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涉及的政治内容是官员的选录问题。

最初，中国的官位是世袭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垄断官职。平民子弟想要跻身官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建立骄人的功绩。西汉之后，征辟制兴起，成为世袭制的补充。朝廷可以征召地方贤才，官员可以荐举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为官场选取了部分德才出众的官吏，但这样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标准操于权贵之手，得官的人数也很少，对改变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帮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所代替，人才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九个级别，分别授予官职。权贵家庭把持评定，相互攀附，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形成了变相世袭的门阀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径依然窄小，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权力垄断官位分配，导致大批身体羸弱、不识五谷、畏马如虎的士族子弟二十岁就能登殿入阁，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众，年过三十也仅可补为刀笔小吏，从底层做起。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政治体制本身的新陈代谢。

在这样的背景下，隋唐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开放了政权，摒弃了出身、地域、年龄等外在因素，只考量个人学识，允许所有人自由竞争。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过考试也只能做一辈子平民百姓。这就排除了权力因素的干扰，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理论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同时，考试剔除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和碌碌无为的庸才，能为政治体制补充高质量的官吏。这对政治体制的高效运转和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所以，科举制设计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则和择才而用的做法，相对于之前各项入仕制度有着巨大进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从诞生直到1905年的一千五百年间，科举制在中国雷打不动。隋唐以后，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皇帝可以换，王朝可以变，甚至统治民族也在变，但开科取士的做法几乎没有变过。它以开放的姿态，高举公平公正的旗帜，给所有人入仕的希望。希望在，梦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愿困守其中，支持这项制度。

大规模科举取士，兴起于唐朝。唐朝的科举考试由礼部负责，允许天下读书人自由报考，州县地方官员不得阻拦。相对于之后的层层考试选拔，唐代科举只考一次，最简单、最直接，读书人进入官场的程序成本也最低。但是，唐朝的科举考试与后世不同的一点是，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做官的资格，并不能成为正式的官员。要成为正式的官员，进士们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官员录用考试。只有考试合格了，才能上报皇帝批准，再由吏部授予他正式的官职。通过官员录用考试，唐朝称之为“中式”。一个人只有既通过科举又中式，才能够迈入官场的大门。

由于唐朝科举考试处于草创阶段，规章制度并不像后世那么严格。比如，唐朝科举考试之初是不糊名的，试卷上写有考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内容。考官在判卷的时候，并不仅仅看考生答卷质量的高低，也要参考考生平时的文章、名声，甚至要看这个人的家庭出身，主观因素很大。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开始要求试卷糊名。但是吏部的录用考试，则要进士去面试，申报自己的出身、家世，包括爷爷、爸爸的身份、有无官职等内容。这样，负责官员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读书人在唐朝参加科举和官员录用考试，不仅要凭真才实学，还要到处拉名人和达官显贵推荐自己。考生们纷纷奔走于公卿豪门，向他们投递自己的代表作，称“投卷”。投卷在唐朝是公开允许的，考生向礼部投的叫官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如果觉得这个考生真有才华，往往会对其极力称赞，大为荐举。

大诗人白居易到长安应试时，就向前辈诗人顾况投递了自己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受到后者的极力称赞。据说，唐玄宗初期的状元王维也是投卷的成功例子。王维未满二十岁就在文坛崭露头角，文章闻名一时。当时，太平公主势力很大，已经暗示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录取某某人为头名。王维晚到一步，就向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隆范求情。李隆范有意抬举王维，就带了他去见太平公主。王维年轻英俊、风姿优美，太平公主惊为天人，问岐王：“这是什么人啊？”岐王回答说：“知音者也。”太平公主就让王维演奏流行的曲子，王维一曲下来，声调哀切，满座之人为之动容。太平公主大为惊奇，岐王李隆范趁机说：“这个后生不但精通音律，在文学方面也是独步天下，无人能出其右。”太平公主更高兴了，问王维：“你带了写的文章没？”王维早已准备好，把诗卷呈给太平公主。公主读完，惊叹道：“这些文章都是你写的吗？我们常说古人的佳作，原来都是你的作品啊！”于是，太平公主让王维坐在自己的旁边，之后又把今年科举主考官叫来，授意他一定要录取王维为状元。于是，王维少年及第，一举摘取了科举头名。

当然，像白居易、王维这样行卷一次就大获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唐朝读书人为了能做官，不得不低三下四，到处去求人，到处去投递自己的文稿，希望得到赏识和荐举。长安城中，“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旧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者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可称得上是斯文扫地。

在众多失败的投卷者中，最典型的可能要属中唐大文学家韩愈。韩愈出身于无名无姓的布衣百姓家庭，虽然从小发愤学习，但历经三次挫折才考中进士，考中进士以后连续四次参加吏部录用考试都不合格，困居长安十年。他曾经自怨自叹地说，我想当个九品芝麻小官都成了奢望，想获得一亩之地的官舍都难以实现。所以说，唐朝读书人做官虽然简便、直接，但是普通人家子弟入仕还是相当困难。整个知识界和官场弥漫着一股请托和攀附权富的风气。等到韩愈做了大官，又成为文豪以后，他也成了读书人行卷的对象。有一次，有一个考中进士的读书人来找韩愈，希望韩愈推荐自己。韩愈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住在长安城里的某个寺庙里，表示自己清贫廉洁，然后在某天早晨出门游玩。这名进士一一照办。到了那一天，韩愈叫上另一位侍郎，一起去拜访这名进士，他已经遵照韩愈的嘱托出了门，韩愈和那名侍郎大人当然就扑了个空。于是，韩愈提笔在庙门口上大书：“侍郎韩愈、侍郎某某，至此访某某进士不遇。”由于这座庙在长安的繁华之地，人来人往，这条标语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连两位朝廷高官、当代文豪亲自造访都找不到的进士，自然是名声大震，身价陡增。很快，他在吏部的录用考试当中高中榜首。

唐朝的科举考试也好，吏部录用考试也好，主观性因素实在是太大。整个过程看上去很严密，但实际上是一个花架子。到了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和完善。比如，认真执行了武则天时期就实行的糊名制度，在试卷上不准出现考生的任何个人信息；同时建立了誊录制度。考生用墨笔作答的考试原卷被称为墨卷。为了防止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或者考生和考官串通后在考卷上留下特定的记号，由专门人员将糊名后的墨卷编号，交给抄写人员用红笔重新抄写一份答卷，新卷子叫作朱卷。朱卷抄写完毕以后，又由专门的校对人员将墨卷和朱卷进行校对，确认无误后分别封存。墨卷存入档案，朱卷交给考官审阅。主考们选定高质量的朱卷后，再根据朱卷上的编号调出墨卷，拆开糊名的封口，查看考生的姓名、籍贯等。这个过程要当众开封，当众填写姓名，当众放榜公布。为了防止这一过程再有纰漏，放榜后，各地的试卷还要调礼部复查，称磨勘。

宋朝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由皇帝在考试之前临时任命的。宋太宗任命翰林学士苏易简负责当年的科举考试。苏易简接受任命以后，为了避嫌，将自己关在贡院里不肯回家，也谢绝与外人往来，以示自己的清白、廉洁、公正。从此，考官接到任命后，都要被锁在贡院里面，称锁院制。这项制度也成为一项惯例。

唐朝由吏部主持的官员录用考试，在宋朝也被取消了。读书人只要通过科举获得进士身份，也就等同于获得了官职。

宋朝对科举考试的大幅度规范和严格要求，大大限制了官僚特权，从效果上来看，基本扭转了唐朝读书人行卷行贿、依附权贵的恶行，这就保证了有才干的平民子弟进入仕途。在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举的三百三十名进士当中，姓赵的皇氏宗亲有二十五人，城市出身但未必都是官僚子弟的进士有三十人，其余将近三百人都是从农村乡间来的普通地主子弟或者干脆就是农民子弟。这就大大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开放和公正。宋朝的读书人只要有意当官，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基本上都能够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