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熙五年（1194年）春天，太上皇赵昚的生命走向尽头。

赵昚病重的三个月间，赵惇没有探望过一次。相反，他天天在宫中与李凤娘游宴。赵惇如此行径，完全丧失了人心。皇帝不孝，又不听劝谏，群臣只能将此归咎于自己没有做好大臣职分。他们纷纷上疏弹劾自己，请求罢黜。在奏章中，大臣们指出朝廷出现了道德危机，一向提倡的孝道没有得到执行，感到自己列位朝堂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受到惩处。奏章呈上去后，官员们按惯例都居家待罪，不去办公了。但另一方面，所有大臣都“待罪在家”，荒废了朝政，也是变相地劝谏皇帝，类似于今天的集体罢工。于是，朝廷上出现了“举朝求去，如出一口”、朝政无人打理的现象。赵惇依然对此置若罔闻。

六月，赵昚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临死前，他特别想见儿子赵惇一面，顾视左右，泪流满面，却说不出话来。消息传出重华宫后，舆论大哗。宰相留正、兵部尚书罗点、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舍人彭龟年等人不得不再次进谏，力劝赵惇过宫去与太上皇诀别。其中，彭龟年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头破血流，满身满地都是鲜血。留正则拉住皇帝的衣裾不放，哭着恳请赵惇一定要去见太上皇最后一面。赵惇只反复说“知道了，知道了”，一点没有起驾去重华宫的迹象。最后拗不过大臣的死劝，赵惇让唯一的儿子、嘉王赵扩代为前往探视。

六月戊戌日，过了五年寂寞、无奈、伤心的太上皇生活的赵昚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死前，宋孝宗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宫门，希望儿子的身影能够出现。重华宫那遗憾的长瞥，深深投射到了帝国政界中，随即掀起了汹涌的波涛。

太上皇死后，重华宫的内侍没有首先向皇帝赵惇报告，而是先去找了朝廷的重臣们。他们先去了宰相留正的私第和知枢密院赵汝愚的官邸，通知噩耗。赵汝愚闻讯，制止了内侍去皇宫报告。他担心李凤娘知道消息后，可能阻拦赵惇上朝，甚至是封锁消息。赵汝愚要求重华宫当天秘不发丧，隐瞒太上皇崩逝的消息。

第二天入朝，赵汝愚当着赵惇和满朝文武的面，将太上皇驾崩的消息禀告了皇帝，公之于众。大臣们边哭边请赵惇速去重华宫主持太上皇安葬的事宜。对于丧事，赵惇没有任何理由推托，不得不答应下来。这一次，群臣觉得赵惇怎么也得去重华宫主持父亲的丧事了吧。大家在宫门外列队等候了多时，直等到中午，还不见皇帝的影子。原来赵惇怀疑这是大臣们为了要让自己去见父亲，伪造父亲的死讯，下套让自己去重华宫。他心底里还是不愿意去那个并不太远的地方。就当群臣望眼欲穿之时，后宫传来消息说，皇上生病了，最近不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赵惇不出宫了，太上皇的丧事没人主持了。

宋王朝的政界就出现了危险的一幕：太上皇停尸重华宫，因为没人主事而无法入殓；原本应该主持一切的赵惇称病不出宫门半步。不知道赵惇到底是不相信父亲真的死了，还是被李凤娘所胁迫，或者两者都有。相反，北方的金国得到赵昚的死讯后，马上派遣使者前来吊唁。赵惇作为家属和君王，理应出面接待。但尴尬的是，因为赵惇躲在深宫中，金国的使团竟然无人接待。一两天之内，东南**。“时中外讹言汹汹，或言某将辄奔赴，或言某某辈私聚哭，朝士有潜遁者。近幸富人，竟匿重器，都人皇皇。”临安城里谣传满天飞，人心惶惶，有的人还收拾细软离开了临安。恐慌情绪还传播到了军队中。

宰相留正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无可奈何，只好跑去请八十多岁高龄的宋高宗的皇后、太皇太后吴氏出面主持丧礼。吴氏是驾崩的赵昚名义上的母亲，开始以“没有先例”为由一口拒绝为儿子主持丧礼，但禁不住留正和赵汝愚两人苦苦哀求，也考虑到局面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只好勉为其难，挣扎着出面主持了太上皇赵昚的丧礼。

赵昚停尸的尴尬终于解决了，但朝政的困局依然存在。朝廷政务不能没有人决断，太上皇入葬时不能没有后代出席，这些都怎么办呢？

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向宰相留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拥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监国代理皇帝职务。叶适说：“帝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留正采纳了这个建议，由他领衔、朝廷宰执多人附署，上奏说：“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大臣们对赵惇已经失望了，他们现在希望他能够允许赵扩以太子的身份出现在朝堂和葬礼上，缓解政治危机。

奏章递进宫去六天，没有任何回应。群臣都急了。六天后，那份奏章带着赵惇的批示从宫中出来了。上面多了八个字：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这是一句文不对题的回答。赵惇没有说是否同意立赵扩为太子，反而透露出了自己退位的意思。他真的是精疲力竭了。短短的四年皇帝生涯中，家庭不幸，政务荒芜，民怨沸腾，赵惇却没得到一丝的宽慰和休憩，怎么能不渴望退闲隐居呢？

宰相留正本来是希望赵惇早定太子，缓解政治危机，却不料引出了皇帝退位之意。这时候，留正身上暴露出了读书人的弱点：懦弱，不敢承担责任。他不敢再在临安的政治乱局中坚持下去了，更不敢在没有太子的前提下主持皇帝的退位仪式。留正隐约感觉到现在的困局，除非来一场宫廷政变，不然是难以破除的。从皇宫里出来，留正假装摔倒，扭了脚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后，留正马上以受伤为由，上疏请求辞去宰相职务。不等朝廷回复，留正就在第二日的五更天，潜逃出了临安城。宰相逃跑，临安人心更加浮动，朝政运转完全停滞。时人指责留正开溜是“擅去相位”。

赵昚与赵惇的家庭危机终于扩展成了整个宋王朝的政治危机。

打破僵局的关键任务落在了赵汝愚身上。

赵汝愚走上宋王朝的政治舞台，是一个例外。他是宋太宗之子汉恭宪王赵元佐的七世孙。他是赵昚的远房侄子、赵惇的远房堂兄弟。北宋开国的时候就规定宗室成员不能出任朝廷的宰执。帝国为宗室确立了优厚的待遇，用以交换他们手中的权力，压制他们的政治欲望。宋朝的宗室贵胄在享受丰富的物质同时，被温和地排斥在政治之外。但赵汝愚凭着真才实学和突出的政绩，考中了状元，还逐步升迁为掌握兵权的知枢密院事。尽管有人对他的升迁提出质疑，但皇室和多数大臣都支持赵汝愚担任这个职务。赵汝愚也兢兢业业，赢得朝野的赞誉。面对赵昚死后的危险乱象，赵汝愚觉得自己有必要出面解决皇室家务事，一来他是朝廷重臣，二来他是皇室远亲。

赵汝愚怎样才能打破皇帝撒手不管、太上皇尸骨难安的困局呢？