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

我与元亨同志原本不甚熟悉，只能算是“神交”已久——早读过他的著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劳作者，成果丰硕，从理论研究到文艺创作乃至译作。令我起敬，因为难能可贵——特别是在“下海”成风的时刻。

他的近作《中国文化史观》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创见颇多，视角独特，文辞生动，发人深思，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读后甚感启发。

作者在立足于人文科学的贯通基础上，对有哲理性的中国史观作了综观——既有纵考，又有横览；不拘陈说，勇于立言。他首先揭示出发达的史学与贫乏的史观的反差现象，但又指出不宜把传统的中国史观简陋地归结为循环史观或气数史观，因为，这只是囿于形式的扫描。其实，仅就循环史观而言，既有以自然为参照的朴素循环论，复有以伦理为圆心的循环论和蕴涵生死轮回的循环论。必须作深入的、系统的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论断。显然，作者的见解是新颖的、颇有裨益的。

从上述观念出发，作者把中国史观的历程论定为五个阶段：自然史观阶段、伦理史观阶段、本体论史观阶段、实用理性史观阶段、唯物史观阶段。这种构架形成本书的骨干和特色。作者又以较大篇幅对自古迄今的重要人物的史观加以重新审视和阐释，借助个案研究把宏观的考察与细部的论证结合起来，由是使五个阶段的发展论获致丰满的内涵。

作者在论述历史哲学时，十分注意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借助于文化交融和相互“激活”。春秋战国，是中原文化的相互激活。魏晋南北朝，为南北文化的交融。盛唐之际，则为亚洲文化大汇聚。迄近代，当是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的逐步融合。所谓的多元文化论，实即立基于这种认识。重视文化——特别是在广义上——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有助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激活”论颇有意味，应是阐明历史进程的重要契机。

作为第一部试图从宏观上系统地对中国历史加以反思并着重阐述历史哲学的演变的专著，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开拓性的著作也必然留下深化与拓展的余地，惟愿元亨同志持之以恒，继续研讨，以期为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