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发生后，慈禧太后给曾国藩下达了两项任务：“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既不能得罪洋人，又不能委屈百姓，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要求，又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遗憾的是，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远在北京城里的衙门老爷们，考虑问题“全面、细致、周到”，只要能推卸自身责任和压力，他们根本不考虑底下的实情和经办人的苦衷。他们虽然让曾国藩去第一线主事，却并不授予他全权。曾国藩没有直接的外交权力，每件事情都要“请旨办理”。朝廷为了表示“高度重视”此事，平均三四天就给曾国藩颁布谕旨，指手画脚。事实上，谕旨已经给曾国藩规定了具体善后措施：查办焚烧教堂、杀害洋人的凶手；查办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

法国方面也提出了非常明确且异常强硬的要求。法国公使罗淑亚不仅要求惩治凶手，而且明说此案是天津地方官员主使行凶的，要求曾国藩交出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及天津总兵陈国瑞三人给丰大业抵命。如果不交人，罗淑亚扬言法国政府要派遣舰队远征中国，“便宜行事”。罗淑亚再三照会曾国藩要求上述三名中方官员抵命，并派翻译官德微里亚前来交涉。曾国藩置之不理，反问：“法使称府县主使，究有何据？”德微里亚口塞不能回答。

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当时，教案虽然已过去二十天，但天津百姓依然激奋不已，满城嚣嚣。官民上下都强烈呼吁对外强硬，拒绝退让妥协。曾国藩的轿子在街头压根就走不动，拦轿递禀的官绅百姓填街溢市。曾国藩“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潮水般涌来的人们不知道，在朝廷和法国的双重压力下，曾国藩并没有多少自主的余地。

曾国藩好不容易到衙门坐下来，天津地方官员又集体进谒。他们无一不主张排外，请求不惜一战，“或欲借津人义愤之师，以驱洋人；或欲联俄、英各国之交，专攻法国；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兵勇，应敌之师”。曾国藩深切感到“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这是第三股压在曾国藩肩头的巨大压力。

不仅是天津官民，全国舆论都要求对外强硬。天津教案成了同胞们发泄积怨，倾吐对中外现状不满，表达对强盛的渴望的窗口。很多达官显贵看到民心激昂，还主张利用民心，干脆撕毁之前的一切合约，与列强再决雌雄。比如，皇叔、醇亲王奕譞就信心十足地认为，可以借教案激起的民间**，将国土上的所有洋人都赶下海去。曾国藩先前镇压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在人们看来是可以复制到对外战争中去的。他们对曾国藩的“驱洋”“灭鬼”寄予了厚望。天津街头巷尾就到处传言，说皇上调曾国藩前来是为了驱赶洋人的。为此，曾国藩不得不贴出告示，表白自己此行只是“奉命查办”，绝对“不开兵端”。他希望能够“稍靖津人跃跃欲试之心”。舆论对曾国藩现在的期望有多高，日后的失望就有多深。

清廷似乎对全民舆论一无不知，屈从法国公使的要求，决心牺牲天津知府、知县。曾国藩只好遵命，“奏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革职，交部治罪。暗地里，他吩咐善待两位官员，又让幕僚给二人家里送去三千两银子，作为一时之需。

当时天津百姓团结一心，气势如虹。不少涉案百姓被捕入狱，城内外都视之为英雄，人人为之串供；没有被捕的涉案之犯，家家为之藏匿。曾国藩抓捕凶手一事，万分棘手。民间却已经将天津教案作英雄史诗般理解，画图刻版，印刷斗方、扇面，到处流传。有人还将之编成戏曲演出，虽然很快被曾国藩查禁，但人心的向背可见一斑。

曾国藩设立发审局，日夜悬赏线索、缉捕犯人、审犯求供。即便如此，案件审讯进展缓慢，就连被审之人的口供都不能敲定。审案官员千方百计、严刑峻法，都不能让犯人供认一语，即便供认了犯人也时供时翻。涉案百姓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勇于担当，纷纷说：“只要杀我便能了事，将我杀了便是，何必拷供。”又说，“官办此案是国家的事，我等虽死亦说不得，但不能令洋人来辱我。”曾国藩为百姓们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所折服，可又苦于百姓们设置的重重障碍，他感觉此案“节节棘手，越办越窘”。

北京衙门对曾国藩的劳累、苦楚视而不见，只看到案件迟迟不能了结，于是一日一函，语气越来越重，催促结案。“又要速，又要实，又要多，又要机密”，曾国藩的幕僚都认为朝廷“信笔豪言”，“何异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