怜样儿,又听着他在说我姐姐,我的心就软了下来,一下收住了脚步……
“多少次我在陌生而崎岖的荒野之道因饥饿而想了却此生,又有多少次因为忍受不了同龄人和那些粗野的大人们的欺辱与棍棒的毒打,我想丢下姐夫独自回到父亲和母亲身边,可最后每一次都是因为想起了可怜的瞎子姐姐及瞎子姐夫与刚刚出生的小外甥,我又不得不重新光着脚板,披着晨露或月光走向前面新一个陌生的村庄与镇子。在那五年多时间里,我牵着姐夫几乎走遍了汉川和云梦四周几个县市的所有地方。姐夫因此很感激我,因为有了我他可以凭自己的一手好京胡,招揽那些找他算命的人,也为家里维持生计赚得了钱。时间一长,我很想学学他的二胡手艺,可每逢这个时候,姐夫的脾气就特别大。只要听我在弄胡琴,就会立即抢走胡琴。我说我想学学拉二胡,他便更加生气地大声嚷嚷:‘你也想当瞎子吗,你也希望长大了像我一样生活吗?’听姐夫那么骂我,我嘴上不敢言语,心里却在说:我当然不想当瞎子,可我想学京胡。我就偷偷琢磨怎么弹奏二胡。别看姐夫他能娴熟地拉上几首歌曲,而且让人听着还非常动听似的,其实他根本不懂乐理知识,更不知啥叫五线谱,连1234567这七个音符也弄不清。但姐夫属于那种比较聪明的人。就像为了给人算命多多少少糊弄得过去一样,他凭着自己对听来的歌曲的理解,慢慢在二胡上琢磨出个道道,于是一首用现在的话说蛮流行的曲子就在他的二胡上拉出来了,他的算命生意也因此有人信了。姐夫的二胡本领是这样学得的。跟他几年后,我就偷偷琢磨起他的拉胡本领,日子一长,我也能摆弄起几首姐夫常拉的曲子了,而且别人听了也觉得像那么回事。这是我跟姐夫五年多算命旅途中唯一学到的一点‘技艺’。”
“现在还能拉几曲吗?”听到此处,我忍不住给欧阳提过二胡。
“没有问题!”欧阳欣然拨动起胡弦,非常投入地拉起弓弦。第一曲是快节奏的《真的好想你》。
“嗬,你这不是专业水平嘛!”料想不到欧阳的演奏水平之高!欧阳经我一夸笑道:“从当年姐夫那儿学到的一点本领,我后来在生产大队当上了文艺宣传队队员。到部队后学了文化,也开始懂了乐谱知识,所以才有现在这样的演奏水平。”
欧阳拉的第二曲是我同样非常熟悉的《卖花姑娘》。那凄婉愁肠的旋律又使我俩重新回到了“瞎子算命”的苦难岁月……
“要说我姐夫这个人还是很有经营意识的。他后来靠算命积蓄的几个钱,搞起了小百货买卖。当时农村每年冬季的时候都要搞农田水利建设,一搞就规模很大,有时是几个村的人聚集到一条河道上挑泥挖渠,有时甚至几个镇聚集在一起,几千人、几万人的场面,很热闹,很壮观。这些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人通常几天甚至几十天都在工地上,男男女女都有,这样他们总需要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姐夫就是瞅准这个机会做起了小百货买卖,其实就是货郎担。卖的东西也就是些针线呀,扣子呀,肥皂呀,还有小孩、大人都喜欢吃的棒糖什么的。别看这些东西,那时乡下也不容易有。于是姐夫就带我到武汉去进货。听说要进城,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我们登上了火车,虽然我和姐夫只能站在走道上,可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太幸福了,比村上的那些上学的同龄伙伴还要幸福。尽管他们能上学读书,可他们很多人没坐过火车,更不用说现在我要上武汉去了,这是我的同村小伙伴们不可能做到的事。那一刻我有了幸福感和自豪感。
“到了武汉下车后,我看着那么多的高楼大厦,简直是又惊又喜!但也有一件事令我尴尬不已:像平时一样,我的脚一直是光着的。哪知道城里的水泥马路与乡下的泥土路不一样。那水泥路在烈日炎炎的阳光下烫得炙人,虽说我的脚板不怕坎坎洼洼的泥块和石子,但经不住那么烫的水泥马路,没走多少路,我就苦不堪言。可因为第一次进城太兴奋了,脚板再烫痛,也似乎比不过我那激动的心情。在武汉城里,我还是牵着姐夫走路,而且我的脚板因为烫疼后走路也是一拐一跛的,现在想起来真好笑:那么繁华的武汉大街上,一个年少的跛子牵着一个瞎子,我竟然没有一丝的自卑和受辱感,相反每时每刻都兴高采烈的。走着走着,突然我听到一声‘呜——’的鸣笛,问姐夫这是什么声音?姐夫说是轮船。我一听立即兴奋起来,问他是不是长江里的轮船?姐夫说,是啊,前面就是长江大桥。这还了得,我一听长江大桥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不顾一切地往轮船鸣笛的方向奔去。在乡下时,我听同村的小伙伴说过他们在书本上读到武汉长江大桥多么雄伟壮观,那时我想如果这辈子能见一见这座举世瞩目的长江大桥,还有滚滚东流的长江和长江里的大轮船,那我就是最牛的人了!大桥现在就在我的面前,我不能错失这个机会,我跑啊跑,飞一样的跑!姐夫在后面喊也没有用,我像脱了绳的风筝,离了弓的箭……大约走了几百米,我终于登上了长江大桥的桥墩,我双手扶住齐头高的栏杆,昂首朝大江看去,那一刻我小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到震撼:长江原来这么宽啊!大桥简直跟天上的彩虹一样长、一样美呵!还有那轮船,跟几层高楼似的,两岸的高楼大厦、黄鹤楼、晴川阁……我陶醉了,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幸福是什么!过去没有吃、没有穿、跟着姐夫到处流浪、算命讨饭、受人欺凌挨打都算不了什么!能站在长江大桥上,能看一眼长江,看一眼在长江里鸣笛航行的轮船,我就全满足了!以往的一切眼泪,所有苦水,就在这一眼之间全部烟消云散……”
欧阳其实是个非常浪漫的人,激动起来并不比一位诗人逊色。
“但那一次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仅仅在大桥上呆了不到十来分钟。一是怕姐夫着急,二是怕自己丢失迷路,所以瞅了一眼,赶紧往回走。虽然被姐夫一顿臭骂,可我心里那个开心劲持续了足有几个月……”欧阳推开窗户,看着夜幕中万家灯火的城市,感叹道:“快30年了,我多么想再上一次武汉长江大桥,去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
“这还不容易!你不是现在在武汉有好几个开发项目吗?抽空走一趟不就得了!”我十分好笑地对欧阳说。
“此一时彼一时呵!现在我一个月内从深圳到武汉要来回飞几次,十几年当兵期间也经过武汉无数次,可就是没时间专门上大桥去看一眼。唉,忙忙忙,人到中年,有些事反而不如童年那样憧憬美好了!”
“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下个月让我跟你一起上武汉看看你那几个开发项目吗?到时我们一起上武汉长江大桥去!我也没有去过呢!”
一听我这话,欧阳顿时笑得像孩儿一般灿烂,并保证:“好,一言为定!”
大约一个多月后,我们两人真的特意从武汉长江大桥的北边一直走到大桥的南边。那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武汉长江大桥虽然已历经40春秋,但仍不失其雄伟壮观的气势,桥面上车水马龙,桥底下汽笛声声,再眺望大桥南北的江岸,重镇武汉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蓝天碧云下几只风筝飘在我们的头顶……欧阳和我像两个顽童般忽而指点着江中拖着长长的船队嘻嘻哈哈像一条“饥饿的蜈蚣”,忽而比划着大桥围栏试探着能不能飞身入江……总之,欧阳把他当年留下的遗憾在这一日全部补偿了回来。
“喂,喂喂——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我在长江大桥上!在长江大桥的最中间的这块桥板上……”欧阳完全陶醉在童年的憧憬之中,他站在大桥的最中间,用手机跟远在温哥华的妻子拨通了电话。
这一天,欧阳嘴里哼的歌是:“小时候,我把人间的苦吃尽;长大后,我把世上的幸福来创造……”这是他自编的,没法在哪首正经的歌曲里找到,不过在欧阳祥山的人生词典里明明白白、清清晰晰地烙刻着。
这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欧阳在自己的故乡向我坦白“原罪”的那一夜吧。
“我这辈子注定与钱打交道。小时候因为穷,为了省六毛钱的火车票,我乘车逃票,几次差点丢了小命;后来跟姐夫外出算命流浪,为挣一毛、两毛钱,受过皮开肉绽之辱;稍大些,我俩跑货郎担,有一阵市场上刚流通一种新面值一元的人民币,因为我不认得,姐夫也头一回接触,两个大人用新票子一元钱买我们的东西,结果我把它当成了10元钱反找给了人家9元钱,两个大人奸笑着扬长而去——这新票一元钱跟旧票10元大小一模一样,姐夫为这念念不忘。他说‘我是瞎子,你怎么连瞎子都不如?’他的这话深深地刺伤了我幼小的心灵。可不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其苦难的命运与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不如。恨家里无钱供自己读书,命运太苦,这就是我欧阳祥山曾经有过的‘原罪’……”
欧阳用这句话结束了我的拷问。老实说,我接触过许多富翁和有钱人,但像欧阳这样经历的人还没有过。这也让我想起了第一次与欧阳回云梦时,他在“算命街”上向那些瞎子分发钱票的情景,于是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欧阳无“原罪”。欧阳的“原罪”是苦难、饥饿和耻辱煮蒸出的滴滴辛酸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