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兴起，乃是由于东汉衰落。与其他王朝相比，东汉衰落的原因显得十分特别。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曾说：“国恒以弱丧，而汉独以强亡。”这简直是一个悖论，强大怎么会亡国呢？

纵观中国历史，王朝之兴亡往往与军事力量之强弱有直接关系。当军事走向衰弱，王朝的命运基本上就到头了。历史上几个比较重要的王朝，如唐、宋、明、清，莫不如此。

东汉王朝则不然。

自光武帝开国，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帝国的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周边诸蛮族势力，无论是匈奴、羌或乌桓，都不是东汉的对手。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人被打得落荒而逃，远遁中亚；即便到了东汉后期，汉军的战斗力仍是雄视天下的。

以段颎平东羌为例，这位东汉盖世名将，在征羌最后一战中，以战死四百人的代价，歼灭敌军三万八千人，创造了冷兵器时代令人瞠目结舌的辉煌战绩。

鲜卑在北方崛起后，一度对东汉帝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只是这个游牧民族由于内乱而很快衰落，终究未能撼动东汉超级强国的地位。

东汉帝国如此强大，为何会逐步走向分崩离析，并最终导致群雄割据，三国并起呢？

祸不起于萧墙之外，而在萧墙之内。

东汉帝国如同一个外强中干的大汉，表面上神勇无敌，其实早已疾病缠身。这是因为有两大毒瘤在作怪：一曰外戚，二曰宦官。外戚与宦官每个朝代都有，可论及其带来的惨烈祸害，没有哪个王朝能比得上东汉。

那么，宦官之祸与外戚之祸又是如何酿成的呢？

有果必有因。

当我们深入挖掘历史时，会发现东汉皇宫的上空始终飘**着不散的咒语，皇帝与皇后看似高高在上，却都难逃宿命的捉弄。

宿命之一，东汉皇帝多是短命。

东汉总共有十四个皇帝，活过四十岁的只有三个，分别是前两任皇帝光武帝（六十三岁）、汉明帝（四十八岁）与末代皇帝汉献帝（五十四岁）。其余十一位皇帝，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六岁的。短命皇帝之多，在中国各个朝代中堪称第一。

在我们的想象中，皇帝吃穿不愁，还有一大堆宫廷御医不时地为他们望闻问切，就算不长寿，也不至于连续十一任皇帝都活不过三十六岁吧？

但事情就是这么离奇古怪。

莫非皇族有先天的遗传病，或者被下了毒咒？

宿命之二，东汉皇后大多不生育。

在东汉，皇后的数量要比皇帝多，一个皇帝可能有两三个皇后。我们知道，皇后生的儿子是嫡子，是要继承皇位的。东汉十四个皇帝，除了开国皇帝光武帝是自己打天下的，其余十三个皇帝都是继承大统。这十三个皇帝里，有几个是皇后所生的呢？只有两个（是的，你没看错）。

皇帝短命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继位者大都未成年，甚至还有婴儿。除了前三任皇帝之外，其余的十一位皇帝中，登基时年龄最大的是汉桓帝——当时他也只有十五岁。这些未成年人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显然力不从心，太后临朝听政就成必然了。

太后作为一个女流之辈，久居深宫，没有能力约束众臣，只能信任自家的兄弟、亲戚，这便导致了外戚势力的兴起。

更糟糕的是，这些皇帝大多不是太后的亲生儿，与太后没有血亲关系。太后显然更愿意把权力交给与自己有着血亲关系的外戚，而不是皇帝。小皇帝们自从登基后，便受到“太后—外戚”势力的压迫，内无实权，外无可以引为羽翼的臣僚，即便他们长大成人，也改变不了大权旁落的现实。

只有一个办法能夺回大权——政变。

别的朝代是臣子搞政变，东汉是皇帝搞政变。皇帝搞政变，无一例外，都是靠宦官的帮忙——汉和帝政变，整垮了窦氏外戚；汉顺帝政变，整垮了阎氏外戚；汉桓帝政变，整垮了梁氏外戚。

太后临朝必用外戚，皇帝夺权必用宦官。这两个势力轮流坐庄，相互倾轧，令帝国中枢组织一步步坏死，最终走向灭亡。

三国时代的名臣诸葛亮曾这样说过：“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外戚擅权、宦官用事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外戚权臣梁冀独揽大权的时代，是整个东汉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梁冀背后的梁氏家族，出过七位列侯、三位皇后、六位贵人，两位大将军，势力庞大，难以撼动。梁冀名为外戚，实则形同太上皇，生杀权柄全操在他一人之手。年仅九岁的汉质帝在忍无可忍之下，当着他的面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这一句话，竟然让小皇帝丢了性命：梁冀暗中命人在食物中下毒，杀死汉质帝。紧接着，他又处死朝中最为正直的大臣李固、杜乔，令天下士人敢怒而不敢言。

同年（公元146年），梁冀立十五岁的刘志为帝，即汉桓帝。在梁翼眼中，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可以随时踩死的蚂蚁。皇帝只是象征性地坐在至尊宝座之上，呆若木鸡，机械地充当梁冀的传话筒。

只要时机成熟，刘氏帝国定会被梁氏帝国所取代。

梁冀对此毫不怀疑。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人，一个他本不该忽略的人。

这个人就是皇帝——汉桓帝刘志。

难道一个被密密蛛网捆绑住的木偶皇帝，也有翻江倒海的本领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若被逼上绝路，总能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与勇气。木偶皇帝面对梁冀时，总是心惊胆战，仿佛脑袋上架着一把刀——这个皇帝当得够窝囊的，哪天梁冀若是心情不爽，皇帝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为了自保，汉桓帝鼓起绝地反击的勇气。梁冀爪牙广布于朝廷之上，汉桓帝甚至不敢依靠宫廷之外的大臣，他唯一能依赖的，仅仅只是皇宫内与梁冀有隙的几个太监。梁冀过于轻心了，他既低估了傀儡皇帝，也低估了几个不入眼的宦官。宦官们凭着守卫宫廷的羽林军及虎贲战士一千余人（为了凑人数，把马夫也派上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包围了梁冀的老巢。

仅仅一天的时间，梁氏帝国灰飞烟灭，梁冀及其夫人服毒身亡。

皇帝这一旷世豪赌，居然赌赢了，他赢回了权力，赢得了未来。

一个黑暗的时代结束了，大家睁大眼睛，等待光明。

然而，帝国臣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只是失望。

汉桓帝除暴并非为了安良，不过是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罢了。去了一个梁冀，来了一堆宦官，政坛上依然黑云遮空。

就在这个时候，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悄然兴起。

富有正义感的士人们走到一起，他们深持传统的名教观念，淡泊功利，高蹈名节，不肯随波逐流。这些人被称为“清流党”。然而宦官集团仗着皇帝撑腰，大兴“党锢之狱”，禁锢清流党人。

公元167年，汉桓帝之死，把清流党人与宦官集团的生死较量推向了**。

向来力挺宦官的桓帝已死，新上台的灵帝不过才十二岁，大权落入外戚大将军窦武之手，而窦武正是清流党的支持者。堂堂一个大将军，手握天下兵权，要扳倒几个太监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吗？

表面上看，清流党人胜券在握。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当宦官集团得悉清流党人准备剪除宦官的计划后，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劫持了小皇帝，再次动用宫廷禁卫军的力量，矫诏捉拿窦武。

在宦官的反攻倒算之下，清流党溃败。大将军窦武自杀身亡，太傅陈蕃被杀，清流党领袖纷纷被捕入狱。

大太监曹节炮制了一份所谓的“奸党”抓捕名单上交给灵帝刘宏，小皇帝显然对“奸党”的概念不清楚，他天真地问：“什么是奸党？”

曹节回答道：“奸党就是相互勾结的党人。”

小皇帝听不明白，又问：“奸党犯了什么大罪，为什么非杀不可？”

曹节又说：“他们图谋不轨。”

小皇帝再问：“图谋不轨又怎么样呢？”

曹节看着呆头呆脑的皇帝，加重语气答道：“那就是企图夺陛下的江山社稷。”

小皇帝似乎明白了。既然要谋夺朕的江山，铁定是坏人了。

捕杀“奸党”的诏令下达，清流党领袖李膺、杜密、范滂、虞放、朱寓等，不是被拷掠至死，就是自杀身亡。

好人斗不过恶人，是因为不屑使用卑鄙手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党锢之狱”从汉桓帝持续到了汉灵帝时代，前后长达十八年之久。士人精英遭到大肆杀戮，社会正义受到空前摧残。

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

终汉灵帝一朝，宦官势力如日中天。

如果说外戚集团中尚有过几个识大体、能够扶植朝中正义力量的人，那么宦官们所做的事就只有陷害忠良、鱼肉人民。

举一个例子。

大宦官王甫有个干儿子名叫王吉。王吉本不学无术，有干爹撑腰，当了沛相。他大概是东汉历史上最坏的官吏，此人有一大爱好：杀人。他任沛相五年，总共杀了一万多人，平均每年杀两千多人，每月杀两百人，每天杀六七人。不仅如此，他杀人手段特别残酷。每杀一人，就将其尸体肢解成几大块，扔在囚车上，四处展览。尤其到了夏天，天气热，尸体容易腐烂，他便用绳子穿在骨架上吊起来，尸体散发的腐臭味数里之外可闻，路人都得捏着鼻子转过头，实在是惨不忍睹。

国家到了这个地步，简直国将不国。

官逼则民反，这是历史的铁定律。

从汉桓帝到汉灵帝，民众暴动日趋激烈，起义领袖自立为帝者不在少数：

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陈留人李坚起义，自称皇帝；

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扶风人裴优起事，自称皇帝；

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蜀人李伯起事，自立为“太初皇帝”；

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渤海人盖登起义，自称“太上皇帝”；

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人许昌起义，自称“阳明皇帝”。

以上所列举的几次暴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小民胆敢自称皇帝，显示出人们改朝换代的决心。对于走投无路的百姓来说，他们对东汉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至于没有打出皇帝旗号的起义，更是举不胜举。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狂风暴雨到来之前的预兆，东汉王朝已是摇摇欲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