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之“议”不是普通的商议、讨论，而是批评性的议论，表示不同意见的议论。《礼记·间传》：“大功言而不议。”郑玄注云：“议，谓陈说，非时事也。”[47]“议”字的这种用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48]，同时或更早一点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49]，晚一点有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50]。我们今天常说的“非议”一词，即由此义而来。

至于“议”字何时起与“清”字连用，变成“清议”一词，则当与“清谈”一词产生的背景类似，应是汉末党锢前后的事。这一点已在正文中论及，此处不再重复。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清议”一词虽然在党锢前后产生，却并不指党锢前后士大夫批评朝政之风，与我们今天在“汉末清议”一词中的用法相当不同。“汉末清议”这种用法，起源其实相当晚，差不多到清朝才出现。可以说，“清议”一词原义与今义的差距，不亚于“清谈”一词的情形。由此也引起很多误解与困惑，实有细加澄清之必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清议”一词的早期资料。例如：（1）《艺文类聚·二二》载曹羲《至公论》中云：“凡智者之处世，咸欲兴化致治者也。兴化致治，不崇公抑（私），割（私）情以顺理，厉清议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见其功也。清议非臧否不显，是非非赏罚不明。故臧否不可以远实，赏罚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议，违是非，虽尧不能一日以治。审臧否，详赏罚，故中主可以万世安。”[51]（2）《三国志·五七·吴书·张温传》：“（暨）艳性狷厉，好为清议。”[52]（3）《世说新语·任诞》一三条注引《竹林七贤论》 ：“后（阮）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

曹羲为曹爽之弟，《至公论》当作于魏正始初。陈寿《三国志》不晚于晋初，其中“吴书”多本韦昭之《吴书》，成书尚在晋前。《竹林七贤论》已佚，但它的作者我们知道是东晋人戴逵。此外唐人所修的《晋书》中载有晋初诸臣之奏疏，当系原文，也应该是较早的资料。例如：（1）卷四七载傅玄上疏云：“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53]（2）卷三六载卫瑾上疏云：“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54]（3）卷四五载刘毅上疏云：“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55]（4）卷四六载刘颂上疏云：“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56]又云：“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颓。”[57]（5）卷七〇载卞壸为王式事上疏，“疏奏，诏特原组等，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58]这虽不一定是诏书的原文，但据情理推之，“付乡邑清议”的字样多半是诏书中有的。

以上诸例说明魏晋间“清议”一词已经流行，但其意义却与我们今天常说的“汉末清议”之“清议”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所说的“汉末清议”之“清议”是指批评中央政治及执政者的风气，亦即范晔在《党锢列传》前言中所说的“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区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59]但上引各例中的“清议”却全无此意，而近乎“乡论”的同义语，亦即士族中形成的关于个别士人的舆论。其中傅玄疏中的“清议”一词似乎含义稍广，但根据上下文仔细考察，很容易发现其基本含义还是跟其他各例一样。傅玄说要以“清议”“长其义节”，对抗“纲维不摄”和“虚无放诞之论”，所以当然还是指让士人敦品励行的乡里清议，而绝非“品核公卿”的“处士横议”。

“乡论清议”从魏以后似乎就成为一种制度，作为选拔进用士人的重要根据，此制一直沿用到南朝。《南史·一·宋本纪上》载宋武帝即位后大赦，诏告“其犯乡论清议，赃污**盗，一皆**涤”[60]。其后齐高帝代宋，梁武帝代齐，陈武帝代梁，实行大赦时，都有类似的话。隋唐以后改用科举为士人进身之路，“乡论清议”的重要性才渐渐降低，“清议”一词也就用得少了[61]。

“清议”一词究竟何时开始用来指汉末“处士横议”之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资治通鉴·六八·汉纪》之后，司马光有一段颇长的议论，称赞“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后面列举汉末朝野名士，也就是我们说的“汉末清议”中的著名人物，加以褒扬，可是自始至终未见“清议”二字。可见司马光不这样用。又《资治通鉴·五五·桓帝延熹七年》载：“济阴黄允，以隽才知名。（郭）泰见而谓曰：‘卿高才绝人，足成伟器，年过四十，声名著矣。然至于此际，当深自匡持，不然，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叹曰：‘得婿如此，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妻请大会宗亲为别，因于众中攘袂数允隐慝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废于时。”这段后面有胡三省注云：“当时清议为何如哉！”[62]黄允的故事正是典型的乡论，可见宋末学者胡三省是以乡论为清议的。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其一三“清议”条云：“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又曰：“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忘。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63]显然，顾炎武是把乡论当作“清议”的，而且说它古已有之（这当然是溯源之意，不是说“清议”这个词也早就有了）。顾炎武并未把汉末的“处士横议”称为“清议”。在同卷“两汉风俗”条中，他说，汉末“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64]也不用“清议”这个词。最早把“清议”同汉末风气连在一起的，大概是清代乾嘉间的史学家赵翼。他在《廿二史札记·五》“党禁之起”一条中说：“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书谓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国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盖东汉风气，本以名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则清议益峻。号为正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海内希风附响，惟恐不及。而为所贬訾者怨刺骨，日思所以倾之。此党祸之所以愈烈也。”[65]这里“清议”就是“正论”，而且明白地与《后汉书·党锢列传》中那段话连在一起。近代学者沿袭赵氏此论，“汉末清议”一说也就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