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政论家和讽刺小说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斯威夫特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贫苦家庭，他是遗腹子，从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十五岁时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学士学位。他的学业并不顺利，据说他曾因“迟钝和智力不足”被终止攻读学位。但他很快摆脱了困境，并于1692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到了1701年，他获三一学院神学博士学位。斯威夫特在大学里的主业是哲学和神学，但他个人更偏爱文学和历史。1688年，斯威夫特前往英国，做了穆尔庄园主人威廉.邓波尔爵士的私人秘书，直到1699年邓波尔去世。他在担任秘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斯威夫特跟随邓波尔的这十年，不但让他通晓了人情世故，还磨炼了他的文笔。“他写了烧，烧了写，几乎写遍所有题目，用尽所有风格。”1699年，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附近的一个教区担任牧师，但因为教会中的事务常去伦敦，后来卷入了伦敦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争。斯威夫特在爱尔兰的生活既没有耗尽他的精力，也未能满足他的雄心。他由于经常跑到伦敦，频繁出入咖啡馆，所以结识了爱迪生、斯蒂尔、蒲柏和康格里夫等著名文人。跟他们一样，他的同情心在辉格党一边，但他同时也受到托利党首领的器重，担任过该党《考察报》主编。1714年托利党失势，他回到爱尔兰，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的主持牧师，同时着手研究爱尔兰现状。斯威夫特平素不以爱尔兰人自居，总把自己当成一个“被扔到爱尔兰的英格兰人”，但作为一名“人类自由斗士”，他对英格兰人的非法统治的后果极为不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并投入到争取爱尔兰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但一个个美好的梦想最后都破灭了。晚年的斯威夫特内心十分孤独，只限于和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交往。他将自己积蓄的三分之一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用另三分之一的收入为智障者盖了一所圣帕特里克医院。然而，斯威夫特本人也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已完全疯了。他希望死时“尽可能秘密地在午夜12点”将他埋入斯特拉安葬在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同一尊棺材里；他要求其黑色大理石墓碑上的拉丁文碑铭“字体要大，雕刻要深，镀金要浓”，以铭记他已从“凶猛的义愤”中解脱出来，不再让它“撕碎自己的心”。1745年10月19日，斯威夫特辞世而去，终年七十八岁，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格列佛游记》无疑是斯威夫特的呕心沥血之作。在这本书中，斯威夫特的叙事技巧和讽刺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作品的主人公里梅尔.格列佛是个英国外科医生，在远洋船上任随船医生，后来担任过船长；他受过良好教育，为祖国而自豪，在职业和政治两方面似乎都颇有见识。格列佛是个典型的18世纪英国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他信任理性，相信后天经验是知识的源泉。格列佛只是一个普通人，反映了当时一般的观念，格列佛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是理性和科学的。诚如《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指出的，我们必须把格列佛与斯威夫特分开看待，“把格列佛与斯威夫特混淆起来将有损于后者作为作家、讽刺文学家和自由战士的形象”。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正好相反，他认为这种当时典型的价值观对于人类来说是危险的，如果像具有科学头脑的格列佛那样把自己的信念完全寄托于这个崇拜物质的世界，那将是愚蠢的。学者马洛指出，斯威夫特设置这一个角色是为了证明潜藏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中的巨大缺陷。格列佛固然是一个平庸的人，而斯威夫特正是利用了主人公的这种局限达到了最充分的讽刺效果。

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百万读者中开展评选“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活动，结果《格列佛游记》名列第十一名。英国小说家毛姆说：“《格列佛游记》有机智和讽刺，有巧妙的构思，洒脱的幽默，泼辣的讥嘲，痛快淋漓。它的文体精彩绝伦。至今没有人用我们这艰难的文字写得比斯威夫特更简洁、更明快、更自然的。”大批评家威尔逊把斯威夫特称为六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排名仅在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之后。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一生中读过《格列佛游记》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

让我们沉浸在斯威夫特的天才的讽刺艺术中，尽情地享受这种读书的快乐吧！

白 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