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几个八旗军官的孩子在“拼爹”。一个孩子说：“我爸有只白雀，叫得可响、可脆了！”一个孩子说：“我爸会唱戏，他登台唱戏，下面叫的彩排山倒海！”第三个孩子对第一个孩子说：“你家养白雀的鸟笼子，是我爸扎的。”又对第二个孩子说，“你爸登台那回，是我爸带人去捧的场儿。”三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你爸会干吗？”第四个孩子高声说：“我爸会骑马！”前三个孩子一齐竖起大拇指说：“你爸最牛！”

请注意，这四个孩子的父亲，都是军官。不管这四个爹哪个最厉害，都是莫大的讽刺，对大清王朝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这笑话说的是晚清的事儿，反映了八旗武装腐朽没落的事实——当时杭州上万八旗子弟，还真只有一个人会骑马。1911年，革命青年温生才单枪匹马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笑话”。光天化日之下的广州街头，温生才手持枪械，冲到重重护卫的孚琦的轿子前，开了第一枪。孚琦并没有被射中要害，大喊救命。周围的八旗亲兵、护卫竟然“相顾错愕”，茫然不知所措。温生又对准孚琦头部，开了第二枪，孚琦这才毙命。温生才不放心，又补了两枪。等他确认孚琦已死再环顾左右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数十名亲兵、护卫早已经逃散一空了！最后，温生才从容地走过大街小巷，逃出城去。

事后，孚琦的夫人要追究卫队官兵的责任。他们护卫将军有责，竟然听任刺客连开四枪，又逃散一空，不算临阵脱逃，也算是失职吧？负责的一名标统（相当于团长），也是八旗子弟，为此忧虑得昏厥倒地，家人好不容易才把他灌救过来，闹出了第二个笑话。孚琦夫人见此，不得不大事化小，不再追究。

孚琦遇刺后，满族官吏闭门谢客，轻易不上街，偶尔上街也加强戒备，携带重兵护卫。那些当兵的旗人，很不愿意护卫长官出巡，担心自己被连累死于革命党人枪下。一次，福州将军朴寿外出，那场面搞得像军事演习一样。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八旗官兵，团团围住朴寿的轿子，在福州街头搜索前进。突然，一声枪响！朴寿吓得三魂出窍，摸摸身上没事后大喊“救命”；护卫旗兵不是卧倒在地，就是跑到街边躲避。这场闹剧的起因只是一个护卫士兵精神过于紧张，手枪不小心走了火。一声枪响，把官兵们纸老虎的本质暴露无遗。不知道能征善战的八旗祖先们看到子孙这个熊样，作何感想？

八旗子弟崛起于白山黑水，由弱变强，以几万之众，最后蛇吞象一般占领了大江南北，建立了大清王朝。时人夸耀说，“满洲兵至万，横行天下无可敌”。怎么才过了两百多年，当年的铁骑就变成草包了呢？

这都是旗人咎由自取。当年，清朝全靠八旗铁骑南征北战，才夺得江山，王朝建立后还得依靠八旗军队控制天下。入关后，清朝规定八旗子弟专事武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八旗武装除了守卫北京城（京师八旗）外，还扼守天下重镇、要害，称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的“户口”“编制”都在北京，本质上算是中央外派地方工作人员，还会被调回北京或者调防他处。这套驻防制度的本意，是保持八旗子弟的武力，依赖精干的八旗武装巩固统治。

为此，清朝给予八旗官兵稳定、丰厚的待遇，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专心当兵。一个有编制的八旗士兵，一个月能拿到三四两银子的俸禄，和县官是同一水平。此外他们还有很好的福利，如广州驻防八旗兵还有红白事赏银、蔬菜、食盐等。这些待遇是终身的，只要当过兵一生都能领取钱粮。八旗兵死后，妻子幼儿的生活也由部队负责。只要有一人当兵，就可以保证一家人生活无忧。此外，八旗子弟还有大量“当差”的机会，如押送、工程、庆典等，除了能拿补贴，还有不菲的“灰色收入”。海关的关丁、漕运的漕丁和盐运的盐丁等差使，规定只能由八旗子弟担任。这些可都是肥得流油的好差使。可以说，八旗子弟在理论上根本不用愁生计。每个旗人家庭都能从体制中获得一份稳定、丰厚的收入。

以上还只是一般的工作，或者说是留给底层旗人的基层岗位，就已经让为生计奔波的汉族人羡慕了。旗人但凡有点能力，能写几个字，更有大把升迁的机会。比如，汉人和旗人的科举是分开的，满族科举的竞争大大小于汉族科举。考不上，旗人还可以去各个衙门抄抄写写，称笔帖式，给编制给品级，有大把大把升迁的机会，成为封疆大吏的不在少数。不认字的，可以参选紫禁城、各王府和达官显贵的侍卫，那也是有品级的，而且还不低。

清朝官制中特别有“缺”的规定，即对很多岗位有民族要求。如六部尚书必须满汉各一人，侍郎满汉各两人，这自然对人少的旗人有利。很多岗位干脆就专供旗人，如内务府系统。

在清朝，旗人一出生，就捧上了铁饭碗。用他们的话说是“铁杆子庄稼”。稍微像样一点，就能混上知府、知县、主事什么的；即便一辈子当兵，退休前也能落个一官半职。

这套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很快就走了样。什么都不做，就有体制保障，能一辈子衣食无忧，那谁还去学习、去做事啊？八旗子弟迅速懒惰下来，悠游无事，进而养尊处优，每月等朝廷发一份钱粮来花销。反正大家都一样，干好干差，干与不干，人人都领一份“月钱”，结果谁都不去操练，也不去关心时事了。八旗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入关的时候，八旗军队冲锋在先，战绩辉煌；二三十年后吴三桂造反，八旗军队就要拉绿营（汉族军队）共同行动了，八旗为主，绿营为辅；等洋人打进来的时候，八旗军已经打不动了，不得不以绿营为主，八旗为辅；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八旗军彻底不行，先是绿营为主，后来又让位于地方武装团练。湘军、淮军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之后，八旗军在军事上就彻底边缘化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旗军队的开销越来越大。比如，各地驻防八旗最初核定编制都是几千人，超过五千的极少。到近代，每一地的驻防八旗都超过了万人。打仗不行，队伍却飞速膨胀。旗人拖家带口，把当兵、当差变为一份职业，一个生存的保障。朝廷规定，驻防官兵不准于当地置产，死后不准于当地设立坟茔。这规定在现实中却成了一纸空文，八旗子弟该安家的安家，该娶小妾的娶小妾。他们连操练都不当一回事了，还会在乎军纪吗？

不干事，旗人们都干吗去了？人家忙着呢！泡茶馆、养宠物、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扎风筝等。汉人吃喝玩乐、休闲游戏的事情都学会了，还自创了许多娱乐形式——对中国民间文化来说，旗人立下大功。围绕驻地，旗人聚居，形成“旗城”，自成体系，有别于其他城区。

慢慢地，不少旗人还是变穷了。一方面是家族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体制能够提供的铁饭碗是有限的，不能吸纳快速增长的旗人人口，注定有很多人补不了缺、当不了差，“闲散”下来。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旗人只会享受，不会理财。月钱和其他收入，如果好好计划，完全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却经不住天天吃喝玩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旗人一旦养尊处优惯了，花销就越来越大，又不事生产，自然入不敷出，生活窘迫了。不过，他们普遍不在乎。只要清朝不亡，铁杆子庄稼就在，“月钱”还得发。旗人们仗着特权身份，到处赊账，竟然变成一项时尚。明明口袋里有钱，也要赊账；明明揭不开锅了，还是下馆子逛戏院，似乎唯此才能彰显身份。

满族出身、父亲在紫禁城当兵的老舍先生，写有自传性质的《正红旗下》，生动地描述了清末北京城旗人的生活状态。老舍大姐的公公和婆婆，就是一对“活宝”。

大姐的公公“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

“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遛，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瓷食罐，小瓷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人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

近代外国人观察八旗军队，描述他们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提着烟枪、鸟笼，哼着曲子，嘻嘻哈哈的老百姓。他们的马雇人牵着，枪雇人扛着，做个样子罢了。就是当差的关丁、盐丁，也不自己干了，早就雇了下人去顶包。不得不操练或者“干部选拔”考核的时候，旗人也雇枪手。铁杆子庄稼是拔不了的，多少人靠形式主义混饭吃，于是考场上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罗锅、瘸子、聋人，都挤入军队。加上腐败，坐吃空饷，挥霍浪费。八旗军队成了养老院、福利院。

最可怕的是，旗人们坐吃山空，还理直气壮，觉得被人养着就是理所应当的。“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一些有识之士，也觉得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少数旗人，也想抛弃铁饭碗，自立自强，或者生活难以为继，想学门手艺，做个小买卖，养家糊口。不过，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旦担着货担撞到熟人，他们得说：“嗨，闲着没事，来玩玩！”“这不是买卖，就是个玩意儿。要不，您也来吆喝两声？”

供养八旗子弟成了清朝的沉重负担。各部八旗长官，最担心的不是军队战斗力，不是军纪，而是如何养活那么多张口。开支越来越大，朝廷的拨款是一定的，只能出现亏空，整个部队、整个体制都拆东墙补西墙，不堪重负。每当发钱粮的时候，就是长官们最头疼的时候。钱粮发得迟了，或者成分不好，就有旗人找上门来闹，吹鼻子瞪眼，大喊“祖宗把血和汗都流尽了，我们就该拿份铁杆子庄稼”，大叫“贪官无道，侵害良民”。官府还得好言相劝，不敢得罪。日子长了，赊账多了，透支重了，高低贵贱的旗人都牵涉其中，一致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就得出面，接下旗人们的烂账，拿公款补贴旗人的私债。

清政府在后期征收很重的税，相当一部分用来养活游手好闲的旗人了。

然而，大清王朝供养八旗子弟，维持他们高标准的生活是有条件的，就是指望他们在危难时刻保卫朝廷。晚清内忧外患，就需要八旗子弟出来“还债”，保卫朝廷了。清政府也很重视八旗军队的改良，引进先进武器，希望训练出近代化的八旗武装。退膛炮代替了旧式大炮，崭新的步枪代替了大刀，最新出厂的马克沁机枪代替了长矛，清政府把最好的武器拨给了八旗子弟，结果怎样呢？照样是形式主义，枪是领了，但被旗人锁在柜子里，看都没看；等到钦差大臣来阅操的时候，不得不杵着枪，站一会儿。建制是新的，训练是新的，办的差使也是新的，但旗人还是雇人去出操出工。辛亥革命爆发时，很多旗人连射击都不会，谈何抵抗？

一些长官也想有所作为。在革命前夜，他们多少感觉到了危险临近，不得不整顿军队，预做准备。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广州，驻防八旗编练了三个营新军，将近两千人。练了两年，广州将军搞实弹射击，下死命令，要求必须是旗人亲自射击。结果场面乱成一团，多数人雇人来装填弹药，只有少数人会开枪，至于能射中靶子的人，屈指可数。

不过，不知情的革命党人和新军官兵对装备先进的旗人还是很忌惮的，在战术上很重视旗人武装。毕竟旗人占着要害重镇，那黑洞洞的炮口、明晃晃的钢枪，都在那摆着呢！弄不好，要牺牲好多革命同志。结果，他们发现旗人压根不足为虑。多数旗人在枪响后，都乖乖待在家里，静候新政权来收编。少数旗人跑出家门，一哄而散。只有个别地区的旗人武装，担心反清排满风潮，害怕汉人也来个“扬州十日”“嘉兴三屠”，所以拿枪顽抗。革命军发现，对付顽抗旗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掩体藏好，听旗人噼里啪啦地放枪。等旗人子弹打完后，他们就会竖起白旗投降。旗人射击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言，只要不被流弹击中，革命军就可以保证零伤亡。如果等不及听完“枪炮交响曲”，你只消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一下，旗人也会投降。以致个别想抵抗的军官，无兵无将，无法“杀敌报国”。镇江的载穆就有心抵抗，奈何部下旗人全都要求投降，他只好一个人孤单地上吊殉节去了。

京师八旗的兵额最多，装备也好。尤其是禁卫军，在各支八旗队伍中算是先进的。皇室用它来贴身护卫。南北和谈达成，禁卫军兵心不稳。他们倒不是要挽救清王朝，而是担心清朝没了，自己当不了禁卫军，没了月钱和待遇。身为统领的冯国璋只好拿着《优待清室条件》，集合全体禁卫军官兵训话。他详细说明皇室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变，禁卫军照常当差，不会有变动。官兵还是出现**，哭泣声、叫骂声不绝，甚至有人持枪拔刀，大声鼓噪起来。冯国璋以性命担保，承诺与禁卫军进退一致。官兵们不相信，**愈演愈烈。最后，冯国璋登台高呼，如果大家不信任，可以推举两个人持枪日夜守在我身边，如果发现有违背诺言之处可以立刻将我击毙。禁卫军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平静接受了王朝覆灭的事实。之后，禁卫军被改编为陆军第十六师，冯国璋守信用，一直保证这群老爷兵的“待遇不变”。结果，由京师八旗改编而来的第十六师，上阵不行，闹饷在行，成了直系军阀的一大负担。

辛亥革命能够以很小的代价，相对和平地成功结束，旗人们也有一份“功劳”。革命党人如果事先降低一下排满的宣传调子，突出一下“五族共和”，申明保护旗人生命和财产安全，估计连那一小部分抵抗的旗人也会静静待在家里，等待新政权来收编。旗人对革命的“功劳”也会更大。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八旗子弟的马虎糊涂、懦弱无用，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八旗子弟是被王朝体制废掉的一群人。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缘关系获得稳定的收入，躺在一个体制上闲逸度生，坐享其成，换作你，人生也会被废掉，虚度终生。八旗子弟荒废的悲剧，给后世的制度设计、人事激励等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